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解讀《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經營行為規範》

本期嘉賓

時間:2017年12月28日

嘉賓: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副研究員 潘圓圓

   中國網:中國訪談,世界對話,歡迎您的收看!12月18日由國家發改委會同商務部等部門聯合編制的《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經營行為規範》(以下簡稱《行為規範》)正式發佈。作為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參與者,近年來民營企業“走出去”步伐明顯加快,企業開展境外投資的同時,加強對民營企業的規範管理也顯得越發重要。該行為規範的頒布,對於民營企業境外投資行為做了哪些規定?對於規範其境外投資行為會起到哪些作用?本期節目,我們特別邀請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潘圓圓為您解讀。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潘圓圓做客節目。  攝影 楊楠


    中國網:潘老師,您好,歡迎您做客我們的節目。

    潘圓圓:您好,各位網友大家好。

    中國網:首先,請您跟我們的網友介紹一下,這次發佈的《行為規範》主要涉及哪些方面的內容?

    潘圓圓:咱們這次的規範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內容。

    第一方面是對境外的經營管理體系,包括規章制度、績效管理、人力資源這些方面的內容。

    第二部分是對民營企業境外誠信合規經營,從國內申報到國內獲得融資,以及對於産品品質的保證,還有履行合約的一些條款,以及保護當地消費者的權益和維護當地的智慧財産權,這些方面的內容。

    第三方面是對在東道國的社會責任的履行,包括尊重當地的傳統文化和當地的公關媒體進行一個溝通,以及推動中國的技術進步和資訊披露方面的內容。

    第四部分是對東道國的環境資源的保護,包括在進入投資之前,有一個對環境很好的評估,以及對出現環境事故的預警和處理機制。

    最後一部分是海外的風險防範,因為對外投資風險是在各方面的存在的,包括法律風險,以及出現風險的應對、預警也是有方方面面的內容。

    《行為規範》主要是這五方面的內容。

    中國網:我國提出“走出去”戰略以來,其實民營企業在境外投資的比重還是越來越大的。有統計顯示,過去五年來,境外投資的70%來自民營企業。那麼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為什麼要為民營企業出臺這樣一個行為規範?

    潘圓圓:我想回答這個問題,我首先需要解釋一下對外直接投資的性質,它其實是中國海外資産的一部分,除了直接投資,還有儲備資産、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跟個人相似,不同資産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目的的,持有這個現金,可能是要保持安全性和流動性,個人進行股票和對外的直接投資,可能是要獲得更高的收益,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國家持有資産的動機和個人或者企業的情況很類似,是需要獲得收益的。中國對外投資確實是增長很快,我給大家一個數。200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只有大概不到30億美元,到現在2016年,流量是1900億美元,將近2000億,這個年度的複合增長率有38%。從存量來説,當時2003年大概只有300億,到2016年已經有13000多億,將近14000多億。超過10000億美元。

      我給大家介紹一下世界其他國家的情況。英國是在2002年左右,達到這個水準,但是英國的對外投資是從十七、十八世紀就開始,所以他是經歷數百年的過程。像美國、日本、德國,都是在2000年前後,日本是2012年。所以比較來説,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非常快速的發展,可以説是一個跨越式的發展,就是十幾年。其他國家少則四、五十年,多則上百年投資存量才達到過萬億美元。

      那麼可能大家會問,説這個增長快不好嗎?我想回答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你這個對外的投資,號稱是對外直接投資的這個資本流出,是不是全都真正用於直接投資,這是第一個問題,投資的真實性影響中國海外資産安全性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情況怎麼樣,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呢?因為第一個問題,涉及到中國的整體的海外資産安全問題,就像剛才我們説到,個人持有資産,他肯定要保持安全性,要保持流動性,但是他也有盈利性。中國對外資産裏頭,除了直接投資,最大的一塊是外匯儲備,外匯儲備收益率較低,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情況是影響中國海外資産的安全性很重要的因素。

