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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魁智:上春晚是責任 不是混臉熟

藝術中國 | 時間: 2010-07-22 15:20:02 | 文章來源: 新京報

于魁智:上春晚是責任 不是混臉熟

原來只需要經營自己,如今卻要面對整個京劇發展的課題。新晉副院長于魁智似乎已經做好了準備。資料圖片/IC

于魁智這幾個月有點忙。今年三月剛剛上任國家京劇院藝術指導兼副院長的他,不僅一口氣交出了五部大戲參加下個月舉行的文化部“國家藝術院團優秀劇目展演”,而且還要在其中一部戲《滿江紅》裏領銜主演。從演員到副院長,身份的轉變似乎對於魁智來説沒有什麼不同,他仍舊因為排練而忙個不停。

■ 人物簡介

于魁智

1961年12月15日出生於遼寧瀋陽。著名京劇老生演員,現任中國國家京劇院副院長兼藝術指導。代表作有《彈劍記》《滿江紅》等。

談展演

繼承傳統也要推陳出新

新京報:8月份國家京劇院有五齣大戲參加文化部中直院團展演,據説從陣容到規模與其他院團比都排在第一位,有什麼亮點嗎?

于魁智:我們應該是這次展演中規模最大,陣容最強,而且也是劇目最多的。很少有院團能一下拿出五部大戲,説明國家對於民族藝術的重視。而且這次我們是老中青幾代藝術家同臺合作,從七十歲到二十歲出頭,演員年齡跨度有五十年。這樣做,青年演員不但能在藝術上學到東西,也讓他們學到對藝術的嚴謹態度,包括做人的態度。

新京報:那作為藝術指導,你主要指導什麼?

于魁智:這些年國家京劇院所排演的劇目,也延續著老藝術家開創的風格,無論是傳統戲還是新編戲都是在傳統基礎上帶有創新和發展的思路。如今讓我做藝術指導,覺得還是要把握住國家京劇院的藝術創作方向和藝術風格。五部戲中,除了《曙色紫禁城》是新編歷史劇外,其餘四齣戲《滿江紅》《柳蔭記》《大鬧天宮》《楊門女將》,都是幾代藝術家的智慧結晶,是經典保留劇目。用我們新一代京劇人對劇情、人物等的理解,加以加工提煉,使它更能順應時代的要求,滿足新觀眾的審美需求。

談上任

還沒到坐辦公室的年齡

新京報:作為副院長,行政工作和你的藝術創作有衝突時怎麼辦?

于魁智:我從上任到現在,在辦公室的次數恐怕都不超過十次。我覺得這個職務是領導的信任,同時我自己有這個責任。但我畢竟還是演員,觀眾想看到的是我在舞臺上的精湛表演,所以我基本上還是和同仁藝術家在一起的時候較多。我覺得現在沒到坐辦公室的年齡。不過國家京劇院新一代領導班子建立後,都對劇院發展有新的認識和要求,而我是主管藝術的院長,確實跟過去不一樣了,現在不但要考慮到劇院裏三個團和其他業務部門的工作,同時還要平衡很多工作。

新京報:在你看來國家京劇院的演員,如今付出和所得能夠平衡嗎?很多地方院團就因此流失了很多年輕力量。

于魁智:我覺得可以。可能有些人會説,你是主要演員,你的收入肯定跟別人不一樣,站著説話不腰疼。但我經常會關注我身邊的年輕人,常常問他們工資條上多少錢?因為中直院團和北京市包括其他地方院團相比,雖然職稱級別同等,但待遇相對低一些。但這要看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固然一些年輕演員要租房、成家,要改善生活,但國家京劇院在其他方面給演員創造了很多條件,很多東西也是要通過自身努力才能得到的。

新京報:能舉例嗎?

于魁智:比如李勝素和我,一個是農民的孩子,一個是工人的孩子。李勝素的父母,現在還在家裏種地,只有她一個人幹這行。就在前兩天,她還擔心天氣不好會影響家裏的地。而誰也想像不到,我爸爸是八級鉗工,我從小是在機床旁邊,聽著機器的轟鳴聲,看著鐵末子,聞著機油味長大的。我是地地道道的工人的後代,沒有任何背景,沒有任何基礎,就是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讓家人、父母和孩子,過上安定舒適的生活。因此我覺得不要抱怨説待遇各方面,如今已經好了很多,年輕人每個人都有他們的住房補貼,最高的一個月大約有一千二百元。演出也是多演多得。

談專業

京劇是“角兒”的藝術

新京報:像以前曾有一種説法,説京劇可以成為博物館藝術了,你怎麼看?

