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註定是個極其特殊的年份，新冠疫情加上國際貿易環境突變，給各行各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響。尤其是農民工群體受到衝擊較大，就業機會減少，城市生活成本高企，部分農民工因此選擇返回鄉村。數據顯示，截至7月底，全國新增返鄉留鄉農民工就地就近就業達1300多萬人。
應該説，這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大規模的農民工返鄉事件，帶來的影響挑戰可想而知。尤其對於外出務工大省來説，大量農民工集中返鄉，對於鄉村社會秩序、社會治理都是嚴峻考驗。近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家發改委等十五部門發佈了《關於做好當前農民工就業創業工作的意見》，為進一步做好農民工就業創業工作，提出了指導性意見。
就目前發展階段而言，農村相對於城市的就業機會依然偏少，所以大部分返鄉者最終還是要回到城市。也正因此，目前各地都在想辦法拓寬外出就業渠道，強化外出就業服務。比如將“二次返鄉”人員資訊進行收集跟蹤，包括務工工種、技能、意向、熟悉的流出地和企業等等，根據這些資訊梳理分類，利用大數據組織聯繫外出務工機會，不斷拓寬外出就業渠道，盡可能多地為返鄉農名工提供便利。
有的地方組建了微信群，將上下游的工廠物流一一拉入，一有資訊馬上通知，力圖打通勞動力流入地和流出地資訊對接的各個環節。有的村村委辦公室的桌子上鋪滿了各地的招工海報，盡可能多地了解務工者主要流向地復工復産情況。想辦法將部分返鄉農民工配置到勞務輸出大省或者相對來説就業機會較多的城市當中，這是一類。另一類就是解決留下來的這些人怎麼辦的問題。
應該説，相比一直留守鄉村的人，外出打工的這批人的經歷更豐富，見識更開闊。所以在看待這些返鄉者時，就不能簡單看成只是給他們尋找就業機會，而應該考慮這部分人有什麼優勢，能創造什麼價值，以及在解決其就業的同時，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們為本地産業發展和鄉村振興服務。
首先是返鄉者有技術，有眼界。他們在城市打工經商，接觸了更多的機會，比留守村莊的人們了解到更多的經濟發展業態和商業發展模式。就拿服務業來説，一個在城市經營小飯館或者哪怕是做服務員的人，對於消費群體的心理把握，對於餐飲業的各種細節把控，對於經營上的經驗都是有一定積累的。他們知道城市裏的人喜歡什麼，在餐飲上要提供什麼，鄉村是否有條件去滿足這樣的需求等。對於鄉村旅遊等第三産業的發展來説，這是可以直接拿過來用的人才，是最節省成本的一種人力資本引入方式。
第二是返鄉者有一定資金。農民工外出務工經商，多半會有一定的積累。即便每人只有少量的資金儲蓄，對於外出務工大省或者大縣來説，累積的額度也是相當可觀的一個數字。假如一個地區外出務工者100萬人，每人平均下來存款3萬，100萬人就是300個億。這些都是鄉村振興中潛在的資本力量。
當然，還有一部分是純粹的勞動力。這部分人在外務工多從事技術性的工作，或者只是在工地上打短工，但是對於鄉村建設來説也是極其寶貴的勞動力資本。在有的地方，返鄉者已經開始了最基礎的建設活動。平時村裏都是留守老人兒童，借著返鄉年輕人多，同村人之間相互幫襯，建起了新的住房，整個村莊的面貌也發生了變化。
這些年來鄉村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人口外流，村莊凋敝，鄉村振興受到缺人、缺項目、缺經營等各方面的制約。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果能夠利用好這次返鄉機會，實現返鄉人員本地發展與鄉村振興有機結合，或許可以成為一次契機。
事實上在疫情早期，一些外出務工者被困鄉村，就有心思活絡的開始琢磨在家鄉做些事情。有的看到村民外出採買不便，就開著小貨車批發果蔬拉回村子裏賣；有的利用網路平臺銷售村裏滯銷的農産品，不但解決了農産品上行，還帶來了各種農資生活用品下行……
筆者在各地採訪發現，鄉村振興成效顯著的地方，一般也是善於發揮外出務工經商人員作用的地方。不定期組織返鄉人員召開座談會獻智獻策，捐款捐物建設家鄉。甚至最先開始做民宿、農家樂生意的也多是這批在外闖蕩過的人。而且這些人往往發揮了鄉村意見領袖的作用，他們做了第一家民宿，他開了第一個餐館，其他人跟著效倣，整個鄉村的業態就逐漸豐富起來了。人是最活躍的生産要素，返鄉者也必然給鄉村帶來文化、審美、治理、組織以及管理等方面潛移默化的影響。
如何激發這部分人的活力，就需要地方政府首先對返鄉勞動者有一個基本客觀全面的評價，然後加強正向的引導。相信他們在“廣闊天地”能發揮作用，並且借助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從資源政策等方面予以傾斜，給予一定優惠和扶持，比如資金的扶持、網路平臺的建設、土地項目審批，以及産業鏈物流系統的配套等等，給他們提供發揮作用的條件和空間。
同時，可以統籌考慮鄉村振興實際，結合返鄉農民工勞動力充足的情況，啟動更多鄉村建設項目。既能短時間內創造一定的就業機會，又能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將村莊、道路、農田等建設得更好，可謂一舉兩得。除此之外，還需配套考慮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以解決返鄉者在鄉村發展的後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