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外愛好者與研究者來説，這是一次關於中國璽印篆刻藝術三千年發展大局與細節的空前閱讀。

作為第一部以中、英文兩版發行的中國印章通史專著，作者與出版者竭力關照了當代讀者的視覺習慣——這是讀到這本書時的第一感受。22萬充溢著學術歡愉的流暢文字，串聯起作者蒐求幾十年的1450多張彩圖。這些資料所揭示的或是圈內前所未知的新品，或是品目耳熟卻無緣窺見身影的國內外秘藏，即便對於資深的研究者，同樣感到耳目一新。由這些圖片鋪衍而成的長卷，展示的不僅是璽印篆刻風格發展史、印章形制的變遷史、製作工藝的演化史，還猶如走進印鈕藝術的大觀園、印材品類的大世界。對各方面讀者的悉心關照，也得到了熱烈的回應。一位印友對我説，這些年很少買通論性的書了，看到這本，卻很難放下！

這並不是一本圖錄。她的更大含量在於是一個藝術家兼學者眼中的印章演化史與藝術風格史。對於兩個指向的研究有所分開而又有機結合，從而改變了印史著述習見的“二套話語系統”的矛盾，正是作者穿透于歷史與藝術領域之間的學術優勢。由此構成的鮮明特色之一，就是從社會、政治、文化的角度去梳理、解讀中國印章發生、發展的脈絡，指出印章首先是一種“制度之器”，在此視野中去探求世界各地區與中國印章之間的形態差異，找尋印章制度演化與風格轉變、類型與社會功用、政治性格與印章體制、中原印章與北方民族印製、中國印章文化與東亞印係、文化心理與印信形態穩定延續、經濟人文環境與篆刻藝術發展等種種關係。作者由新資料推證出的新結論，大面積刷新了這一領域的陳見，這恐怕不僅僅是我的觀感。

研究印史要打通“印之內”與“印之外”的界限，這是作者多年踐行的學術理念。由此也就不難理解諸如戰國織綿、青銅器紋飾、漢代棨信、銘文造像、唐代鏡銘、敦煌文書、宋代廣告、明代園林、元代票據甚至於早期結婚證書等看來無關之物，在本書中都被用來申論中國印章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一則米芾《參政帖》，在作者看出的不僅是書法，而且是北宋人記錄北宋賞藏印的珍貴資訊，作者的學術敏銳由此可見一斑。

因此，一部通史框架的著作便更神似系列學術論題的集合：漢印走向謹嚴端莊的推力來自哪些因素，漢印規範衰變時間節點在哪？雅逸風格為何出現于魏晉私印，隋唐印風是不是一種激變，明代宮廷與坊間風格相分離的背景是什麼，傳國璽與歷代御璽隱身何處，中國印章起源研究應當如何避免陷入誤區，中國與東亞社會的憑信形態何以長期未能走向簽名方式，為什麼藝術史研究必須關注篆刻家的精神與經濟生活，篆刻流派的析分與風格評判標準是什麼等等，這些具有前沿性的學術命題直至印史研究者和收藏群體所關注的斷代與辨偽方法，作者都拿出了自己紮實研究後的回應。作為一個40多年置身於藝術創作領域的學者，對藝術現象既有宏觀思考亦具細膩的體悟。閃爍其中的新思維、新觀點，無疑為中外讀者展開了學術化的估量和解讀中國璽印篆刻藝術的大視野。

細細讀完這本書，我已不想再用“披閱幾載”之類的話語表達對學術艱辛的感受。作者本書對於我們這個學科的另一奉獻，我覺得更值得深思與珍重，這就是我們再一次感受到了嚴謹的學術風格貫徹于本書每一個細節：史料的真實性及來源的可驗證性，資料採集和引用的規範性，得出判斷結論的週密性。對於哪怕只是提供過一個細節幫助的人們，作者也都在書中一無遺漏地表示鄭重感恩。僅就這一意義而言，這部著作也無疑站上了學術品格的高地。

作者在《前言》中冷靜地表示“這是一個時期的産物，也是個人一個階段的産物。一些觀點的形成儘管力求遵循忠實于材料的原則，卻並不能完全避免思考的失誤”。由本書《後記》的交代，我知道這原本是外文出版社8年前設定的對外文化交流項目，而之所以至今方始面世，想來作者是在不斷掂量體現當代這一領域學科形象的沉重擔當。是的，無論現在和將來，我們仍然會發現她的種種遺憾，但這部著作接近了當代條件下中國印史研究的學術高度，恐怕也不是一個高估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