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海平
每當我們在今天再看到史前人類為我們留下的那些石刻壁畫時,都會為其中蘊藏著的那種神秘力量所觸動,那裏有我們人類精神的原形,那裏有我們的祖先與神靈與自然的對話,它們在那裏閃爍著靈光,忽近忽遠,忽隱忽顯。但隨著理性力量的不斷提升,一個被我們稱之為現代文明的世界誕生了。在這個現代文明的世界裏,一切似乎都在接受著一種理性力量的支配,他們排斥異己,他們發明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規則、定律和手段,並企圖對整個世界進行全新的分析、解釋和設計。他們確信,一切都可以認知和操控。與此同時,那個閃爍著靈光的世界從此也就變成了一種野蠻和愚昧的象徵。
眼下,我們正在繼續削弱那種神秘力量的存在,並聲稱自己是“理性的動物”和“萬物之靈長”。不過,就在我們看到這個怪異的靈長動物不斷創造輝煌的同時,我們又真切地感受到這些理性的動物不得不默默地承受空虛、焦慮、壓抑和孤獨。2009年中國疾控中心公佈:中國被確認的“精神疾病患者人數已經過億”。而對那些尚未被確認,或將會被確認的精神疾病患者人數到底是多少,他們暫時還難以統計,即時有這樣一個數據,恐怕也不願意公佈這個答案,因為他們不願意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即長期讓人類感到自豪和驕傲的現代文明社會竟然是一個造就疾病的社會。
2005年10月17日,歐盟委員會公佈的一項統計數據顯示:“歐盟27%成年人受精神危機困擾”。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在他們的國家,百憂解(抗抑鬱症藥物)正像礦泉水一樣受到美國人的歡迎和青睞,因為他們可以從此不再需要醫生們的幫助了,他們可以輕易地完成對自己的治療,正如美國《新聞週刊》1994年的報道,百憂解在現實生活中已達到了“礦泉水所具有的這種社會地位。” 1999年,一本在西方産生廣泛影響的《為藥瘋狂》在美國出版,該書的作者是擔任美國國家精神保健院顧問的彼德·布利金博士,他告誡美國公眾精神藥物會讓人的大腦運作更加失衡,進而導致大腦的永久性傷害和更嚴重的精神問題。
2008年,《為藥瘋狂》的中文譯本在中國出版,但中國讀者的反應似乎卻沒有那麼激烈,這不是中國沒有精神病人,或不需要這些藥物,這是因為中國人已習慣了忍受,以及長期無法改變諱疾忌醫的傳統觀念。但1600萬患有重度精神疾病的中國病人卻是無法忍受的,他們忍無可忍,最終還是在徹底崩潰中暴發了出來,好就好在中國並不缺醫少藥,因此,對這些忍受不了的人進行強制性治療也就成為一種必然。不過,對於這些忍不住的重病號而言,強迫他們服用的已不再是那個聽起來頗為誘人的“百憂解”,而是一種叫“安定”和“冬眠寧”的抗精神病藥物。
如果沒有這一系列化學藥物的誕生,我們眼下就可以看到今天這個文明社會的真相,正如在那些藥物誕生之前,我們便可以通過戰爭和革命,以及一大批瘋癲作家、藝術家、思想家、政治家們的表現去認識那個社會的真相。但就在50年前人類發明瞭抗精神病藥物之後,一個越來越太平、安定的世界漸漸便被生産製造了出來。在這個世界裏,我們看不到任何非理性的極端表現,同時,也因為極端非理性的消失而使得那個理性也變得面目全非了。
面對著越來越扭曲變形的現實,我于2006年10月主動住進了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其目的就是為了了解那些忍無可忍的精神病人的真實處境,並通過他們去尋找人精神的原形。一進入醫院的病房,首先讓我看到的就是因服用大量藥物而出現泛力、遲鈍、昏昏欲睡的病人們,當我拿出紙筆讓他們畫畫時,我進一步看到的卻是因無氣力而難以握住畫筆的手指,以及為了畫幾根線條,而讓他們累的汗流浹背。我問他們和他們的醫生,病人回答最多的是“大腦一片空白”,“心裏想畫,但卻力不從心”,醫生對此的解釋“是藥物的作用和長期關閉在室內缺乏運動的結果。”
