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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外來人員”、“流動人口”等稱呼逐漸被“城市新公民”取代，但是堅不可摧的戶籍壁壘依然存在。城市接受了“新公民”多年來的貢獻，卻在高考時無情地“拋棄”了他們的孩子。12月5日，報名參加2011年北京高考的考生資訊準時封存。就在12月前後，在北京就讀高三的非京籍學生要回戶籍所在地報名參加高考。北京高考考生數量的漲跌，與他們無關。對於北京，他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他們的高考是“年年歲歲花相似”的故事。這似乎是一個老話題，重復、毫無新意，然而，今年又有些不同。在他們身後一向選擇沉默隱忍、無奈接受現實的父母，開始團結起來，有一萬多人共同發出響亮的聲音——呼籲孩子在京高考權。(12月9日中工網)
在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民工子女教育，不只是中國農民的家事，它實實在在是國家和全民的國事。當前我國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狀況不容樂觀，這與教育排斥不無關係。農民工作為“失語的邊緣人”，他們毫無疑問是社會下層的一個典型代表。因此其子女的受教育狀況就更能反映教育排斥在當今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表現。
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所對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數據分析表明：2005年，14歲以下農民工隨遷子女數量達到1314萬。據預測，至2020年，我國農民工數量將進一步擴張，農民工隨遷子女數量將達到2000萬左右。
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實現教育公平，必須實現農村和城市教育的公平，而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是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子女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權利。這就需要消除戶籍的壁壘。
戶籍制度的本質是與計劃經濟一脈相承的。它在限制人口流動和製造了城鄉分割的同時，嚴重地加劇了城鄉差別，導致了中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兩重天的不和諧局面。這種制度的弊端表現在它直接導致了城市居民和農民在所有制、流通、交換、分配、就業、稅賦以及教育、醫療、養老、勞動和社會保障就業、住房等各方面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的不同。
農民工子女教育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是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成本，這個成本需要政府、全社會和農民共同來承擔，而不應由農民獨自來扛。農民工的後代，原本因為家庭經濟條件的改善可以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成為農村走出來的最有希望的一代。但如果他們目前的教育環境不能得到很好的改變，出現進城的“流動兒童”被社會“邊緣化”，在農村的“留守兒童”被家庭“邊緣化”，那他們離“毀掉的一代”就不遠了。
像北京這樣的首都城市，接受了“新公民”多年來的貢獻，卻在高考時無情地“拋棄”了他們的孩子，于情于理都是説不過去的。現在有一萬多人共同發出響亮的聲音——呼籲孩子在京高考權，這其實也是全社會的共同呼喚——取消歧視，讓農民工子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權！錢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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