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作為中國最具民族特色的傳統藝術，其深入人心的程度可謂是其他藝術形式難以與之媲美的。“書聖”王羲之的名字，可能比“畫聖”吳道子的名字要響亮得多。然而，在歷來的書畫市場中，它卻始終處於位高價卑的尷尬處境。相比較而言，中國畫，好像總是以其“賞心悅目”的“形象”撩撥著收藏者和投資者的出手欲，甚至就連“不起眼”的印章藝術——雖然收藏者十有八九不解其堂奧，卻因其係田黃、雞血、封門青等“質地”因素，在市場角逐中竟也與國畫作品平分秋色。

近10年來的市場數據也説明瞭這一點，只有古代名家書法名跡才會偶爾露崢嶸，尤其是在去年秋季成績最為輝煌，如：張懌伯手稿《鎮江淪陷記》在匡時以1198萬元成交，董其昌的手卷《草書杜甫詩》以1232萬元在北京榮寶2007年秋拍成交，王鐸的《草書詩卷》在西泠印社2007秋拍中以1691.2萬元成交，成為西泠印社拍賣史上價格最高的作品，並同時成為2007年國內拍賣成交價最高的書法作品。而現代書法家(多半是書畫兼長的畫家)基本已經謝世，如郭沫若、弘一、黃賓虹、齊白石、張大千、溥儒、沈增植、沈尹默、于右任、林散之、啟功等人的作品，價格指數一般都維持在數十萬元之內，其中又多半在數萬元至數千元之間振蕩。當代書法，雖時有“佳績”，然皆因人為因素甚至不乏自我炒作之嫌。因之，書法這一高雅得不能再高雅的藝術就這樣在書畫市場裏不得已扮演著別彆扭扭的角色。

“佳書不如孬畫”的潛意識在藝拍市場的作用力不可低估。如果以林散之、啟功二位先生為例，他們都是以其書法名享天下，雖然他們的書作為收藏家所青睞、所追捧，然在人們的收藏意識裏，如果面對他們的畫作可能會義無反顧地加大籌碼去收藏，甚至在收藏家的潛在心理上，與其花錢投資其書，不如以數倍乃至數十倍的價位收藏其畫，這是無可厚非的。

歷史上的吳攘之、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來楚生諸先賢，又有哪一位不是以其雄厚的書法、篆刻藝術的修養構築了他們後來傑出的繪畫藝術的審美體系？又有誰能強求收藏家對以上書畫篆刻俱能、皆精的書畫篆刻家的書、畫、印作品做等價收藏？

也正因為市場因素和人們的“重畫輕書”的潛意識作用，很多原先以書、印名享天下的書法篆刻家也拿起了畫筆，繼而又享有畫名，如韓天衡、王鏞等。

更為糟糕的是，由於“官本位意識”的作用，藝術市場對“書法價位”的認知竟形成這樣一個荒誕的格局，即：書協職位越高，書法作品價位也隨之增高。這一源於“位高權重”的官場惡習的“位高字貴”現象，其侵蝕的惡果使得書法藝術在如火如荼的藝拍市場的尷尬處境就愈發凸顯出來。

今天的中國書法藝術，無疑正處在一個冰火交炙的歷史時期。史無前例的“轟轟烈烈”的背後，正凸顯出書法趨向低俗化。對當代書法家而言，要有一個清醒的自我認識——書法是高雅的藝術，而不是庸俗的雜耍。只有敬畏書法藝術，才有可能培養書法藝術的市場群體以及構築新的市場空間，這是當前書法發展面臨的一道嚴峻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