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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河流一樣，非主流的東西一端是在喜馬拉雅山，冰雪融化，無數條涓涓細流匯攏，一路奔流最後匯入長江黃河。50年前所謂的離經叛道，50年後可能就是社會主流。我只是把這個平臺搭好，把後勤保障做好。
號稱“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劇場”的上海文化廣場劇場，2011年7月建成。上海，再一次用歷史的豐厚遺贈、不斷拔地而起的巨大藝術場館以及喧囂沸騰的商演市場，向國人證明自己不愧為當今中國最具“文化霸權”的兩座城市之一。而與此同時，熱鬧了一個夏天的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歐美當代戲劇季，也用翻譯劇的紅火映襯出了原創劇的慘澹。在話劇中心7月份的劇本討論會上，12個劇本中只有1個是原創，而英國皇家宮廷劇院每年能收到3000多個原創劇本。中心的副總經理喻榮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對戲劇原創力的孱弱不勝感慨。
沒有藝術家是一從娘胎裏出來，就帶著作品正步邁進藝術殿堂的。天賦也許莫測高深，但絕大多數人還需在後天不斷嘗試、排演、錘鍊，失敗再失敗，戲劇尤其如此。就在上海林立的藝術大廈之下，在龍漕路舊廠房裏，有一個被稱為藝術樣板房的地方——下河迷倉。它不是房地産商慈悲為懷的産物，只是一個專供不成熟的藝術家打草稿、希望通過溝通促使文藝政策越來越寬鬆的場所。
人稱“戲劇狂人”的王景國，1982年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美術系，曾在政府部門短期任職。1991年受美國RAGDALE藝術基金會邀請赴美，後定居紐約，並多次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曼哈頓蘇荷、紐約洛克菲勒中心以及法國、日本、中國港臺等舉辦繪畫作品的個展和聯展。1999年，王景國回國在上海投資創建了“真漢咖啡劇場”，2004年又投資創建“下河迷倉”。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楊紹林總經理在某次談及上海的民間社團、小劇場演出、非主流戲劇之種種時，説他曾悄悄去過“下河迷倉”，他要向王景國致敬。説著，還舉起兩根手指從額前劃過，像美國大兵那樣行了個禮。為什麼呢？他沒説。7年來，大多數時候都是一群熱愛小劇場話劇的青年在這裡排練，免費演出，而今年開始有畫家在此打草稿。7月上旬，張展的油畫作品展《零年代的“龍鳳時代”》終於在經歷了舊廠房的陳列之後，登陸上海美術館。
非主流的存在關係到整個生態
新民週刊：“迷倉”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王景國：藝術的發生和人的精神的發生，它是一個“迷”的狀態。而精彩恰恰就在這裡面，搞藝術的如果沒有這個感覺，那他的藝術不會精彩。藝術是一種物質的、精神的、個性的反映，也許是天意，藝術家本人也説不清楚的，撲朔迷離。我當時建這個空間的時候就想，這裡原本是倉庫，現在肯定要建成藝術主題的，到底是什麼呢？這是個迷，不是謎底的謎，而是迷路的迷。但對藝術家來説，這裡是他的一段人生歷程、路途，是在一種迷的狀態下在走。《周易》裏面有句話叫“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任何事都是先“迷”。“迷”分兩個意思，一個是思想的迷，一個是行走過程中的迷，肯定要迷一段時間。但堅持下去到一定時間，沒準就得“主”了，到達你的目的地了。而這一刻結果已經不重要了，精彩的都是過程，一個人的思考就體現在這中間。中國的工藝美術是世界一流的，可以腦筋動足、一絲不茍地把一個小東西做到極致，但是反映思想、反映社會人文的大作品卻沒有什麼，從古代到今天都是這樣，不大願意去張揚思考、思想。但樂觀一點看，現在是個轉型期，越來越多的人會意識到思想的重要性。
