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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與社會
中國網 | 時間: 2007-06-18  | 文章來源: 中國翻譯協會

在拙著《翻譯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中,我就翻譯的本質問題進行了探討,對何為翻譯進行了歷史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提出了自己對翻譯本質的認識,特別強調指出翻譯活動具有“社會性”、“文化性”,進而指出了“翻譯的符號轉換性”、“翻譯的創造性”和“翻譯的歷史性”。應該説,對翻譯這五個方面特徵的認識,構成了我對翻譯加以定義的基礎:“翻譯是以符號轉換為手段,意義再生為任務的一項跨文化的交際活動。”對翻譯的這一定義,可以説是自己對翻譯的基本理解,也就是我的基本翻譯觀。以此為基礎,我對翻譯之“用”從五個方面進行了相應的探討,認為翻譯具有多方面的價值,這裡只談談翻譯之於社會的作用。

在我看來,翻譯的作用首先在於它的社會價值。翻譯的社會價值,是由翻譯活動的社會性所決定的,主要體現在它對社會交流與發展的強大推動作用。翻譯活動歷史之悠久,領域之廣泛,形式之豐富,無疑為翻譯作用的發揮提供了客觀的基礎。從源頭上講,翻譯所起的最為本質的作用之一,便是其基於交際的人類心靈的溝通。翻譯因人類的交際需要而生。在克服阻礙交流的語言差異的同時,翻譯為交流打開了通道。多虧翻譯,人類社會從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從封閉走向開放,從狹隘走向開闊。阿弗雷德·波拉德在論述《聖經》翻譯的重要意義時説過一段不乏詩意而又極為深刻的話:“翻譯如同打開窗戶,讓陽光照射進來;翻譯如同砸碎硬殼,讓我們享用果仁;翻譯如同拉開帷幕,讓我們能窺見最神聖的殿堂;翻譯如同揭開井蓋,讓我們能汲取甘泉。”(見 廖七一等編著《當代英國翻譯理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頁)波拉德的這段話雖然是針對《聖經》翻譯而論的,但從中我們不難領會到,翻譯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既有精神之光芒,又有物質之果實。借助翻譯,人類社會不斷交流其創造的文明成果,互通有無,彼此促進。應該説,沒有旨在溝通人類心靈的跨文化交際活動,即我們所説的翻譯活動,人類社會便不可能有今天的發展。從中國翻譯歷史看,遠的不説,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每一次變革與重大發展,都離不開翻譯。鄒振環在《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一書可為我們的這一論點提供具體的例證,從中可以看到翻譯是如何又是在哪些方面影響了中國近代社會,對其發展起到推動作用的。鄒振環以譯本的社會影響為標準,選擇了一百種譯作。 他認為,這些譯作“使近代中國人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紀、本文化的生活,給他們帶來了新的見聞、激動、感悟、靈智與啟迪,使他們開始了從狹窄的地域史走向遼闊的世界史的心路歷程。”(見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參見前言第Ⅴ頁)鄒振環的這段論述與我們在上文中所闡述的觀點不謀而合:翻譯之於社會的推動力,首先在於其交際性,翻譯開啟心靈,打開思想的疆界,交流是理解的基礎,而理解是世界各民族“從狹窄的地域史走向遼闊的心路歷程”的原動力之一。就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而言,鄒振環認為這一百部譯作雖然“談不上有主宰中國民族命運的天體之力”,但這種影響是“如影隨形,如響應聲”,起到了推動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的效應和作用,“當然其中包含有精神的和理智的力量在起作用。這種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回返影響,也有超越影響。”(見《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前言第Ⅵ頁。)從鄒振環按對社會的影響為標準所入選的一百種譯本來看,種類極為豐富:有自然科學技術類的,如《幾何原本》、《同文算指》、《代數學》、《遠西奇器圖説》、《泰西水法》等;有哲學社會科學類的,如《天演論》《共産黨宣言》、《資本論》《社會學》、《性心理學》、《民約論》、《法意》等;有地理學類的,如《坤輿萬國全圖》、《四洲志》、《地學淺釋》等;還有文學類的,如《巴黎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悲慘世界》、《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等等。可以看到,這些譯本幾乎涉及人類所有重大的知識領域和精神領域,它們對中國近代社會所産生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上述每一個譯本的接受與傳播史,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內涵和具體的歷史事實為翻譯的社會影響提供了難以辨駁的的例證,《共産黨宣言》的翻譯,更是具有強大説服力的一例。

翻譯對社會的推動力,還在於對民族精神和國人思維的影響。魯迅的翻譯實踐和追求可為我們理解這一問題提供某種答案。王彬彬在《作為翻譯家的魯迅》一文中談到:“啟蒙,是魯迅畢生的事業;而啟蒙的重要方式,便是把異域的新的思想觀念,把異域的精神生活,介紹到中國來。在20世紀的中國,可以説魯迅是對翻譯事業最重要者之一。而且,在翻譯上,他有兩個獨特的方面。一是注意介紹弱小民族的精神生活,思想行動。與只把眼睛盯著西方強國者不同,魯迅早年在日本時,便留心蒐求被壓迫民族的作品,並把它們譯介給中國讀者。因為他覺得弱小民族、被壓迫民族與中國境遇相同,因而對中國讀者更具有現實針對性,更能促使中華民族反省和覺醒,更能激發中華民族的血性、熱情和鬥志。另一方面,是他希望通過翻譯,改造漢語,從而最終改造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見王彬彬:《為批評正名》,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146頁。)對作為翻譯家的魯迅的這兩點評價,應該説翻譯界已經基本達成共識。就王彬彬所説的魯迅的兩個獨特的方面而言,我們認為兩個方面是互為一體的。一是翻譯對於精神塑造的作用,二是翻譯對於改造語言最終達到改造國人思維方式的作用,這兩者在本質上是相通的。思維的改造與精神的塑造是推動社會變革的基本力量,而翻譯對於這兩者所起的作用往往是直接而深刻的。

翻譯之於社會的推動力,還在於對社會重大政治運動和變革實踐的直接影響。且不談在整體上翻譯對於近代社會的變革所起的先鋒作用,就拿我們熟悉的易卜生的《玩偶之家》這部小小的劇本為例,便可清楚地看到一部書的翻譯對於中國社會特別是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起著何等巨大的影響。茅盾認為易卜生和“新文化運動”“有一種非同等閒的關係”。蕭乾認為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形象“對我們的影響之大是西方人難以想像的,起自黃帝時代的社會習俗受到了挑戰,個人開始維護他們獨立思考與行動的權力,中國,這個在亙古未變的山谷中沉睡著的巨人突然從一個使人苦悶的夢魘中驚醒了。”確實,如鄒振環所説:“娜拉在‘娜拉熱’中也演變成一種符號,即成為我們心目中的‘革命之天使’、‘社會之警鐘’、‘將來社會之先導’和‘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這個符號所揭示的《玩偶之家》的思想深度和廣度由此可見一斑,而該劇在中國社會所産生的全面的影響力為翻譯的作用作了有力的詮釋。(參見《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第257-263頁)總之,套用季羨林的一句話:翻譯之於社會的作用“大矣哉”。

[作者簡介]許鈞,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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