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中同甘共苦的伴侶

中國網：在您父親受到一些批判或者打擊，或者不理解的時候，您母親是一個怎樣的態度？

黃楠：1959年以後我母親也受到一些衝擊，後來還受到處分。當然1962年平反了。我母親當時一方面是非常擔心父親的情況，另一方面也非常擔心孩子。所以，我母親想辦法在她單位要了一套房子。當時她已經調到研究所去了，這套房子在文革當中對我們一家人非常重要。但是我母親始終覺得父親是一個好人，她能理解人家批判他右，但是不能批判他是一個反黨分子，是一個野心家，這是我母親從來不能理解的。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我母親還是全心全意照顧我們，不斷寫信跟父親聯繫。

我母親是一個知識分子，總有一些羅曼蒂克的想法，而我父親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人，是非常實在的，在這些方面來説，不是特別融洽。但是我覺得她對父親幾十年的了解，兩個人同生共死，生活了這麼多年，同甘共苦所建立起來的東西有非常深厚的基礎。這種基礎我有一些説不出來，我們可能也不太能夠理解到她的深度。但是在文革當中，我母親對父親的狀況非常關心，只要有機會就給父親送東西去安慰他。我覺得那個時候才是真正的能夠同甘共苦的情感。人一輩子有這麼一個伴侶，也算是可以了。

中國網：母親在對子女的教育上，給您留下了什麼樣的印象？

黃楠：我母親更注重孩子文化上的教育，比如我弟弟那個時候不會寫作文，開玩笑讓他寫下雪，他就説“團團纍纍的挂在樹上”，我媽媽會幫助他一句一句地去改。記得放假的時候叫我們鍛鍊身體，我們四個小孩從院子裏跑出去，每天早上順著小衚同跑一圈。她比較注意我們的學業。1959年以後，我父親出了事，我和我弟弟功課非常好，我當時考了北大，我弟弟考了清華，兩個小的還正在上學，文革以後都很快考上了學校，他們兩個後來都讀了碩士、博士了，功課都很好，而且受家裏傳統，底下的幾個也都是清華、北大的佔多數，我女兒最慘的，是師大畢業的。

中國網：1986年父親過世的時候，您母親寫到“即死無憾矣，仰不愧天，俯不怍人”，這是您母親對您父親的一個評價？

黃楠：是的。我父親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他這一輩子，覺得對不起的就是那些死了的先烈，他對自己的評價就是想想那些死了的人，我覺得自己已經是歷史的“幸運者”了。所以對他來説，他沒有別的東西可以顧忌了。從這些方面來説，他是無愧國家、無愧人民、無愧於黨的。當然不等於他沒有缺點，工作中沒有錯誤，他自己的説法，他説凡是我在位的時候，黨做錯了事情的，我舉了手的，我都有自己的一份責任。他很勇於承擔自己曾經有過的錯誤，而且也希望從這些錯誤當中能夠總結教訓以後不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