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天 乙
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和中國美術館主辦、中國當代藝術院承辦的“建構之維——2010年中國當代藝術邀請展”在中國美術館隆重登場，由於參展藝術家多為中國當代藝術院院士，因而這次展覽被看作是當代藝術院成立以後的第一次集體亮相，也被當做當代藝術院的具體藝術追求和研究成果的完整呈現。都是當代藝術展，其際遇顯然與當年那次大展截然不同，至少利用了體制掌控的資源並且不至於被關閉，因為隨著這樣的展覽徹底“合法化”，中國當代藝術的走向再次被權力牽引，儘管這種牽引有時顯得非常武斷。
展覽闡釋是這樣寫的：
改革開放至今，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當代藝術從萌芽走向成熟，直至多元格局的形成，已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國當代藝術不僅有自身的發展譜係與藝術史價值，而且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思想解放、社會變革、文化現代性建設等諸多領域的表徵，因而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的當代藝術已走出國門，贏得了國際藝術界的矚目，而它們的存在也充分地體現了中國當代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與開放性，及其所蘊含的不可替代的精神價值。本次展覽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美術館聯合主辦，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當代藝術院承辦，將邀請過去三十多年來各個時期與不同藝術領域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家參加。將“建構之維”作為本次展覽的主題，其意旨在於一方面能較為全面地梳理、呈現中國當代藝術多元的創作格局與不同的藝術追求;另一方面是突出“建構”的意義，即凸顯當代藝術所創造的新的藝術價值、文化價值、精神價值。雖然此次展覽兼具回顧、梳理之意，但也強調自身所具有的開放性、多元性、前瞻性，力圖為中國當代藝術的未來發展産生積極的推動作用。除了展出藝術家部分代表性的作品外，屆時還有數十件繪畫、雕塑與裝置新作與觀眾見面。
本次展覽的學術目標將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呈現當代藝術在各個歷史時期與中國社會文化現實所發生的聯繫與互動，注重其在參與當代文化建設過程中所呈現出的特點與意義。第二，突出“建構”所具有的藝術、文化、精神價值，強調“之維”所具有的開放與多元維度。第三，凸顯藝術個案的研究價值，並以參展藝術家的個案為坐標，勾勒中國當代藝術的基本發展脈絡與多元化的創作格局。第四，在展覽的呈現和佈置中既追求新穎、獨特，又不能讓觀眾感到陌生。事實上，追求高品質的現場效果，不僅希望展覽能營造良好的藝術氛圍，更重要的是通過中國美術館這個公共空間，讓當代藝術走向社會，走向大眾，讓觀眾更容易地了解和欣賞中國的當代藝術作品。
通過這個展覽主張，聯繫這次展覽的參展藝術家及其作品，我們再一次看到了強大的體制力量如何無武斷地強暴當代藝術。
第一，“建構之維”能不能勾勒中國當代藝術全貌
參展的20位藝術家和50余件作品包括20余件今年的新作，都看不出有什麼個人突破，用大眾目光看，除了羅中立拋棄了寫實方法和充滿鄉土生活氣息的作品存在個人明顯反差以外，其他院士的作品絕大多數都沒有語言、形式和思想觀念指向的建構，依然是人們熟悉的綠狗、花香、笑臉之類，至於這20位藝術家和50余件作品構成的這次展覽能不能體現中國當代藝術的全貌，值得懷疑。
從主辦方、策展人的闡釋和媒體的報道看出，當代藝術依然被限定在某種實體形態的藝術樣式，並且是一種固態的模式和主張，因為當代藝術在這裡表現出了“萌芽”和“成熟”，從三十年前萌芽到今天的成熟，似乎完成了當代藝術在中國的過程，意味著中國當代藝術已經基本喪失了繼續發展和前進的空間，接下來的只能是當代藝術的衰退與逐步消亡，或者像當代藝術院院士那樣不厭其煩地自我複製並且進一步祛除藝術的精神價值觀的當代指向。這種論調比栗憲庭先生關於張曉剛當代藝術的成熟並象徵著中國當代藝術的成熟的觀點更加危言聳聽，因為它不僅把當代藝術當做某種固態的藝術模式甚至藝術風格，而且把當代藝術院院士的藝術成就當做中國當代藝術的基本框架甚至代表，這種與事物生成與發展規律完全契合的藝術模式論和過程論，顯然背離了當代藝術的根本屬性。
