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常嘉煌在黨河絕壁上噴繪巨幅壁畫《飛天》。受訪者供圖

現代石窟鳥瞰。堅硬的砂礫岩上迄今未有一個洞窟完工。受訪者供圖

1號窟用來放大復原流失海外的敦煌藝術珍品。

一名澳大利亞畫家在現代石窟留下的作品。 南都記者 盧斌 攝

我們應該給後代留下什麼東西，目的就這麼簡單。

現代石窟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不像父親保護敦煌是有答案的。　　　　　　　　

——— 常嘉煌

西元366年，大泉河碧波盪漾從三危山的溝谷中涌出，出家人樂僔見千佛顯現真容，于河西開鑿莫高窟首個石窟，敦煌開始建造一個連綿千年的偉大工程。

1600多年後，大泉河幾近乾涸，而在離莫高窟59公里的黨河斷岩上，有人想重啟早在14世紀就中斷了的創造，繼續開鑿新的洞窟。這次無關宗教信仰，而是一個兒子對父母的承諾。“我們應該給後代留下什麼東西。”常嘉煌説，“目的就這麼簡單。”

一個信仰崩塌的時代，這是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耗費了十幾年時間，投入了上百萬元財産，家庭離散，除了幾個未完成的石窟和眾多冷言責罵，年過花甲的常嘉煌似乎什麼也沒得到。然而，他依然想繼續。“我是一根火柴，我去點這把火，火點著了，我的使命就完成。”

南都記者 盧斌

夢想停滯

那是茫茫戈壁灘上的一個院落，距離敦煌市區30多公里，大門緊閉，沒有人，只有一條狗。據説，原來的管理員生病不幹了，他無法再忍受薪水的微薄以及大漠中的孤獨。

走進院子，進到屋裏，拿著手電沿階梯而下，才發現這房子與一個地下隧道相連，通過那些幽暗的曲徑回廊，用鋼釬和大錘手工開鑿的石窟便展現眼前，這就是常嘉煌的“現代石窟”。

1號窟是“海外遺寶窟”，放大復原西方探險家劫走的敦煌珍品，構想圖是常母李承仙親自繪製的。在生命中的最後時光，母親住在石窟裏，完成了現代石窟第一幅壁畫：《藥師菩薩圖》。其他畫是西南師範大學美術系師生的創作，前幾年他們每年都會來上一個星期，2008年開始就沒有學生過來，留下兩幅打了輪廓的畫沒有上色。

2號窟為“唐代精華窟”，準備將莫高窟的220窟復原出來，復原到唐代剛完成的狀態，但完成了窟體和墻面之後再沒有動筆。

3號窟“中日凈土窟”，由日本東京淺草寺畫僧秋元了典先生捐資開鑿，將7世紀中國傳到日本現已成國寶的一幅佛教繪畫復原，現僅完成一半。

此外，在二層還有一個洞窟畫著四個孩子的頭像，那是一個澳大利亞畫家的作品，這窟嘗試收藏當代藝術……

項目啟動至今14個年頭，常嘉煌對很多參觀者及媒體一遍遍重復著以上介紹，這是他夢想的進度。然而，迄今為止，堅硬的砂礫岩上未有一個洞窟完工，那裏實際上是個廢棄的工地。他對現狀多少感到沮喪。“現代石窟不在於很快畫完並開放，而在於一個過程，當然這個過程也太緩慢了，弄得我也是很困惑的。主要是缺乏資金和人為的反對。”

一個主要反對力量來自常嘉煌同父異母的姐姐。“她反對我這樣做，説我和我母親假造父親的想法，開鑿現代石窟是為了騙錢。”

2003年，母親去世後，常嘉煌變得更加孤獨。她是在完成石窟第一幅壁畫後一病不起的，“母親一直鼓勵我做，希望我做。”母親留給兒子的信中説：“你必須自己做主，你‘輕信於人’的弱點使你經常上當，而‘不受命於人’的優點應該堅持。在決定和處理重大事務上，更不要輕信他人，凡事都要獨立思考、如履薄冰，不要受親屬和周圍人的指使。”老人還囑咐兒子“一定要繼續常氏的事業！”

