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有活幹 小康路更寬——來自我國大西南地區“三區三州”産業扶貧的報告

“三區三州”是我國脫貧攻堅最難啃的“硬骨頭”。如何實現脫貧目標？脫貧後如何可持續發展、穩步邁向小康之路？記者採訪發現，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的關鍵時點，我國大西南的“三區三州”地區從政府到企業、到群眾，正因地制宜，積極探索産業扶貧、産業穩住脫貧成果、産業振興鄉村的路子，各類扶貧産業在“三區三州”落地生根。

産業支撐脫貧攻堅

産業扶貧是撬動貧困地區發展、增加貧困農戶收入的重要途徑。近年來，在廣大的“三區三州”地區，脫貧方式多種多樣，而産業扶貧在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特合村第一書記劉驥告訴記者，通過整合産業發展資金和與公司合作，村裏新建成了6個生豬代養場，每年可為每戶貧困戶分紅1000元，在産業帶動下，該村貧困戶每人平均年收入已超萬元，貧困發生率從29.6%降至2.19%。

貧困人口從2013年的51.8萬減少到2019年末的17.8萬，貧困發生率在6年間降低到4%，産業對涼山脫貧的帶動作用不可忽視。據統計，涼山全州種養大戶已突破10萬戶，各類經營主體農戶帶動面達75%以上，50%以上的已脫貧人口中依靠發展農業産業實現脫貧。

2016年以來，西藏累計投入362億元實施扶貧産業項目2661個，帶動了23.8萬人脫貧。而在四川藏區，2019年甘孜藏族自治州投入財政扶貧專項資金132億元，全面推進貧困村與非貧困村、貧困戶與非貧困戶統籌發展，實現7125戶3.1萬人脫貧，貧困發生率降至0.23%。

在雲南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2015年以來，當地累計投入産業發展資金4.3億元，中藥材、特色畜禽、高原雜糧、蔬菜等優勢産業不斷發展壯大，綜合貧困發生率降到了2019年底的0.38%……宜農則農、宜牧則牧、宜遊則遊，記者看到，産業扶貧作為脫貧攻堅的“第一工程”，築牢了“三區三州”的脫貧根基。

産業發展“準又穩”

在“三區三州”地區，複雜的地形地貌和氣候條件在塑造了獨特的自然景觀的同時，也曾是制約當地産業發展的屏障。而如今，記者經常能聽到“生態是最脆弱的資源、也是最寶貴的資源”的説法。依託生態本底，找準産業發展方向、把穩脫貧基礎，農林産業、現代農業、扶貧車間、鄉村旅遊等不同産業發展，讓困難群眾從“看天吃飯”變為“靠産業吃飯”。

“工作的地方離家只有2公里，每月工資4000元，再也不用四處打工了。”今年45歲的索朗，在西藏日喀則市謝通門縣達那答鄉一家産業扶貧企業工作。他所在的企業主要從事食用菌生産加工，目前日産食用菌2噸至3噸，127名工人中68人是建檔立卡貧困戶。從田間地頭到扶貧車間，扶貧産業鏈越來越完善，現代農業挑起了“三區三州”穩定脫貧的“金扁擔”。

在四川涼山，綿陽市涪城區、佛山市禪城區對口幫扶工作領導小組與昭覺縣共同組建的涪昭現代農業産業園區，已經建設了標準蔬菜、食用菌種植大棚500余畝，三年內將建成佔地5000畝的現代農業園區。2019年，涼山東西部扶貧協作幫扶資金到位7.7億元。“打贏脫貧攻堅戰，東西部産業合作是促進産業發展帶動脫貧的重要舉措。”從廣東佛山市到涼山州昭覺縣挂職縣委副書記的徐航深有體會。

而在三江並流的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全州30個旅遊扶貧示範村正加快建設，依託特色旅遊資源培育750戶旅遊扶貧示範戶。當地群眾依靠旅遊産業，實現了樓上居住樓下就業。

為全面小康注入活力

産業扶貧，不僅是“三區三州”地區脫貧的“定心丸”，更是奔小康的“強心針”。

灣地溝村是四川甘孜州雅江縣53個貧困村之一，全村有建檔立卡貧困戶16戶52人。在有關方面的定點幫扶下，灣地溝村依託海拔相對較低、日照充足、林多地少、水質優良的自然條件，由幫扶單位、企業和村合作社共同出資360萬元，在村裏建設了大型養殖場，4年來共向村民分紅80余萬元，為貧困戶增收脫貧起到了重要作用。幫扶幹部張會東告訴記者，2019年，該村貧困戶每人平均分紅達到了1000元，非貧困戶每人平均分紅730元。

在海拔4250米的西藏那曲市色尼區羅瑪鎮普拉村，從草場深處搬遷到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的布次仁實現了養牦牛的夢想，成為牦牛牧場職工的一家三口每人平均年收入如今已經達到3萬元。“我學到了養殖和牧場管理技術，兒子正在學習駕駛，希望成為牧場的駕駛員。”

手中有活幹，奔小康更有信心。扶貧産業實現了深度貧困地區生態資源到産業價值的轉換，如今，特色優勢産業變成了“三區三州”地區的“金字招牌”，為脫貧奔小康注入了強大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