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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藝術品市場週刊》的文章對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所作出的分析，以及對未來市場的預測和判斷，跟筆者以上調查結論如出一轍，別無新意。
美國發行的《藝術品與財富》雜誌刊登的一篇文章羅列了另外一組數據，稱：“……據不完全統計，近30年來，從中國香港外流的中國出土文物有近千萬件，其中絕大部分是由盜墓者與走私者聯手賣出，少數是文博單位的內賊監守自盜所為。這些物品一部分流向歐美各國博物館，一部分被以各種名義取得‘合法’身份後，由拍賣行公開拍賣，另外一部分則通過古董市場流向古董收藏家的儲藏室……這些文物大部分售價極低，有些甚至一堆一堆地估價賤賣，但轉手後，無論是經外國古董商還是拍賣行倒賣，一般都可以獲得幾十倍、甚至幾百上千倍的利潤。更重要的是，對於拍賣行來説，這些拍品不但可以回歸中國文物的真正價值，可以賺更多錢，而且引起的糾紛還會更少，因為大部分走私出土文物，中國政府都沒有檔案可查，很難舉證追討……”
儘管有些數據很難得到具體證實，但這篇文章所透露出來的基本資訊，卻是輕而易舉可以得到印證。我曾就此事諮詢過一些外國拍賣行的中國拍品負責人，他們對這種説法毫不覺得奇怪，只是對其中的數據表示質疑。當我問及今後中國文物的來源是否會逐漸枯竭時，他們一致覺得我是在閉著眼睛搞笑。他們回答説：“第一，明清瓷器在歐洲遍地都是，要求送拍的人非常之多，如果全都收下恐怕還可以拍上幾十年。當然，我們要做挑選，而且要根據買方市場的情況進行排隊；第二，近幾年送拍的中國高古文物數量同樣多得超出想像，可以這麼説，過去若干年我們掌握的這類拍品，還不及現在一年主動到府聯繫的數量多。品質也一樣，過去能找到一件商代青銅器作為拍品我們就興奮不已，現在賣都賣不過來，一般器物有明顯殘缺的我們都不讓上拍，因為大家都知道你們中國人喜歡完美無缺的東西！”
在調查中我還得知：一些拍賣行在公開拍賣明清官窯器的同時，已經開始在私下培育高古陶瓷的市場。佳士得拍賣行的一位朋友在聊天時告訴我：這幾年，他們每年都會舉辦一些元代以前的中國文物專場拍賣，成交量和成交價格正在逐年上升。
那位朋友舉例説：“前年在紐約的一場中國瓷器藝術品拍賣會上，我們一次性賣出唐三彩器物21組29件，成交率在70%以上。通過這20多年的定向收藏，此類在中國被禁止買賣的出土文物正在源源不斷地被西方收藏家和古董商低價收入囊中，當然，最終大部分文物還會被中國人花錢買回去。我們也樂意看到這種結果，物歸原主嘛！”
記者查閱了有關資料，足以證實那位朋友的判斷：
2002年，僅佳士得和蘇富比兩家公司就拍出了40件宋代名瓷。其中，香港蘇富比春拍時，一件宋代鈞窯天藍釉葵花式花盆連盆托賣到近400萬元港幣。到了秋拍，香港佳士得推出的一件北宋定窯黑釉鷓鴣斑碗，成交價高達1239萬港元，比較10年前高出幾十倍。到了2004年，高古瓷成交數量進一步增加，宋瓷成交達130件以上，價格則穩步抬升，2005年3月31日，紐約蘇富比拍出的一件北宋定窯花口盤，成交價高達152.8萬美元（約1263萬人民幣）。但據業內人士估計：這一類高古瓷的成交價近期內不會太得過高，因為有關方面還在忙於“吃貨”。
一位在倫敦拍賣行工作的華人也告訴記者，近幾年，加大中國高古文物的試銷力度，已經成為多家海外拍賣行的共同戰略。那位朋友説，除開公開性拍賣之外，他們還以非公開拍賣的方式撮合過幾單這方面的買賣。所謂非公開拍賣方式，就是由中間商為自己熟悉的買賣雙方客戶牽線搭橋，對部分對口古董進行價格磋商，達成一致意見後便私下成交。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買賣雙方都可以省去一些交易稅費，而且價格一般都比較適中，有利於這一類文物按照各家拍賣行的戰略目標調控價格。
那位高管所説的情況，記者在國內調查中也得到了證實。浙江一位富豪收藏家就以這種方式，經人撮合在倫敦市場上僅以折合人民幣300萬元的價格，一次性買下漢代以前的青銅器20余件，其中還有珍貴的二里頭青銅器2件。這些批量“打包”買回的青銅器經過國家權威專家認定，全部屬於真品。
通過多方面的調查，記者比較清晰地發現：圍繞中國文物所展開的一場國際商業運作，有著極為縝密的戰略性佈局，手法與股市“莊家”慣用的“高拋低吸”伎倆非常相似——一手持續不斷地拉高明清官窯瓷器的價位，並有計劃、有步驟地分批出貨；另一手則利用中國對出土文物的管制政策，大量廉價收購、儲備那些時代久遠、真正有較高文化含量的高古文物，只待時機成熟，便豎起新的價格標桿，策動這一部分文物“出口轉內銷”的回歸運動，源源不斷地用中國人自己的“物”，賺取中國人自己的錢。（本文采訪人：羅曼博士。文字整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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