于魁智:我來到國家京劇院已經接近三十年了,從來沒有感受到京劇是要進博物館的藝術。我對京劇的信念,幾十年如一日。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機遇,看你如何去把握。成天坐在家裏,文戲不吊嗓子,武戲不練功當然什麼機會也不會有。我們每年12月30日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新年京劇晚會。這一活動已經形成了品牌,連續舉辦了十七年。這既給了京劇演員無上的光榮和尊嚴,同時也是向世人宣示,國家對於傳統文化,對於京劇藝術的高度重視。

此外,沒有一個國家會在一個國家級電視臺,專門拿出一個頻道,一年365天24小時宣傳戲曲,不單是京劇;沒有一個國家會連續從1997年到現在十幾年,培養了五屆高學歷的京劇藝術人才研究生,同時現在又開辦了極其有針對性的,有指向性的流派傳承班。可以説,我們趕上了好時代。京劇發展在我看來,不是要搶救或者面臨危機,關鍵是要有好作品、好演員。

新京報:國家京劇院自然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可是,對於很多地方院團來説,花了錢排的戲還是評完獎後就被打入“冷宮”,上演也是賠錢。你怎麼看這個現象?

于魁智:對於地方院團,這個現象確實很明顯。我也經常走南闖北和其他院團合作。比如《走西口》(線上觀看)和山西省京劇院合作,他們團風很正,很純樸,但是他們的發展就會受到客觀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受地域和方言的影響,另一方面就是缺乏人才。京劇藝術,用行話説,是“角兒的藝術”。很多觀眾是衝“角兒”來的。比如一説到《四郎探母》,大家馬上想到李維康、耿其昌。有他們這個戲就上座。所以我覺得,一個劇院的發展一定要培養和吸引優秀的人才,沒有人才,有再好的作品,再好的經濟條件和再多的領導支援也不行。

談自己

上晚會不是混臉熟

新京報:那麼你是學余派的,如今人們卻説你自成一派,想聽聽你自己怎麼説?

于魁智:我是沒派。有人説你過去學余派、楊派,現在又學李派,結果哪派都不是。可我覺得,只要臺上用得上的,我都要學,這是基礎。就像當年我自報家門跑到李明盛(楊寶森的弟子)家登門求教,後來我在中國戲曲學院四年內更是學了近三十齣戲,連《八大錘》《車輪大戰》我都學。我有《林沖夜奔》的基礎,再唱《野豬林》心裏就有自信,尤其分到當時的中國京劇院後,這些傳統戲都是常演的劇目,馬上就得到了鍛鍊的機會。包括這次演出的《滿江紅》,這個戲不僅在大陸,在台灣也很受歡迎。今年十月我們還將把這部戲帶到台灣,據説目前的門票在當地已經領跑我八場戲的所有票房,而且這次的票價也是我之前十五次帶隊去台灣演出中最高的一次。

新京報:你如今劇院的演出這麼多,還要參加各種晚會和活動,有沒有想過放棄另一頭呢?

于魁智:這些年,對於我參加晚會,很多人不理解,包括春節晚會。有人説,你出來半分鐘唱一句,圖什麼?是混臉熟吧。我覺得這是責任。我經常跟同事朋友説,我現在唱戲不是為了吃飽飯,不是要改善生活,也不是為了出名,因為我走在希臘、埃及的大街上,都能有人喊出我的名字,這讓我壓力很大。我知道這都因為這些年媒體對我的宣傳,因此我也有責任通過我的努力,去展現新一代京劇人的精神風貌。這就是為什麼五個小時的春晚,哪怕只有半分鐘有我的一席之地,我都要搶佔這樣一個份額。而且除了演出,我們也有普及和傳播京劇,培養青年觀眾的責任,包括去台灣。從1993年海峽兩岸開通文化交流以來,名劇名家去得越來越頻繁。袁世海先生當年去演出,過道上都會站滿人。結果我們的到來對台灣京劇院團衝擊很大,影響也很大。他們三個團只能合併成了一個團,也就是現在的國光京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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