新民週刊：是不是説，如果大家都主動思考、樂於表達，其結果可能會自然而然匯整合所謂的主流，而這又是個體自主選擇的結果，符合人性？
王景國：對，所以我老在提倡生態。我覺得首先該接受文化教育的是管文化的一些官員。我這兒事挺多，經常會有上面來檢查，我對他們都很認真的，我會把我的觀點告訴他們。我“迷倉”的定位是非主流，非主流的存在很重要，它關係到整個的生態。毛的時代把之前非主流都斬掉了，把下面的非主流都按照主流來調教。有句話非常對，大致意思是任何時代，都是非主流引領未來主流。就像河流一樣，非主流的東西一端是在喜馬拉雅山，冰雪融化，無數條涓涓細流匯攏，一路奔流最後匯入長江黃河。50年前所謂的離經叛道，50年後可能就是社會主流。藝術是這樣，思想也是這樣，都在於精神的引領，否則它有什麼價值可言？
新民週刊：你認為鼓勵創意就要勇於打破舊的東西，但是一些專業人士對於文化藝術的改革，比如戲劇戲曲的創新，是有異議的。
王景國：是啊，這就要看管文化的懂不懂文化了。我們也不指望他們個個有激情、有理想，但你起碼要知道文化藝術是咋回事。在我看來，過去的東西該保護的就要保護，國家每年應該給它資金養著它，不要亂動它，讓它原汁原味，就當它是大熊貓。而對於年輕人，他有很多觀念，就要鼓勵他、支援他去創造。重要的還是體制、政策。一位大師説得好：文化的最終成果是人格，對一個國家是這樣，對個人更是如此。
新民週刊：“迷倉”出現的意義何在？
王景國：為什麼弄這個“迷倉”呢？其實就像房地産商賣房子一樣，先建一個樣板房。現在的政府官員你跟他講他不一定懂，你非要造一個樣板房給他看。我就是把這個立體的模型建立起來，讓他們看到藝術管理、藝術源頭的發生是這樣一回事。而我的做法，對於管我這一塊的人來説，多多少少起了一點作用，它在慢慢促使這個體制越來越寬鬆。比如作品審查制度，我説我這裡演出的作品是不會報給你們批的。第一，我是一個企業，這在我的經營範圍之內；第二，我這裡做的戲劇都是實驗性的，説白了，這裡就是一個給戲劇打草稿的地方。戲劇是一種空間形態，必須人在，燈光亮起來，集體創作，即興發揮，還需要觀眾形成互動，才是一個整體。我們不是總説要跟西方接軌嗎？這就是很重要的一步。西方的戲劇已經在立體創作了，你還在編劇是編劇、導演是導演？好，既然是一個打草稿的地方，難道我打草稿還要人批嗎？而且，這裡的草稿多數是打不成的，天才畢竟是少數。但是對於一個可能成為藝術家的人、可能形成的藝術團體來説，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他可以通過打草稿建立自信、證明自己，沒準就走出來了。也可能打了幾遍發現自己根本不適合走這條路，然後不做了。在這裡，他得認清自己，別把興趣當素質。我這裡舉辦的畫展，也是這個畫家正式辦展之前的一次陳列，可以聽聽專家和愛好者的意見。總而言之——這就是一個立體打草稿的地方。這裡的藝術發生肯定都是不成熟的，成熟的我也不會讓它進來，借我這裡排練然後出去商演的，我一概拒絕。
新民週刊：“迷倉”在運作的過程中遇到過尷尬的事情嗎？
王景國：“迷倉”有兩個節：一個是迷倉電影節，一個是秋收季節。從2011年起“秋收季節”不僅是戲劇了，它將是一個相容並蓄的藝術平臺，百分百純民間的平臺。也許20年後，它會是上海具有代表性的一個藝術節。這樣的東西，我不會報批，但我會報告。定下來之後，我肯定會準時開。作為一個企業，作為一個獨立單位，我定整年的計劃乃至計劃的延伸，那是我的權利，你們管不著。否則我也沒法做事了。我可以把圖片、梗概都發給你看，你覺得哪幅畫不好，哪個戲有問題，你儘管提出來。
有戲，它才叫劇場
新民週刊：當年真漢咖啡劇場為什麼會關掉呢？