激情、亢奮、敏捷和隨心所欲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在藥物的作用下最終都保持沉默。與此同時,精神病醫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告訴我們,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直覺判斷水準是常人的三到四倍。著名心理學家羅洛 ·梅也曾明確地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他説藝術家和精神病人都是我們“人類心靈的雷達站”。對此,長期深受精神疾病困擾的梵谷在日記中寫過這樣的話:“我越是神智分裂,越是虛弱,就越能進入一種藝術境界。”但眼下,除了“力不從心”和“大腦一片空白”,我們只能看到理性荒唐的解釋,理性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他們綁架科學,並理直氣壯地以醫學的名義對一切不可以理喻的精神表現都冠以疾病的名稱,在他們的邏輯中,這些不可以理喻的精神表現對理性的權力都將構成嚴重的威脅,所以,凡是不可理喻的思想行為都應當視為危險的疾病進行醫治和隔離。
《美麗心靈》的電影給我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名叫約翰·納什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因為自己的天才發現而獲得了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該影片如實介紹了納什是如何在千方百計地擺脫藥物的干擾後從事自己所喜愛的數字遊戲的,同時,影片也如實再現了精神病醫院對納什進行的強制性電休克治療的殘酷畫面。在我看來,《美麗心靈》展現的依然是人的非理性的悲哀,雖然我們最終看到了這個世界對這位精神分裂病人的尊敬,但這個“尊敬”其實並非是指向納什的,因為如果沒有無比理性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們的認同,或者説,納什提供的數字仍不能服務於今天這個文明的社會,納什面對的也只能是無情的嘲笑和無休止的治療。《美麗心靈》向我們重申了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即今天這個文明的社會仍牢牢地控制在理性手中,非理性慾想登場,就必須通過理性權威的審核和批准。
理性和抗精神病藥物似乎已經成為確保現代文明社會不受侵害的雙重保險,即使你可以逃脫理性的層層控制,但你也休想逃脫掉化學藥物的制裁。今天的化學藥物不僅可以消滅人的憂鬱、焦慮、躁狂、痛苦、憤怒、欣喜、快樂等一切情緒,同樣,它也可以為你設計製造那些不再具有威脅的憂鬱、焦慮、躁狂、痛苦、憤怒、欣喜、快樂,是否安全和便於控制就是判斷這些産品是否合格的檢驗標準。
對於理性與科學技術合謀製造人精神的能力,的確讓人感到驚嘆,但問題是這些製造設計出來的所謂精神世界畢竟還是一個模倣的很像精神世界的精神世界,正如偉哥這種藥物可以製造肉體的勃起,但它卻不能製造出人的心靈和這個心靈與那個世界的互動。這是因為性慾從來就不是某處肉體的勃起,它是一個人的身心與他身處環境的互動,而化學藥物只能對人體的局部發揮機械的作用,這既是科學技術的局限,同樣這也是人理性的局限。
在精神病人和藝術家那裏,我們可以領略到那個真實精神的存在,這是因為疾病讓他們擺脫了理性和一切人造物質的控制,他們終於可以在自然意志的作用下感受自己,以及感受那個十分危急的生存環境。所以説,精神疾病的本質不是對人的本性和自然的否定,相反,它則是對人的本性和自然的肯定。在今天看來,藝術家與常人的不同,就在於他們與疾病具有相同的性質,或者説藝術家就是疾病的化身,正因為有了這些疾病,他們才有可能反映和表現生命和神靈的意志,為了實現這種意志的抵抗,他們創造出了各種抵抗和拯救的形式。從這一個意義上説,當今藝術家們的創造與史前人類的藝術創造具有相同的性質,不同的只是那時還沒有精神疾病的意識。
精神病人與藝術家的表現幫助我們恢復了自己與這個世界的真實聯繫,在這個聯繫中,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與這個世界的統一。只有在這種如此真實的感受中,我們才能感到坦然、自由和自信。相反,在理性與科學技術統治之下,人感受到的只能是虛無、孤獨和無助。所以,要想從今天的虛無、孤獨和絕望中解放出來,我們就不能無視精神病人與藝術家們的表現。當然這裡所説的精神病人與藝術家的表現是在理性權力之外的存在,這是一種反抗和超越的力量,只有在這種力量的幫助下,我們才有可能真正返回到人與自然的統一世界。正如精神病學泰斗雅斯貝斯曾指出過的那樣,“尋常人只看見世界的表像,而只有偉大的精神病患者才能看見世界的本源。”