父願傳承

在敦煌，常書鴻是一個響亮的名字，他39歲時來到這裡，90歲時去世，被埋在了莫高窟對面的沙山上。敦煌人把他列入神位當中，説他是敦煌的“守護神”。作為這位文化巨擘的兒子，常嘉煌的人生軌道並沒有偏離父親的方向。

1935年，巴黎，來自中國的學子常書鴻在塞納河邊的舊書攤發現了一套《敦煌圖錄》，由法國探險家伯希和拍攝。“父親不喜歡中國人文畫而赴法學習西方繪畫，但是這次，來自祖國的藝術同樣生動有力，他被震撼了。”

常書鴻穿越戰亂和大漠抵達遙遠的莫高窟，1944年就任敦煌藝術研究所第一任所長，之後經歷孤獨、荒涼、饑餓、家庭破裂、革命和政治運動，與他癡愛的敦煌藝術最終倖存下來。

1950年，常書鴻和第二任妻子李承仙的兒子出生，取名“嘉煌”，這個孩子的命運註定與敦煌糾纏不清。3歲時常嘉煌離開父母，被寄養在親威家。

“那些洞窟非常昏暗、怪異，周圍被沙漠包圍著而且遠離文明社會。我父母喝著不乾淨的水而且吃得也很差。沙漠的氣候能把豆腐變酸、肉也變壞，所有的東西都受到了沙子的侵害。但就是這樣一個在我看來像地獄的地方，對我父母來説竟然像天堂。”常嘉煌説，小時候他並不理解他們為什麼要把所有時間都花在了那些石窟上，直到12歲那年，上海的表姐給他讀徐遲寫的《祁連山下》，他才第一次“認識”了為藝術和信念在沙漠裏苦苦支撐的父母。

1979年，恢復高考時，常嘉煌28歲已成家有子，他進入西北師範大學美術系學習，沿著父親當年的道路，1984年他出國求學。

“我是學油畫的，我問父親去歐洲還是美國，他説你應該去日本。我問為什麼，父親説他到法國學畫發現了敦煌，所以回到敦煌，而敦煌藝術的很多部分在中國沒有了，卻傳到日本去了，你先到日本將那些東西學到還給中國，等你完成使命之後再去做想做的事情。”

常嘉煌當時沒有想到，這個使命是如此困難。1994年，正在日本辦個人畫展的常嘉煌接到母親電話得知父親病重。他很快飛回北京，在病床前向父親承諾去敦煌。“我開鑿現代石窟只是把父親的想法付諸實踐。”

去年，常書鴻的老部下、梁思成的學生蕭默出版了反映一代敦煌人心靈史的書《一葉一菩提》，書中説常書鴻曾提議給莫高窟開掘一個新窟，把毛主席以及紅色業績彩繪在上面。1965年，常書鴻選擇了一個壁畫脫落殆盡的石窟付諸實踐，小稿和雕塑稿都已完成，但1966年“文革”爆發，歌頌偉大領袖的工作自然停止。

“父親由於當時的政治條件局限，不可能去做佛教的東西，也不可能搞自由主義創作，那麼就進行社會主義創作，除了把藝術變成一個為政治服務的手段之外，還包含有一個藝術傳承的因素。”常嘉煌認為，父親正是在那時最早提出了開鑿現代石窟的想法。

常嘉煌説，上世紀90年代初常書鴻又向他提出在敦煌做新的石窟，1994年父親去世後，母親給他寫過一封長信，希望他來做這個事情。

“儘管過了一千年顏色脫落了，儘管人物形象和現代人不吻合，你進去敦煌莫高窟時依然會受到感染，敦煌藝術在某種程度上講應該是一種藝術形式。我們的責任不僅是研究、保護和向公眾宣傳石窟藝術，我們還應該找到一些使它能對展示現代藝術起到促進和發揚作用的方法。我想從這個角度來承續父親的想法。”

“無底洞”

