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石濤山水畫藝術，我以為，有以下四點啟示，試作分述。
一、注重生活感受，以生活蒙養筆墨
當時的畫壇主流，是以四王為代表的復古派，整個集體似乎都處在懷古念舊的潮流中，他們迷戀古法，耽于筆墨構成，在書齋中做空頭文章，導致畫學衰退、精神式微。在這種形勢下，石濤走出南窗下，撲向大自然，借生活蒙養筆墨美性，以生活立定藝術精神，充分顯示出一個藝術家敢於反叛主流、勇於與時俱進的時代風貌。
比如石濤最擅長的“截斷式”構圖，就是來自生活中的切身體會，從而打破了傳統的程式化構圖，給人一種煥然一新的感覺。這些獨具特色的圖式，充分體現了他對於自然山水的“重識與尊受”。
二、畫道從心
石濤説：“夫畫者，從於心也。”道出了中國藝術精神的主旨。清初畫壇，一片摹古，畫家沉醉於古人的一招一式，至於“自我”早已喪失殆盡，“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古訓已然不再奉為畫學圭臬，致使畫家無“心”、筆墨無“我”。對此，石濤深惡痛絕，他強調，“夫畫者，從於心也”，心者，識也，即我之識見也。也就是説，畫是精神産物，畫應當是表述我的思想、我的精神，而不是別人的思想、別人的精神。如何使畫從於我心呢?石濤認為，首先要在生活中得到識的蒙養，即尊受，“先受而後識也”，有自己獨到的感受，才能建樹自己的識見與思想。所謂“借其識而發其所受，知其受而發其所識”，這樣，即使借鑒古人，也不會湮滅自己的真知灼見。總而言之，從於“心”，必起于“識”，而“識”存乎自然造化之中，尊“受”得“識”，有我之“識”方有我之“心”，有我之“心”，方有我之“畫”。正如石濤所説的：“畫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心受萬物，萬物受天，天受道，道法自然，由此，“吾道一以貫之”。反觀當下山水畫，要麼巨細形體，如風景畫，唯物是從;要麼筆墨遊戲，標榜高逸，唯我獨尊。石濤的“從心説”，無疑是一劑專治兩極端的良方，用現在的話來講，心者，就是意境也。山水畫要有意境，意境是山水畫的精神，意境來自心物的融合，來自主客觀的高度統一，偏執一隅，都是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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