眼下,我們也許正身處在危險之中,但我們卻難以察覺,因為一切危險的預警都將被視為是危險的製造而受到禁止。一切精神和信仰的追問也都必須經過法律和醫學的審核。相信科學,相信唯物主義則成為我們當代人必須遵守的生存法則。最終,理性不再是一種思維和求真的慾望,它已赤裸裸地變異成一種權力的象徵。而這種理性的異化也正是從理性對非理性的排斥和否定開始的,失去了非理性的抗衡,理性便失去了他自己原有的發展方向。
多年的藝術實踐經歷讓我對精神疾病有了許多更深切的認識,這是因為藝術家與精神病人的精神屬性都極為相似,如神經過度敏感,對情感和直覺的高度重視等。不同的是,藝術家找到了一種可以被理性權力認可的方式和方法,也正是這種方式和方法讓藝術家獲得了生存的機會。而精神病人的表現則由於完全背離了理性的意願,而使得他們很難在理性統治的世界裏獲得任何生存的空間,不擇手段地消滅他們,這就是理性必須選擇的選擇。
其實,理性的霸權得以實現從來也不曾離開過非理性的支撐,問題的關鍵是非理性對理性的統治地位是否會構成了威脅和挑戰?為了確保理性的絕對權力不受威脅和挑戰,他們充分利用藝術與宗教這些意識形態來為自己服務。如將“真”、“美”、“善”強行統一起來,用“善”和“美”的闡釋來規範“真”的意義。稍有違背或反抗,輕者接受教育,重者必將受到醫學和法律的制裁,總之,“安全”是理性權力為非理性設置的一道界線,越界者將一律受到制裁。由此可見,一切非理性在理性面前只准許以“奴婢”和“寵物”的形象出現。然而,許多受到長期壓抑的非理性力量一旦突破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又必然便會以瘋狂、分裂、強迫等極端的形式錶現出來。
其實一切極端的非理性表現也都是極端理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而一切極端的理性表現同樣也是極端非理性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這就是“物極必反”,但理性的權力希望打破這個自然規律,他們不希望看到任何反抗的力量,為此,他們做了很大的努力,結果則是在消滅對方的同時也消滅了自己。
縱觀藝術發展的歷史,我們不難發這樣一個事實,即藝術發展的歷史是一個由非理性控制向理性控制逐漸轉向的歷史,在這個轉向的過程中,非理性與理性始終都處於對抗博弈的狀態,也正是這二種力量的相互對抗和博弈才不斷派生出形形色色的文化流派和主義。但自從精神病醫學在七十年前誕生之後,人性中的非理性地位便日益受到了心理學和精神病醫學的概念化、數字化和邏輯化的挑戰,而真正打敗非理性的力量其實還不是這些理性的概念、數字和邏輯,而抗精神病藥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的發明才是讓非理性完全失去抵抗力的決定性力量。也正是抗精神病藥物的誕生與發展,才使得一批又一批瘋狂的先鋒藝術家們不得不接受各種精神病醫學的治療,這其中就包括龐德、艾略特、凱魯亞克、金斯伯格、海明威、貝裏曼、波洛克、高爾基、羅思科等等。他們一邊被迫接受化學藥物的抑制,一邊又將毒品和酒精當著是衝破理性桎梏的武器,非理性與理性在西方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演了一場殊死的決鬥,而最終的結果便是一批批藝術家的非正常死去,倖存下來的力量也只能在精神病療養院裏安度余生。不僅如此,在理性權力的操縱下,藝術也從過去那種解放非理性的力量逐漸變成了一種為醫學治療服務的工具,這就是“藝術治療”理念的興起。理性在科學技術的幫助下最終取得了全面的勝利,對於那些為了理想而將自己送上十字架的勇士先鋒,留給我們的只能是悼念。然而,失去了非理性光芒的照耀,迎接我們的又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
隨著跨掉一代的最終跨掉,等待我們是漫漫的長夜。有人説藝術家本該是那個生活在長夜中的守夜人,因為只有他們可以在黑夜中依然保持警覺,他們不時地敲擊著自己手中的竹梆,或通報時辰,或通報平安,或通報險情。但今天的藝術家似乎已不再承擔起這個巡夜的任務,因為理性的權力已為他們安排了另一個全新的角色,這就是製造娛樂,這是一種讓人失去痛覺和警覺的非理性表演,為了確保安全,他們為非理性設計了明確的界線,凡是具有危險性的抵抗和挑戰都將會受到禁止和排斥,正如理性的權力可以積極鼓勵開發抑制非理性興奮的藥物,但對那些有可能激發非理性興奮的藥物生産和銷售採取的卻是最嚴格的控制。