      中國存在較大的外流的資本,它直接導致中國整體的資産的減少,那麼對中國的整體的經濟安全,存在一個非常大的風險。所以我們首先要問的是,號稱對外直接投資的資金裏頭,有多大比例是資本外逃,有多大比例是用於企業真實的生産經營活動,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方面就是資本外逃,可能在未來幾年中,這個問題還會加重,這有幾方面的原因。包括美國已經三次加息,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在加快,美聯儲在縮表,這樣的話,美國的利率會上升,美元會升值。那麼對一些投機資本,它會有個吸引作用,因為人民幣相對會貶值,那麼這個吸引力會下降,那麼這些錢會出去。 然後像在直接投資方面,像特朗普的稅改,他降低在美國投資企業的一些所得稅的交納,這樣的話,對於一些原本要對中國進行投資的企業,或者是原本要在中國增加投資的外國企業,他可能也會吸引到美國去。那麼這樣的話,整體的中國的資本是一個外流的這麼一個狀況,在未來可能會加劇。所以對於中國整體來説,你這個資産數量能不能維持,作為一個凈債權國,你的資産安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這是《規範》出臺的一個背景。

      第二個問題就是説,中國海外直接投資的收益情況怎麼樣。這個也有個國外的數據,就是過去二十多年外商在華投資的一個情況。因為中國是第一、第二大的引資國,外商對華投資量也很大,有一個數據是他們在中國直接投資的收益,大概是在20%左右,尤其是2008年有一個對美國大企業的調研,他們對中國投資的收益率是高達33%。那麼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的收益情況是怎麼樣的呢?這個目前沒有官方的統一的數據,但是有一些測算,總體來説,收益情況是比較一般的。哪怕不跟發達國家比,跟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ODI收益率也是比較一般的。

      那麼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為什麼收益情況比較差?這個就又涉及到幾方面的問題。一個是企業自身的經營能力,經營狀況,還有一個企業決策的問題。然後另外一方面,是外部的環境因素、東道國的風險,這兩方面的因素加總,導致了企業投資收益比較差的這麼一個狀況。這是《規範》出臺的背景。 這兩個問題在民營企業是特別明顯的。

      我們現在説到民營企業。首先,民營企業增長速度是非常快的,從2006年,它佔中國對外投資的比重,大概存量不到20%,到現在是有50%,跟國有企業是一半對一半。然後流量的話,您剛才提到,2006年它是佔到數量的70%,所以它的增長速度是快於國有企業的。第二個,因為民營企業它的投資規模是偏小,就是每個投資項目的規模是平均來説低於國有企業。但是這個特徵是對它的投資有好處的,包括説它決策比較靈活,換一個投資方向可能也比較方便。但是企業在這個投資的決策過程中,它可能規範性也是要差一些的。第三個,民營企業近兩年對製造業的投資是比較多的,製造業2016年是佔到中國整體投資的15%,是一個很快的速度,第二名,之前都是資源類、能源類的企業比較多,而且大家也知道,資源、能源類是以國企投資為主。那麼現在這個民營企業的增長,伴隨著製造業的增長。民營企業對發達國家製造業的投資,面臨更嚴格的國家安全審查。中國的民營企業,包括聯想、華為、萬向都曾遭遇美國的國家安全審查。一個企業如果曾經違反美國的出口管制,美國對這個企業並購的國家安全審查會更嚴格,甚至同一個母國相關行業的安全審查也可能因此升級。企業遭遇安全審查具有較大的負外部性。

      這就是兩個大背景,一個就是資本的外逃,由於國際的一個政策,一些變化和影響,可能會威脅中國的國家整體的經濟安全,還有海外資産的收益會受到影響。第二個是民營企業本身行為和它的投資特點,導致于它會是在其他國家特別受關注,所以我們經過自律和對自身行為的規範,應該是一個非常自然的選擇。

      那個民營企業在境外投資中,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包括説審批的時候,它可能並不是太規範,然後到了國外經營之後,它可能也不保持一個跟中國的聯繫,只有出了問題之後,才跟使館聯繫,這樣的話,很多具體的情況國內也不知道,也不能幫到他。

