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夏天，我受管鬱達先生之邀，去成都參加他策劃的一個展覽，期間碰到了川音美術學院的王承雲教授。王承雲拿了他帶的試驗班不少學員的作品給我看，那些風格迥異的作品與試驗手法讓我耳目一新，頓時覺得眼前一亮。此前，我對川音美術學院甚至抱有過一些偏見，記得曾經對他們學員表演的一個行為藝術還發表過批評看法。但這一次讀到王承雲拿來的作品後，我原來的偏見一掃而光了，不僅如此，我還油生出一種欽佩。在這樣一所剛成立不久、非重點的美術學院，能夠培養出這麼多讓我刮目相看的學員和作品，當然跟老師的教學理念與輔導思想分不開。也許正是因為地處邊陲，又是新學院的緣故，像王承雲這樣從德國回來的藝術家，才能將新的教學思路帶過來，從中試驗各種可能，探索各種途徑。如果是換成老牌美術學院，受各種師承關係的制約，是很難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在教學上吸納新的創意的。這使我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中國的藝術教育這麼難改革?
中國目前的藝術教育，基本上還是沿襲的五十年代模式，即徐悲鴻創見的技術主義道路。這條道路是以寫實主義為中軸，分離出國、油、版、雕四大門類，各門類之間雖然有著技術手段的不同，但實際上都是為了服務於一種意識形態。近三十年，國家實行改革開放，藝術教育也有所觸動，首先是為一種意識形態服務的標準打破了，由此增設了不少新的係類。但是，專業雖然增加了不少，根本問題卻仍沒有得到解決，那就是意識形態.瓦解之後，藝術教育何為的問題仍然被懸置了起來。這種懸置使得此前服務於意識形態的藝術教育變成了討好市場的藝術教育，各種門類之間的關係不是拉近了，而是更加疏遠。因為離開了一個既定的標準，各門類之間只有不斷突顯自己特有的技術優勢，才能在市場條件下獲取生存。最近一年多，我接觸到文化部一些直屬的協會，比如油畫協會，國際書畫藝術研究會等等。一個突出感覺就是，這些協會在脫離了原先的政治任務之托後，紛紛跑到了市場條件下搶羹分。油畫協會當然是要強調油畫的分量，書畫研究會肯定是要倡導國畫的價值。這使我聯想到藝術教育的改革問題，其實並不是出在制度本身，而是出在一部分教師們狹隘的偏見，以他們自己的專業所長在市場上獲得的聲譽影響後人，以至於加劇了技術主義在學院的氾濫。那麼，藝術教育到底應該教會人什麼呢?還是讓我們回到1949年之前的傳統吧，也許在那裏我們能夠獲得更多的啟迪。
早在上個世紀初，蔡元培就提出過“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這是我們已知的關於現代藝術教育的最早啟蒙。事實上，在傳統中國，藝術教育雖然沒有被近代這樣提到宗教的高度，但是作為一種文人士大夫階層必備的修養，更多還是跟思想史相關聯。正所謂“大道無術”，説的就是藝術修養不是技術操練，而是精神層次的提升，實際上是跟文人士大夫的道德情操與文化修養密不可分。所以，至近代以來，思想家們的啟蒙，首先就是從藝術即美術的啟蒙開始。正如魯迅早在1913年所作《儗播布美術意見書》一文中指出的那樣：“美術可以表見文化，凡有美術，皆足以徵表一時及一族之思惟，故亦即國魂之現象;若精神遞變，美術輒從之以轉移。”在這裡，魯迅把美術説成是國魂之現象，可見，美術在他們那一代人心裏有多麼重的分量。當然，魯迅他們那時候提到的“美術”，並非我們今天理解的美術，而是等同於今天我們所説的藝術，泛指音樂和美術甚至文學等一切與審美相關的精神創造活動，絕不是後來藝術教育中突顯的技術。民國時期，涉及這方面的研究與討論還有很多很多，王國維、呂澂、范壽康、戴岳、朱光潛、宗白華等等都曾對此有過涉獵。正是因為這些人對藝術精神的重新發現，以美為特徵作為現代思想的啟迪，才開創了一個啟蒙時代。對於我而言，那是一個無盡嚮往的時代，這不僅是因為那個時代思想自由，更因為思想者們能將這種自由的理念貫穿于他們的教學實踐。正如“五四”前後的北大，三十年代的西南聯大在教學上的開放引活、多元並蓄一樣，可謂是真正實現了海納百川的大文化理想。我始終認為，當代中國的藝術教育，只有回到那樣的一個起點才可能會有希望。也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我對川音美術學院的這種開放式教育産生了興趣，尤其是他們偏于野路子的藝術實踐，在我看來，正是對今天中國藝術教育中那種固有成見的破除，而這種破除又有誰能否認不是一個更高意義上的重新樹立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