| 後現代主義不再是自由的守護神
文/舒 群
讀完《二十一世紀》第22期上關於當代藝術的幾篇文章，尤其是讀完司徒立和金觀濤的通信，使我不覺精神為之一爽。
事實上，早在80年代中期，我就在一個比較粗淺的程度上，感覺到後現代主義文藝給人類的精神文化生活帶來的危害，意圖倡導一種有別於古典藝術語式的新理想主義的話語模式。但一方面，由於當時我對後現代主義文化的理論基礎尚缺乏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解構思潮在中國還沒有徹底泛化，從而與傳統中國文化中的痞子精神相匯流，故這種對後現代的批評自然就缺乏堅實、充分的根據和鮮明的文化針對性。但在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文化情景顯然已不同於以往，自王朔開創“痞子文學”以來，文藝界正以日新月異的速度滑向垮掉派話語的深淵。在美術界，有“玩世現實主義”和“政治波普”；在文學界，有“第三代詩歌”、“後新潮小説”和“新寫實派”；在音樂界，有後崔健的搖滾和氾濫成災的港臺流行歌曲；在電影、電視藝術作品中，隨處可見粗製濫造的中、低八度話語（反理想主義話語）對高八度話語（理想主義話語）的貶抑和排擠。正是在這種追求理想的衝動已消失殆盡的歷史境況中，傳揚“崇高”、“理想”、“意義”、“責任感”等理想主義話語的工作，就逐漸顯示出了它鮮明的文化針對性和歷史性價值。
我覺得，金觀濤在第四封信中説“現代藝術的危機實際上是現代社會文化建設的危機”，的確把握到了現代藝術危機的實質，但我不能同意金觀濤和司徒立對後現代主義的理解。通信似乎認為後現代主義的本意是要對個人至上的多元化社會提出批評，以圖“恢復多元主體之間的溝通”，而我認為事實剛好相反，它不是要調解多元主體之間的差異和衝突，而是要把這種差異和衝突推向極致，甚至把“民族國家”這個“公共性”觀念也在人們的頭腦中消解掉，政治波普正是在這種動機下産生的。後現代主義要達到的目的是使多元主體變成絕對的東西，使每一個人都成為與他人在精神上毫無關聯的獨立的“家宅”。然而這種拒絕一切意識形態干擾的絕對個體化的人生態度，卻很自然地轉換成另一種具有普遍公共性特點的意識形態，即表現和傳揚人性本惡的意識形態。
從90年代開始，至少就藝術界而言，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嶄新的“意識形態”已逐漸取得了主導地位，使現今的所有藝術家（只要是想沾前衛藝術邊的人）都不得不接受一種惡劣與嬉皮摻半的風習的洗禮，否則你便不被承認為藝術家。我的幾位道德素質不錯的藝術家朋友就是在這種“社圈制度”的高壓下，被改造成“潑皮無賴”的。作為一個不被官方話語陣地所接納的前衛藝術家，我們比擁有其他社會身份的關懷藝術的人，更能深切地體會到這種“制度”對人的健康身心的摧殘。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已不存在一個實質性的、統一的社會制度，而只存在著某種小範圍的社群制度。如果社群中的個別成員不肯接受這個社群自然形成的、以某種無意識習慣的方式錶現出來的話語制度的統治，那麼這個成員就會被社群中的其他成員所冷落，並最終被逐出社群。由此可見，後現代主義至少在所謂的先鋒文藝界是取得了全面的勝利。我們看到，在後現代主義這種全面的勝利中，人類理想的余暉已被清除殆盡！人們在無聊和無奈的騷動、鬼混與機械勞作中打發著時光。這就是後現代主義帶來的多元主體的“徹底解放”所給予人們的“精神自由”。
尋其根源，這種敦促文明進步的逆向手法是從盧梭（J.J.Rousseau）開始的。按盧梭的意見，科學、文學和藝術是 “道德”的最惡的敵人，為此盧梭讚美野蠻人。這種見解在盧梭那個時代或許有某種進步性，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康得（I.Kant）稱盧梭為第二牛頓。依我理解，盧梭之所以讚美野蠻人，是因為在盧梭那個時代文明人已染上了某種疾病，這種疾病又是文明人所特有的，比如矯飾、虛偽。毛澤東更具體地指出了文明人的弱點，例如：“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挑擔”、“五穀不分，四體不勤”等等，並進一步站在盧梭的立場上喊出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口號。從盧梭以來，文明史沿兩條路線開始了“文明人野蠻化”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一條路線是從盧梭到馬克思，再從馬克思到列寧、毛澤東；另一條路線是從盧梭到尼采（F.W.Niezsche），再從尼采到存在主義，最後殊途同歸，到德里達（J.Derrida）完成了“文明人野蠻化”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的浩大工程。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是從社會革命入手，通過政治制度來強行貫徹這一知識分子（指所有有文化的人）改造方針；尼采、薩特（J.P.Sartre）、弗洛伊德（S.Freud）則是從精神革命入手，通過心理分析或話語誘惑來潛移默化地完成這一知識分子改造的歷史性任務。最後德里達在理論上説明瞭這種文明人改造的價值—消解邏各斯中心論在話語秩序上所建立起來的粗暴的等級制。
時至今日，我們所面臨的時代課題已與盧梭、尼采，乃至杜尚（M.Duchamp）所面臨的時代課題相去甚遠。目前，真正成問題的已不再是知識分子或知識青年的矯飾和虛偽，而是流氓、無賴對文明社會的威脅。我在去年某日報紙上看到一則報道，一群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將一過路婦女剝光衣褲毆打、調戲數小時，圍觀群眾達二百多人，竟無一人出面制止或報警。我平時很少看報，這則偶然讀到的報道使我深受震撼。我感到盧梭以來的進步口號已經蛻變為罪犯為自己開脫罪責的託詞。為此，後現代主義的話語已不再是自由的守護神，而有可能轉變為自由的敵人。因為沒有一個不斷趨向良序的社會制度的保護，自由這個詞就永遠只能是少數不法分子為所欲為的標誌。
1994年4月 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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