只要對展出作品進行基本的觀察，就可以發現這些作品很多都是個人形式、符號的重復，本質上並沒有實現哪怕是個人的突破。而中國當代藝術很顯然比這樣的符號化的東西要豐富得多，尤其是在當代藝術獨立性、批判性和前衛性等最重要的特徵方面，甚至這一批作品根本排不上位置。説它們體現了中國當代藝術的成熟，要麼主觀臆斷，要麼強暴中國當代藝術。當代藝術最重要的一個指標是批判性，試想，一種完全喪失了批判性的作品如何體現當代和前衛呢？僅僅依靠技術層面甚至僅僅依靠個人那點兒可憐的符號語言就可以體現當代藝術的批判性嗎？這種觀點不僅無法完成批判的職能，而且本身也處於一種模糊和不確定的狀態，很顯然，批判性必定是關於現實社會存在的批判，沒有這樣的批判，當代藝術的前衛性只能是一句空話。在“建構之維”的展覽闡釋中，絲毫不涉及或者故意回避了當代藝術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價值，特別是在近年來中國經濟社會變革中出現的種種尖銳矛盾以及連續不斷的天災人禍的大背景之下，當代藝術依然與體制合謀，置若罔聞，沒有鮮明的姿態，更沒有理性的關注與藝術的提問，繼續把當代藝術價值引向不著邊際的符號重復，是極其惡劣的。
反觀中國當代藝術，並不完全像這次展覽所體現的那樣，有極少數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藝術家肩負當代藝術的歷史責任和社會責任，獨立地觀察中國當代社會矛盾與價值觀缺陷，通過批判性的藝術作品不斷地向社會發問和對現實醜惡或誤區提出嚴肅鞭笞。像艾未未、徐唯辛以及高師兄弟等一批藝術家的作品，不僅具有強大的藝術震撼力，而且也具備了人類社會的普遍良知與社會正義，對當代社會進行著理性的拷問，要説國際影響，除了市場影響之外，應該是非常深遠的。遺憾的是，這次被稱為梳理三十年當代藝術價值的“邀請展”，以當代藝術院院士為主體，以遮蔽當代藝術本質為特徵，以宣揚頹廢沒落的當代藝術價值觀為標誌，以社會公共資源為支撐，實踐著強權話語和院士“自由”的創作狀態。唯獨當代藝術的批判性缺失。
第二，“建構之維”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當代藝術的多元性
這次展覽聲稱邀請過去三十多年來各個時期與不同藝術領域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家參加，將全面地梳理、呈現中國當代藝術多元的創作格局與不同的藝術追求。老實説，這種宣傳顯然與展覽作品甚至展覽本身形成了“兩張皮”，從參展藝術家看，冠之以“院士聯展”更加準確，稱為“文化部當代藝術文獻展”更加貼切，從參展作品看，不僅不能體現“多元的創作格局與不同的藝術追求”，正好相反，這是一次人們早已熟悉的藝術明星的回顧展，如果有了架上繪畫、雕塑、裝置等形式就可以叫做多元的創作格局，那麼，做到多元化的創作也就變得非常簡單，如果20位參展藝術家不同藝術形式或者藝術語言即構成中國當代藝術的“不同的藝術追求”，那麼，當代藝術早就實現了這個目標，更何況參展作品傳達出來的藝術價值觀和藝術精神不僅沒有體現不同藝術追求，反而呈現出某些藝術追求的同一性，那就是在體制認同並能夠接受的既定軌道上繼續重復個人的藝術符號，除了羅中立和岳敏君的作品還體現了一定的視覺創新和變化，別的作品基本沒有走出過去的樣式，即便是這樣的作品，也完全脫離了當代藝術的本來軌道，而在藝術的實體精神價值方面，所有參展作品幾乎都放棄了當代藝術的社會責任與批判立場，如果中國當代藝術始終保持這樣的“多元性”和“藝術追求”，那麼中國當代藝術將回到中國傳統的藝術存在狀態，重新進入娛己娛人的所謂藝術境界，這與當代藝術的價值觀相去甚遠。
其實，建構之維非但沒有體現創作的多元性，恰好從某種角度體現的是“一元性”，這就是去批判性甚至去實體觀念。觀眾有目共睹的是，參展作品幾乎同時保持了參展藝術家身份改變以前或者改變身份依據的藝術樣式，選擇了最為穩妥的符號重復，笑臉依舊花香常在，要説這批藝術家還稍微有一點兒忌諱，那便是賦予其平淡作品以某種似是而非的概念，企圖掩蓋其藝術價值觀的猥瑣。看得出來，這次展覽可笑地把不同藝術家不同的藝術樣式、藝術符號或語言當做了創作多元，把共同放棄當代藝術的批判性而一味強調技術和純粹視覺感知當做藝術追求多樣化，更為武斷的是，把這種所謂當代藝術形態加到中國當代藝術頭上，並推行這樣的強權話語。
我們不否認院士們的藝術“成就”，不否定他們在追求當代藝術中國化方面所做的“艱苦探索”，但是，我們也不能讓那一批以當代藝術院院士為主體的體制藝術代言人明目張膽地侮辱當代藝術的價值指向，不能用反對“政治挂帥”來取代當代藝術的去政治化，也不能繼續讓那樣一批再無創造精神和創造動力的藝術明星承擔中國當代藝術繼續前進的重任，他們推出當代藝術進入御用行列是最好的結局。否則，將使不少真正具有獨立精神和批判態度、具有社會建設價值和藝術啟蒙功能的當代藝術被這樣一種藝術狀態淹沒。如果當代藝術走上“建構之維”的軌道，那將是中國當代藝術的莫大悲哀，當然，中國當代藝術不可能因為這次展覽的導向而走上這樣的軌道。