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出現既有自身的原因,又有國際環境的原因,理性秩序的恢復也同樣是如此。所以,在經歷了短暫的“資産階級自由化”之後,中國很快便確定了自己“穩定壓倒一切”和“建立和諧社會”的治國方針。大量複製西方的嘉年華和夜總會,並將那些具有危險性的非理性表現確診為精神疾病並加以醫治,這都是我們對西方成功經驗的一種借鑒。不可否認,這一系列的借鑒十分有效,但這些成效只是一種表像,在這種和諧穩定的表像背後,仍隱藏著另一種危險,這就是隨著人與自己的自然、本性越離越遠,人的本性和自然力量便開始對人的思想意識進行強迫性修正,而各種精神疾病的大面積出現也正是這種強迫性修正的結果。抗精神病藥物只能暫時減緩外表症狀的出現,欲想從根本上消除這些症狀,理性的權力必須重新調整對人的本性及自然的定位,否則,人類必將會因為無視人本性及自然的存在而受到自然人性的災難性回擊。
當我想到進入那些精神病人世界的時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尋找一條不受理性權力控制的通道。在比較之後,我選擇了藝術這一途徑,這是因為藝術是延續至今最古老也最原始的一種精神表達方式,只有借助於藝術的幫助,我們才有可能與那些被貼上精神疾病標簽的人進行交流和互動。為了排除理性因素的干擾,我有意選擇那些不曾學習過藝術的對象。
今天,我們一提起藝術,首先就會想到藝術家,仿佛只有藝術家創作出來的形式才是藝術,其實這正是理性霸權的具體表現。在我們今天人的大腦中,藝術家指的是那些被理性權力教育、規訓、考核過後並得到承認的社會角色。而本人去精神病院尋找的恰恰是那些不曾接受過理性權力教育、規訓過的人的精神表現形式。在我的意識中,疾病既是一種非理性的存在,同時又是自然意志為理性的發展設定的一個界線,正因為有了這個界線,它才讓我們人類得以生存下來,正因為有了這個界線,我們才能獲得保存自己本性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説,精神病人的藝術反映的正是那些被疾病保存下來的人的本性和潛能,喪失了這個本性和潛能,也就不可能會有精神病人藝術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形式。法國藝術家杜布菲曾將精神病人的藝術當成是“原生藝術”來對待,在他看來“藝術不會睡到人們為它鋪就的床上,它一聽到人們呼喚便逃遁,藝術喜歡隱身埋名,對它來説,最美妙的時刻是忘記了自己是誰。”在杜布菲不懈地努力下,精神病人的藝術在西方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理解和尊重,他們紛紛為這樣的藝術建立藝術館,其目的就是為了讓公眾對人的非理性世界也能獲得一個直觀的認識和了解。
然而,中國人不習慣於在沒有文化遮掩的狀態中去正視自己的心靈,因為那樣會讓人感到羞恥。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一方面是因為我們長久接受的文化熏陶是仁義道德,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種文化熏陶的時間過於漫長而讓我們患上了文化依賴症,拋棄幾千年文化就意味著對中國人性的否定,這顯然是一種極具危害性的精神疾病。
即使感到羞恥,即使是一種疾病,我還是不願放棄親眼目睹一下自己心靈的原形,因為只有當我們看到了這個原形,我們才能明辨自己現在的真實面目,正如我們只有在進入深山和海底世界時,我們才能區分什麼是自然世界和人造世界。精神病人的藝術就如同那個海底世界,在那裏,我們可以發現人的本性和潛能。通過與二百多位精神病人的交往,我終於在他們當中發現了幾位特別喜愛繪的病人,也正因為有了他們的創作,才讓我對理性、非理性、疾病、科學、藝術、文化、社會、教育等獲得一個完全不同於過去的認知。
為了更深入地進入這個神秘的世界,我們在南京創辦了中國首家為精神病人服務的藝術中心,即南京原形藝術中心,我們確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公眾—定會在精神病人創作的大量藝術作品面前重新調整對瘋癲和精神病人的看法,至少我們會懂得寬容和尊敬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