1995年冬天有個日本代表團訪問敦煌，當時敦煌一個主管旅遊的副市長走到常嘉煌跟前説，有一件事情只有他能做———在敦煌開鑿新的石窟。“我説，這件事我父親在30年前就想過，我願意做。最初是敦煌市政府向我提出的建議，但他們的目的並不是延續敦煌藝術，而是想新開發一個旅遊景點，而莫高窟的管理和收入實際上和敦煌市政府沒有關係。”

常嘉煌強調，他贊成開鑿石窟不是為了開發景點掙錢，也不是嘩眾取寵，只不過是用這種古老的形式延續現代文明和資訊，延續當代藝術創作，同時如果形成一定規模也可以減輕對莫高窟的壓力。

石窟的修建從一開始就不順利，首先遇到的問題是選址。鑿石窟最好在斷壁上垂直往裏鑿，常嘉煌開著車在敦煌找了好幾年，發現這種斷壁很少。另外，敦煌研究院在所有有石窟的地方都劃了一個保護區，西千佛洞是黨河上游兩公里，下游3公里，而莫高窟保護區非常大，往北推進到15公里，往南推進到20公里。

“這個事情我很納悶，保護區為什麼這麼大？後來我母親對我説，上世紀60年代她是研究所的 負 責 人 ，這 個 保 護 區 是她劃的，當時只想多圈點地方，沒想到30年後把我劃出去了。”最後常嘉煌只能選擇在西千佛洞上游兩公里、不到1公里長的黨河絕壁上開鑿。

1996年10月，由於常嘉煌向敦煌市政府提出申請，未果，後又説服日本一家名為黃河株式會社的畫廊聯名向政府再次申請，得到回復，當年11月正式開鑿。

“他們開鑿石窟是想把日本畫家弄進去畫畫，借此讓這個畫家的畫升值，我當時反對，提出第一個洞窟不能由外國人來畫，因為敦煌比較特殊，是一個曾遭列強淩辱的地方。”日本人不理解常嘉煌抗議，當時正逢柯受良飛黃河，常嘉煌就説“你看這就是要搶在外國人前面飛”。日本人很沮喪，退出了，但他們還是提供了200萬日元作為開鑿石窟的第一筆資金。

石窟開鑿的消息發佈後，敦煌研究院隨即向敦煌市政府提出質疑，指出研究院的工作是保護研究文物，敦煌石窟藝術是指包括莫高窟在內的5個古代石窟，而常嘉煌開鑿的現代石窟不屬於文物，也稱為“敦煌石窟藝術”混淆了概念。之後，常嘉煌向研究院提出，能不能稱為“新石窟”，研究院回復説不可以，因為那樣莫高窟就成“舊石窟”了，他們為此開會討論，最終建議將名字定為“現代石窟”。“不參與、不支援、不反對，敦煌研究院一直持這個態度。”常嘉煌認為，這實際就是反對。

“這十多年來，我直接間接投入好幾百萬，而且一分錢沒賺。我的日本妻子離開我，後來我又遭人騙婚。”現代石窟成為常嘉煌的一個“無底洞”。

2008年奧運會前還發生了一個小插曲。母親李承仙為石窟所作的《藥師菩薩像》被盜了。為了避免壁畫直接貼在墻體上受到損壞，方便壁畫的轉移，所以當初作畫時特意在墻面上裱了一層絲絹，然後在絲絹上臨摹壁畫。據説盜賊正是鑽了這個空子，直接揭走了壁畫。常嘉煌説：“可能是因為媒體報道産生的壓力，小偷後來又將畫送了回來，而案件至今未破。”

“其實故事很多，我的目標只有一個，讓這件事情做下去。”常嘉煌説。

沒有答案的問題

從西元4世紀到14世紀，莫高窟留下了4.5萬平方米歷代無名大師們創作的藝術珍寶。而隋代，由於皇帝弘揚佛教，莫高窟空前繁榮，短短30年間，開建和重修的洞窟多達94個，幾乎是樂僔開鑿莫高窟兩百多年來總數的一倍。宗教是古代石窟創造者力量的源泉。

常嘉煌記得10年前余秋雨曾問，在基本精神失落的今天，他的石窟能否做下去。10年過來，余的擔心成為現實。然而，常嘉煌認為古今有差異，“現代人的信仰是多元化的，有的信仰金錢，也有人信仰上帝，我都不排斥將這些容納進石窟，目的是留給後代。”