      還有包括在決策中,它可能會比較衝動,比較盲目,他這個盡職調查的報告、來源,有的時候也並不是來源於大型的投行或者是律所。因為投行和律所為了撮合交易,可能會盡職報告會把它往好的地方寫,那麼企業如果自己不具備這個境外投資的豐富經驗,可能沒有辦法鑒別這個盡職調查報告的真實性,所以它在投資的時候,會出現預期情況和實際情況差異特別大的這麼一個情況。

      還有包括説企業在投標的過程中,它也會出現為了獲得成功,為了中標,可能會競相的壓價。當時我們了解過一個在波蘭的基礎設施類的企業投資,當時其實已經有一家中國的國有企業在那兒經營得比較穩定,但是在一個項目的過程中,就有其他的民營企業穿插進來,然後以非常低的價格進行報價。當時那個業主跟這個國有企業,其實是有一個溝通的,認為那個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熟悉,不太合理。對於這個民營企業本身來説,它可能會付出一大筆的費用,包括調研費用、前期費用,但是它最後未必成功,即使它僥倖因為低價拿到了這個項目的話,它後續也可能會因為完不成這個項目,或者説因為它成本沒法控制在它自己承受的範圍之內,那麼項目的品質會受到很大的影響,這些都是中國民營企業對外投資中,對對外投資整體,是一個非常不利的一些情況。

      中國網:經過您剛才的分析,我們也能夠看出,就是民營企業在開展自己境外業務的同時也會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就有種觀點認為,這個《行為規範》的發佈是給民營企業的境外投資上了“緊箍咒”,您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潘圓圓:我個人認為這個觀點是比喻不太恰當的。“緊箍咒”的意思是接受這個規範的企業,它覺得這是一個對它行為的約束,它對這個規範是一個不接受的態度。這個規範可能對它造成一個不舒服的狀態,這樣的叫“緊箍咒”。但是我覺得咱們這次的規範,它是中國構建一個整體的海外投資的利益保護、風險防範體系的一部分。而且剛才咱們在背景中提到,就是民營企業對外投資,它數量增長是很快,但是我們投資不是僅僅為了投資而投資,我們投資是為了去國外獲得收益,然後增加中國的總資産,維護中國的經濟安全。如果僅僅是一個數量的擴張,這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那麼從以前的數量擴張,到現在追求品質、效益,這些都需要一個對企業行為的規範,而且這個類似于規範的情況在國外也存在,當然國外有不同的形式,包括行會、商會,它會對一個企業行為的約束,這樣的話大家通過正常的競爭,通過一個公平的市場的公開透明的這麼一個環境,和一些投資行為,這樣獲得一個比較穩定的收益,而不是通過僅僅是粗放式的,數量擴張的,不擇手段,僅為了投資擴大數量這麼一個目的而去投資,這樣是不可持續的,也不是一個長期的投資策略。

       中國網:值得注意的是,行為規範還對企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注重環境資源保護等方面也做了明文的規定。這對企業開展境外投資活動將會産生哪些影響?

       潘圓圓:這個規定和內容的出臺,主要是應對之前中國在對外投資中的環保風險和一些交易的失敗案例,包括很多國家,尚比亞、奈米比亞、蒙古,而且涉及到很多産業,像石化、海洋工程,以及森林砍伐,都出現了一系列的關於環境或環保規定,當地對中國企業的一個反對的聲音。這個部分的出臺,首先是為了防範企業的環境風險。環境風險它有一些特點,包括它不可預測性比較強,因為當地民眾的一個反映,民族情緒的上升,以及東道國政府利用這個對於環境保護的一個議題,來煽動當地的情緒,對中國的投資。由於它不可預測性,所以對企業的投資,最早的一個對利潤的估計,可能很難實現,所以我們把自己提到一個比較高的要求,可能會對後續的防範,會有一個比較大的作用。