王景國：朋友們一鼓動我就回國了，他們跟我説應該弄個咖啡劇場，為自己做點事情。“咖啡戲劇”，它作為戲劇的一個分支，中國之前是沒有的，我們正好補了個缺。在真漢持續運作的兩年間，這裡演了8部戲，280多場，對於當時還不熱的小劇場演出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我當時做得很猛，一個戲在演另一個戲就在排了，自己搞劇本、聘導演。但從商業角度來説，定位是錯誤的，劇場就是劇場，酒吧就是酒吧，賣點一多就混亂了。到最後，人家光知道“真漢”是劇場，咖啡館沒有客人，劇場掙的那點錢反過來還要負擔咖啡館的成本。而我原本是希望酒吧和咖啡能幫助戲劇的演出，但沒想那麼複雜。其實，這也不是不能做，而是要換個方式做，比如跟旅遊業掛鉤。上海跟紐約有點像，都是文化的集散港，文化就是它的山山水水。但是旅行社跟中國現在的演出結合不起來，因為你今天演明天不演，怎麼簽合同？國外有的戲可以演15年20年，一個禮拜8場鐵定的，它就可以合同化了。中國到現在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新民週刊：國內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戲劇作品可以長演不衰、駐場演出，雜技倒是做到了。
王景國：這是政府要想的問題。比方説我跟一個劇場談，準備把觀看話劇演出作為半年後旅行內容的一部分，並且合同化，但是劇和劇場都不敢跟我簽。更何況，剛起來的年輕人。你讓他上哪兒去租一個劇場？這對文化、對民間力量的生存也是有害的。劇場是戲劇發生的地方，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戲劇的話，你拆了它都可以。不就是一個空間嗎？因為有了戲劇，它才叫劇場。人們會説百老彙有多少戲，會説“我們去看《悲慘世界》”，“我們去看《劇院魅影》”，而不會用劇場數量來標榜。一個戲能演20年相比之下更重要。其實無為而治、自然而然最好，國家不要管它，只要它沒有侵犯到他人的合法權益、人身自由。這一點美國做得最好。
讓藝術回歸自然
新民週刊：現在大家都在學百老彙、學倫敦西區，你怎麼看？
王景國：學不好的。他們沒有做錯，但問題在於他們的立場是在體制之內。他們現在的語境非常尷尬，叫前不著村後不著店。他們比我難，婆婆多，要政府意識到這一點，在體制改革中間慢慢地解決。有一些人天生就是搞戲的。有喜歡演的，就有喜歡看的，這是天生的。梅蘭芳就是梅蘭芳，你讓梅蘭芳當黨委書記，讓他給奧運會弄個戲，那就不是梅蘭芳了。他就像一朵花，你就應該讓他回到自然狀態去。你創作了戲，你就去演吧，只要沒有超越法律界限，你的劇場沒有消防安全隱患，那你就演唄。演得了，你就演；演不了，你就關張。藝術其實就應該這個狀態。對藝術家本人、對産業都是好事。戲多了，戲好了，政府也就省心了。
新民週刊：你反對戲劇産業的提法？
王景國：對啊，你只要一賣門票就叫商業演出了，試問天下哪有看戲不給錢的？這點錢不能叫商業的啊。到什麼時候才能叫呢？比如百老彙的《貓》，有紐約版的、東京版的、雪梨版的、倫敦版的，變成“貓”公司，形成了托拉斯，可以到處拷貝上演，這才能叫“産業”。咱們的戲光賣這麼點門票，這叫商業戲劇？
新民週刊：時代不同了，藝術家也不一樣了，管理應該也不一樣？
王景國：我們這代人，包括我之前一代，是努力想成為國際化的人；而“文革”之後那一代，尤其是80後90後出生的，天生就是國際化的人。我們之間思維邏輯、語言方式完全不一樣，政府和媒體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麼個界限。所以我這裡搞戲搞節的時候，去年定下來，評委平均年齡不能超過40歲。現在這種資訊化時代，一個25歲人的作品，你讓一個60歲的人去評？不公正的。而我作為出品方，盡可能減少話語權。我只有選一個人來當藝術總監或者評委會主席，我不干預，給你權力。搞好搞不好都是你的責任，我只是把這個平臺搭好，把後勤保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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