3號窟的通道裏畫著很多蓮花瓣，上面寫著石窟贊助者的名字，如今只看到日本人的名字。“我要求將日本人的名字間隔開，到時候把中國人的名字摻進去。”

這個窟還開了個小門通向一間密室，那裏類似莫高窟的藏經室，準備將現代人抄寫的佛經放到裏面，現在已經收集了1000多名日本人的寫經。“我們也和中國的一些寺院聯繫，希望和他們有關係的一些信徒居士寫經，但是中國社會目前太浮躁，不像日本那樣還有人願意坐下來寫。”

常嘉煌説，要藏的“經典”不只是寫經，還包括現代中國的一些文明資訊，這種民間保存行為，現在還沒有人做。“比如我們可以將現在的短信列印出來，裝進不銹鋼筒封到石窟裏去。”他做過很多次呼籲，但無人回應。“大家都是急功近利的，無人考慮將來。”

石窟傳承現代藝術，以什麼樣的標準一直困擾著常嘉煌。他最近和一家IT公司合作，提出一個大膽設想：在網上提供一個平臺，讓創作者們都來開鑿“虛擬石窟”，然後評選出最好的，將其變成現實。“就像在開心網上偷菜。比如，你的孩子喜歡畫畫，可以申請一個石窟，申請後他可以畫壁畫，我給他設計一個模型讓他往上貼，可以從5歲畫到10歲。”

古代石窟藝術能留存千年，除得益於敦煌的自然環境之外，還因為當時的建造者花了血本，採用天然礦物作為顏料，其中不乏珍貴的寶石。對於現代藝術家們來説，化工顏料更廉價更便捷。相對挨著它的西千佛洞，現代石窟中的作品是易碎的。

2004年9月27日，在母親80誕辰時，常嘉煌依照父母的手稿，將兩個巨大的“飛天”噴繪在現代石窟對面的黨河絕壁上，整個創作花了十多萬元。經過數年的風吹日曬，這幅大製作如今已遠不如當初絢麗。“問題是這些東西是否需要保存一千年？這和我們做這件事情一千年完全是兩個概念。”常嘉煌説，“就像一朵花，剛開的時候很漂亮，慢慢會凋謝的。但是，這幅畫很多資料和整個過程被保存在電子文檔裏了，這些會留下去的。”

然而，現代石窟急需解決的問題不是褪色，而是河水的沖刷，黨河正在一點點侵蝕石窟的根基。據説，下游的西千佛洞古代曾修有2000多個洞窟，比莫高窟規模大得多，但大部分都被沖走了，只剩幾十個。常嘉煌對此很擔心，“今年無論如何要建個堤壩。”

實際上常嘉煌將開鑿石窟本身也當做了一件作品。他一直記得，《紅都女皇》一書作者、美國著名作家威特剋女士看了石窟後勉勵他：石窟開鑿之日就是藝術創作開始之時，什麼時候停下，作品也就完成了，這全由你決定。

“比方做到一定程度，我下決心將它封掉，就是説在這個時代有人試圖用藝術的方法來推進，但做不到，因為現在中國是一個充滿銅臭氣的社會，大多數人都在想錢，散失信仰和散失理智的東西太多太多。”

常嘉煌還有一個稱為方舟的計劃，他要把現代石窟變成一個巨大的載體，如果資金充裕將建造一個微型地下綠洲，對有限的水進行充分利用，讓它成為戈壁上的一個地下生存空間。如今，他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北京進行創作。“有人建議我先把洞停下來，安心畫畫，等我的作品被認可，賣出好價錢的時候再繼續。”他構思了20多天，最後用7天時間完成了給上海世博會的畫作，接著又為廣州亞運會創作了兩幅作品。“我要回到畫家的位置上，用我的作品説話。這是我回到北京不在敦煌的原因。”

“父親是國家職員，他必須守在敦煌，我不會像他一樣，一輩子呆在那裏。”常嘉煌説，“現代石窟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不像父親保護敦煌是有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