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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説傳統博物館教育還具有教導人怎麼做一個有品味、有教養的人的可能的話，那麼後博物館教育則意在為人們提供一個重新認識世界的方式和視角，不過也不能否認這樣的觀看和認知本身就帶有批判性眼光的可能。問題是，不論如何教人如何有品味、有教養，還是如何開啟人重新歷史和現實的視野，都在博物館(包括後博物館)這一現代性事件的範疇內。而一旦作為一個現代性事件，其自然地被賦予了諸多現代性症候。因此，今日之問題不是博物館與後博物館之爭問題，而是如何重啟古今之爭(古代與現代之爭)，即如何重新反思和批判博物館(包括後博物館)及其教育本身的問題。需要贅明的是，反思與批判並非是否棄博物館本身，而是通過反省和檢討如何展開其新的視野。這與其説是對博物館教育的討論，毋寧説就是對現代性本身的反思。易言之，正是在對博物館本身展開反思的前提下，我們有必要須先對後博物館及其反教育的教育展開反思。也就是説，我們固然認肯以其作為窗口重新開啟認識世界的方式和視野及其意義，但我們也不能否認視野的開啟不僅失卻了原本博物館教育的品質，而且還依然處在現代性框架之內，並未形成對現代性本身有效的反思。這事實上也意味著，即便是傳統博物館教育本身，也依然處於反現代性的現代性這一吊詭中。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至少通過反思和批判後博物館現象，使得我們對現代性本身有所自覺。
反思現代性並非是為了否棄和拒絕現代性，相反，恰恰是為了重構現代性。列奧·施特勞斯重啟古今之爭也並非真是為了回到過去，尼采、海德格爾的沉思與實踐已經證明，是回不到過去的。但是，恰恰是因為回不過去，反而更應該去回。回的意義不是為了重返過去，相反，而是為了反省今天。這也意味著，解決身份區隔及其空間之爭的問題迫切需要的是不再沉迷于這一既有的現實層面上，而是要重新回到其歷史演變這一時間維度上。作為古今之爭的開啟者施特勞斯的弟子，艾倫·布魯姆尤其尖銳攻擊西方學術界近年來大談非西方文化的時髦即所謂“雜多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認為這種“文化民主化”時髦其實根本就沒有向非西方文化學習之心，而只是把美國流行的“文化研究”特別是性別研究、種族研究或同性戀研究這類“政治正確的學術”輸出到非西方國家，恰恰是一種“恩賜”心態，是一種“偽裝的新帝國主義”和文化上的“美國和平隊心態”。可見，布魯姆所貶抑和攻擊的對象中已經包括了我們所謂的博物館教育和後博物館教育。特別是後者，本身就是“政治正確”的産物。
當然，這樣一個背景並不是意味著教育或博物館教育本身不重要，相反，它恰恰很重要。而古今之爭命題及其實踐的落腳點也恰恰在教育。如果説博物館是一個現代性事件的話，那麼博物館教育事實上就是現代教育。因此，反思現代教育不是否棄教育，而是重構教育，重構現代教育，從而賦予現代教育以應然品質和價值基礎。從柏拉圖《理想國》到盧梭《愛彌爾》，中心問題都是教育。柏拉圖説：“教育在其最高意義上而言就是哲學。”教育即政治哲學。而盧梭對柏拉圖的抵抗也已證明教育無疑是控制生活方式的惟一有效而正當的途徑。易言之，今日以柏拉圖對抗盧梭，並非是重返柏拉圖時代，而是反省和重建盧梭時代。同樣，以前博物館教育對抗博物館教育(包括後博物館教育)，並不是否棄博物館而重返前博物館教育時代，而是為了檢討和再造博物館和後博物館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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