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鴻
某刊曾刊載一篇名為《唐寅<西州話舊圖>辨偽》（以下簡稱《辨偽》）的文章，該文並沒有細緻審視該圖的畫筆特性，而是依附台灣學人江兆申先生對該圖的兩則評析説了一句地道的外行話。我們先看江兆申先生的評析：
(唐寅)五十歲畫的《西洲話舊圖》,雖然自題:“病中殊無佳興,草草見意而已”。但卻是一張非常工細的作品。不過若細看原跡,棕櫚勾葉,和屋後枯樹細枝,用筆都有顫動的現象,多少有點心手相違。
《西洲話舊圖》完成于唐寅五十歲,雖然是病中所作,但仍舊是那麼的精警動人。山石的皴法,又反顧到早期,用筆更為肯定有力。
以上江先生説的,應該是其觀察、研究該圖真跡後説出的有見地的話。我將該圖一張清晰度非常高的圖片作了局部掃描並在電腦中進行放大,仔細觀察後所得的認識是:同意江先生的評析。
令人不解的是,《辨偽》並沒有對該圖的筆墨進行任何分析,僅就江先生的“用筆都有顫動的現象,多少有點心手相違”作了斷章取義及錯位的“放大”詮釋,繼而成了其疑偽、辨偽的依據,茲錄如下:
江先生對唐寅書畫的研究,有較深造詣,對唐寅畫風的觀察,非常仔細。江氏雖然未曾對《西洲話舊圖》疑偽,但所論《西洲話舊圖》中山石的畫法,是唐寅早期風格,枯樹細枝,用筆顫動,心手相違,均可作《西洲話舊圖》繪畫辨偽的依據。
稍有語文基礎知識的人似乎都明白江先生所説的《西洲話舊圖》“山石的皴法,又反顧到早期”和“用筆都有顫動的現象,多少有點心手相違”的潛片語句和《辨偽》所理解的“但所論《西洲話舊圖》中山石的畫法,是唐寅早期風格,枯樹細枝,用筆顫動,心手相違,”不是一個語義概念,説《辨偽》有故意曲解江先生文句用意之嫌,可能並不為過。現大致比較如下:
江先生文句:
《西洲話舊圖》完成于唐寅五十歲,雖然是病中所作,但仍舊是那麼的精警動人。山石的皴法,又反顧到早期,用筆更為有力。
《辨偽》的文句:
江氏雖然未曾對《西洲話舊圖》疑偽,但所論《西洲話舊圖》中山石的畫法,是唐寅早期風格。
江先生認為《西洲話舊圖》“山石的皴法,又反顧到早期”,這裡的“反顧”一詞是作追溯解,是説唐寅在畫《西洲話舊圖》時山石的皴法上有追溯到自己早期畫法的筆墨跡象,而不是《辨偽》所理解的肯定詞“是”。
此外,江先生的另一文句是:
不過若細看原跡,棕櫚勾葉,和屋後枯樹細枝,用筆都有顫動的現象,多少有點心手相違。
《辨偽》的文句是
枯樹細枝,用筆顫動,心手相違。
二者比較,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疑問:不知《辨偽》是如何解讀文句的?
根據我對《西洲話舊圖》的筆墨氣息和風神氣象來看,對江先生的“《西州話舊圖》完成于唐寅五十歲,……山石的皴法,又反顧到早期,用筆更為肯定有力”是持贊同的態度的。因為我們在唐寅早期的幾件山水畫上可以得到驗證,可參看圖2、3。由此,我也非常贊同《辨偽》對江先生的評價定位:“江先生對唐寅書畫的研究,有較深造詣,對唐寅畫風的觀察,非常仔細。”
江先生不但對唐寅的畫風觀察仔細,且對《西洲話舊圖》的認識也是比較到位的。大凡“病中所作”的畫,其“用筆都有顫動的現象,多少有點心手相違”,這是顯而易見的。所謂“心手相違”,就是因為身體染疾而力不從心。如果按照《辨偽》的“用筆顫動,心手相違,均可作《西州話舊圖》繪畫辨偽的依據”,那麼,昔年唐寅生病就是一個錯誤,而在病中作畫更是錯上加錯了。因為,《辨偽》對唐寅畫作的考證的要求是看其用筆顫不顫動,心手相不相違的。如果這也能成為鑒定的一個“標準器”的話,那麼,任何一位書畫家在其一生的創作生涯中其身體只可以是一個狀況——只準健康,不可生病;即便生病,也得用筆不可以“顫動”,心手也不可以“相違”。所幸《辨偽》鑒定的是唐寅的畫作,如果鑒定的是傅小石先生的作品,那麻煩可就大了。因為小石先生筆下的畫,無一不是“用筆顫動,心手相違”的。再,我看過毛澤東主席當年寫給華國鋒的“你辦事,我放心。”的影印件,給我的感覺就是:筆筆顫抖,心手兩乖。能説那不是主席手筆?這類例子很多,無需詳舉。
概言之,鑒定一件作品的真偽,不是以所謂的“用筆顫動,心手相違”來作辨偽依據的。一個畫家作品的筆墨習性不是因為用筆顫不顫動和心手相不相違而有什麼本質的變化。如果硬要説“用筆顫動,心手相違”的話,那麼,這一因生理狀況所導致的現象,只能對作品的優劣起某種程度的制約作用,而決不會對作品的真假起判斷作用。
我在《2005年秋拍書畫指贗》(《文物天地》2006年第2期)一文中考證陸儼少《黃山松雲圖卷》時説過這樣一句話:“惜(陸儼少)晚年身體不濟,所作不管是山水,抑或是梅花等,章法多鬆散,筆墨多漫漶,整個氣象一如其‘哮喘病’的身子,一副‘病容’,給人以‘上氣不接下氣’的感覺。……僅就具體的筆墨而論,陸氏晚年的‘漫漶’是因生理的原因而心有餘力不足,但是仍舊瀰漫著一種非他人所能及的精神內涵,氣雖弱,骨尤在。”
徐建融先生在談及謝稚柳先生繪畫時説:“自80年代中期,謝稚柳的晚期花鳥基本上進入衰頹期。這裡不僅有年老體衰的生理的原因,……對他這一時期繪畫的評價,已經不再是‘畫以畫重’,而是‘畫以人重’了。花鳥畫如此,山水畫更是如此。這一點連他自己也是不作諱言的。當有人恭維他晚年的創作‘渾厚老辣,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時,他總是明確表示不敢茍同,而自認為是‘今不如昔’的。”(《現代名家翰墨鑒藏叢書·謝稚柳》)晚年體衰與生病體弱,雖不是一個概念,但卻是異曲同衰的一個事實。不明白這一點,怎麼談得上鑒賞和鑒定呢?
至於《辨偽》為了證明自己的“疑偽”是有理有據的,遂搬出了上海博物館藏品唐寅《漫興》詩第一首(部分)及卷尾跋語(圖4、5)來比較《西洲話舊圖》的款識(圖1款識),我以為《辨偽》好像又犯了考證石濤《高呼與可圖卷》時的錯誤,即以贗品作為其疑偽的支撐點來否定真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