       社會責任就是民營企業可能也需要加強一個跟當地的溝通,因為之前民營企業在投資的時候,他可能延續了一個在國內經營的理念,它可能會跟當地政府保持一個比較好的關係,那麼跟當地民眾的溝通,相對會少一些。其實在一些比如説發達國家,或者是説民主政體的發展中國家,它這個民眾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包括第三方的中間機構,它也是會發出很大的聲音的。所以如果沒有辦法跟當地的輿論,産生一個比較良好的環境,讓當地的公眾從真心上感覺到咱們投資,對他當地經濟的增加,對當地就業的增加,對當地老百姓生活的改善,他們可能會懷有一種情緒,對中國的投資並不太友好,而並不是通過你去搞定它的政府,就能夠把所有這些問題都解決了。但是其實企業是承擔社會責任的一個特別好的載體,因為它是雇傭當地的老百姓,以及以中國的文化,來對他們進行一個管理和交流,那麼他們也可以通過在中國企業裏工作,或者來中國,增加雙邊的一個了解,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效,而且可能對方的排斥心理,也不會那麼重的一個方式。民營企業特別有這方面的優勢,所以應該更多地加強民營企業,在這個社會責任履行方面的作用。

      中國網:我們可以看出,這個行為規範,其實是為了引導民營企業,自己更加規範自己的經營行為,以及規避自己的企業投資風險。那麼民營企業如何通過自律,來更好地進行海外投資,並且維護中國企業形象?

       潘圓圓:民營企業在投資的過程中,它會有一些比較好的選擇,包括從您剛才説的防範風險,它可能從宏觀上,在做出一個決策,進入一個國家之前,它可能要評估這個國家宏觀的政治風險、社會風險,這些可以通過購買服務,以及一些調研諮詢,一個比較良好的盡職調查,這些來完成。那麼除了這個宏觀風險,其實對民營企業影響更大的是微觀的風險,就是當地政府的一些政策,一些稅收的改變,其他政策的一些改變,可能還取決企業利益的這麼一個行為。

      對於民營企業,我有幾條建議。首先你在進入這個東道國市場之前,你可能更多的去表達一個跟東道國利益的合作,然後在這個投資合作方,你可能會引入一些當地的股東,或者是第三方的投資者,這樣大家就有一個共同的利益承擔。其實像英國、美國,他們在對外投資中,很多時候採用這種方式。

       第二,在企業生産的過程中,它可能會需要增加跟當地上下游的廠商的合作,包括從當地購買原材料,增強與産業鏈上下游的聯繫。這樣的話,跟當地是一個利益的共同體,當地的接受度會高一些。

       還有,包括説更多地利用當地的融資方式,包括在當地上市,從當地銀行借款,他們可能當地的經濟利益更多的跟咱們在一起,可能政府來影響中國企業的利益這個行為就會大量的減少。

       另外對一些不太熟悉的東道國,企業可能不需要先進行重資産的投入,你可能會進行一些技術合作、研發中心,甚至是對當地一個專業人員的聘請,以一個比較有效率的方式來利用資源,而不是把錢都拿出去了,是這麼一個風險防範的各方面的措施。

       中國網:未來,在《行為規範》的引導下,企業如何更好地開展其在境外投資業務?

       潘圓圓:我想這有幾方面,首先是一個經營理念的改變,就是咱們規範裏頭提到的這個經營管理體制,你可能是不再像以前延續一個粗放式的,或者是説你跟政府搞好關係就可以怎麼樣的這麼一個投資方式。應該以一個比較規範的當地的一個經營管理的團隊,一個流程,這麼去管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對公共輿論的一個管理,就是在當地你需要在社會媒體,在不同層面的老百姓中間,增加對中國企業的接受度,這個也非常重要。對輿論、對危機的應對,對於一些公關的處理,這個也是比較需要注意的一點。

       我想還有一點注意的,可能民營企業需要更多地跟國營企業有一個合作,其實剛才講到民營企業增長速度很快,超過國有企業。但是國有企業在一些行業、一些國家,它仍然是中國特別重要的一個投資者,特別像基礎設施、能源資源。民營企業“走出去”的這個賺取收益的目的性會更強,那麼在國有企業已經投資的一些項目的基礎上,民營企業跟國有企業有一個密切的合作,我覺得可以有效地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而且對於中國整體投資來説,也是一個長期的可持續發展的這麼一個局面。

    中國網:好的,感謝潘老師您做客我們的節目。

    潘圓圓:謝謝你。

    中國網:各位網友,我們下期再會。



(本期人員——責編/文字/主持:裴希婷;攝像:董超;後期:劉凱;攝影:楊楠;主編:鄭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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