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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無疑改變了人們的生存方式以及看待社會的眼光。市場經濟的好處是“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這倒是很像藝術家做方案的思路，當然企業家的風險成本是更高的。但市場經濟的後遺症是我們這個社會世風日下，私欲橫流，以至於我們耳聞目睹的都是世俗化的資訊。我們已經生活在一個世俗化的景觀之中了。藝術教育産業化僅是這個世俗化景觀中的一個旮旯。
我讀書的時候(上世紀80年代)已經開始了大學的教育改革，二十幾年的路程走下來，情形是越來越讓人堪憂，改革的結果對大學來説不是正本清源，反倒使得本該清凈的院校也市場化了，而且是已經沒有退路的市場化。中國的大學，老繭本來很厚，改革原本就十分困難，但換個角度，如果教育也有生意可做，並且這也可以叫做改革的話，那麼學校的權勢者是當仁不讓的。這就是人治社會的便利，這是中國體制的傳統，是人際關係的傳統，自然也是大學的傳統。所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市場經濟面前很是不堪一擊，我這是針對整體現象而言的。
今天的美院還能給予學生什麼?藝術教育産業化後二級或三級學院，從這裡所出去的文憑究竟對社會還有什麼誘惑?在政府、投資者、支付高額學費的家庭以及與學生之間，它們在教育中的連結究竟意味著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延伸的問題可以很多，但我們的反思與切疼似乎總是滯後的。我們總是看到不斷生成的問題，而不去直面解決問題的真正緣由。
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地方，學生是國家的未來，一個學校假如把學生都當成賺錢工具的話，可以設想這個社會在整體上已經瘋狂到了怎樣的程度。今天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學校所能解決的了，它已經是社會整體在政治、經濟、文化運作中的一部分了。一個學校所出臺的政策與規定是很不靠譜的，因為它無法在法律層面上來加以對接。我們只要看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我們壓根兒找不到如何制約與監督教育産業化的條款，這無疑為官商的結合提供了契機。今天的學校，特別是大學，非常需要一部新的“教育法”，我們需要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使得學校回到它本來該在的位置上。有人説國外也搞教育産業，比如新加坡，新加坡每年大量招收留學生，以收取高額學費。但新加坡的教育産業是由政府的貿工部去推動的，教育部只管人才培養與創建品牌大學。教育與産業是兩套系統，是各盡其責的。而我們的校長，卻既是學者、教授，又時官員、老闆，在這個社會上，他們什麼都不想拉下，有利全圖了。也許，這就是中國特色。
回到藝術教育，産業化後的學科分類，很是趕社會的時髦，因為有利可圖，社會需要什麼，學校即刻就有相關的專業，這表面是為學生今後的生存做打算，但實際上，課程設置都是空泛的，學生進校後大有受騙上當之感。在這樣的前提下，許多學生進校四年，就一個字：“混!”我想，這已經不是一個特殊現象了，這是普遍的。
教師的情況就更加糟糕了，在學校的體制中，他們其實也與學生一樣，一個字：“混!”忙的重點是校外的公司，或是兼職。我覺得，現在都有“教授公司”了，這樣的環境，還談什麼人才的培養與大師的出現呢?這樣的體制，把教師的人格弄得非常扭曲，心胸也非常狹窄，每天在爭奪所謂“國家課題”的小圈子里弄得毫無人情味，這對傳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來説，難道不是一種羞辱嗎?這裡，我們就更不要討論、更不用奢望所謂公共知識分子的形象了。
學生是最無辜的。學生本來在中等教育的體制中，真正的啟蒙就沒有開始，而到了大學，照例應該在“自由之精神”的光環裏讓人格有所獨立，學會説真話，通過自我的啟蒙與思考而表達自己。但大學居然是如此熱鬧，一派拜金氛圍，這哪是靜心研學的所在，反倒是催生“私欲”現場。在這樣的環境中，藝術還能何為?
靜心思考中國的這個現實，我覺得導致今天的這個結果也是必然的。政府當年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但這僅是針對市場，而政治體制的改革幾乎是靜態的。如此，在老的政治體制與高速發展的經濟之間，它必然要激發出諸多的矛盾與問題來，而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使得政治體制的改革與推進變得更加積重難返，緩而又緩，這就是摸了三十年的石頭還不想上岸的原因，各種利益關係都在這個“摸石頭”的遊戲裏，輕易拆解不了。這也是一個連環套，教育的産業化自然也在這個環套之中。這裡，我忽然想起了惠施給後人留下的最難解的命題，這個命題是“連環可解也”，但面對今天的現實，“可解”在何處呢?上世紀90年代末期，中國思想界“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爭論，就是在探討“可解之法”，但對強大的國家政體來説，不過只是一種書生的説辭罷了。在今天，我只能説，政府才是真正的“思想家”，真正的“大師”。
當然，不管誰是思想家，誰是大師，我們需要一個法治的社會，我們需要一個公正與透明的監督平臺，依此限制與抗爭人治的威權。只有這樣，即便教育産業化了，我們還是能健康而悉心地重塑中國的大學形象與精神，復歸大學的一方凈土。我們需要一部新的教育法，在法治的層面上各負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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