第三，“建構之維”是否凸顯了當代藝術所創造的新的藝術價值、文化價值、精神價值
看來，本次展覽的組織者和策展人的確注意到了當代藝術的價值問題，聲稱展覽作品“凸顯”了當代藝術創造的新的價值，雖然主辦方並沒有列舉展覽作品到底創造了哪些新的價值，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展覽闡釋和新聞宣傳中發現主辦方想表達的那些價值，即當代藝術格局的多元性和追求的多樣性，既保持作品的獨特性又能實現與公眾的交流，正如當代藝術院院長羅中立所言：“希望中國當代藝術能走向大眾,與公眾交流”。通過這樣一些模棱兩可、含混不清的表達，我們很容易看出這次展覽本來就沒有把藝術的獨立性、前衛性、先鋒性、批判性、啟蒙性等等當代藝術最重要的價值建構作為最重要的當代藝術參照加以闡述，而僅僅在形式層面和“多元性”維度內建構這次展覽的基礎。儘管作為中國人基本都能理解當代藝術院、中國美術館表現出這樣的姿態，但是，把當代藝術的價值局限在這樣一種形式情景之中，畢竟是有害的。
即使是當代藝術走向大眾這樣的正常目標，這次展覽作品也是無法實現的，走向大眾的兩個根本前提是：語言和形式的通俗性、觀念形態的積極性和進步性。展出作品中除了羅中立那一批作品公眾可能“喜聞樂見”之外，其他符號化重復的作品，公眾是難以把握的，最多在樸素的視覺層面表現出困惑與無奈。因為這樣的藝術作品必定是按圖索驥、緣木求魚的結果，在所謂思想的範疇做出來的某種闡釋性的圖畫，距離公眾的生活極其體驗包括公眾關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普遍現實實在太遠（有報道説，一名大學生就曾鑽到岳敏君《彎曲的維度》下面找樂趣）。我不知道這種玩兒符號的東西如何與公眾交流並得到公眾認可，既不高級也不通俗，顯然無法實現這樣的目標，正好相反，真正能夠完成這種使命的是那些直面現實社會矛盾和問題、具有顯著地理性精神和真誠甚至虔誠的情感投入的作品。像裝置作品《我在這個世界上幸福地生活了七年》，像《歷史中國眾生相》等作品，所以能夠在公眾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是因為這些作品的誕生的社會良知、社會責任和價值觀指向，同時也是這些作品藝術形式的獨到與自由，完成了高級與通俗的自然結合。
創造新的藝術價值顯然不是這次展覽闡釋所理解的那麼簡單。即便是形式層面，也應該是有價值的形式，僅僅追求視覺刺激的新的形式，未必一定具有新的藝術價值，而藝術價值僅僅有新的形式（更不要説符號化重復）是不能實現藝術價值創新的，要活得藝術的新的價值，首先必須通過藝術的形式、語言表達某種具有進步意義的意識形態、判斷方式、思維定勢與確定的價值觀。如果藝術形式的創新也是藝術的一種社會貢獻，那麼離開了某種特定的精神實體，這些形式、符號只不過是一堆“玩意兒”。如果説這次展覽創造了新的價值，那麼，這種價值早已有之而且逐漸被人們拋棄。
至於所謂“個案研究價值”，相信觀眾自有答案，不用多言。
第四，“建構之維”會不會形成一個事件
本來，憑藉所掌握的資源，舉辦這樣一個院士“回顧展”，甚至履行一下職責，引領一下中國當代藝術的方向，配合一下文化建設的主旋律，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的是，展覽方假裝與那樣的需要無關，裝模作樣地擺出“邀請展”的樣子，離開展出作品和參展藝術家的身份，做過度的藝術闡釋，模糊視聽，混淆是非，誤導觀眾，這是不應該的。
因此，這次展覽很有可能變成一個藝術事件，在當今藝術權力結構狀態之下，它一定會被描述成體現中國當代藝術面貌的展覽，是一次引領中國文化價值取向和藝術精神方向的展覽。於是，有關這次展覽的媒體攻勢已經展開，相信“學術”攻勢早已醞釀成熟，弓在弦上，一觸即發。而且學術的攻勢會從大量的當代藝術文論乃至哲學的、邏輯學的、符號學的等等科學範疇找來大量證據，證明這個展覽的歷史意義，證明這些作品標誌著中國當代藝術的成熟。我們可以預見接下來的學術攻勢也會像這次展覽一樣，牽強附會，上演一幕幕令人厭惡的“學術”醜劇。
這次藝術事件，進入本來意義的中國當代藝術範疇，必將作為一個非常典型的反面事件，用做研究中國當代藝術如何被強暴，如何被利用，如何在權力面前媚態十足，如何指鹿為馬信口雌黃，如何舍本逐末以偏概全等等，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個事件在若干年以後，將會成為告誡後人的沉重教訓，甚至成為藝術歷史的一個不那麼光彩的一筆。
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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