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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徵鎰:“我願意提供肩膀作墊腳石”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1-08  發表評論>>

吳徵鎰:“我願意提供肩膀作墊腳石”

--記200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吳徵鎰

吳徵鎰 人民日報記者余建斌攝

“我搞了一輩子植物科學的研究,今年92歲了,我感覺到學無止境,後來居上。”

對獲得200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吳徵鎰院士,這位中國植物學研究的傑出學者、世界著名的植物學家謙遜地説,“我的工作是大家齊心用力做的,我個人得到國家如此大的褒獎,我感覺到只能盡有生之力,把後學的同志能帶多少帶多少。”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是畢生的衷曲

“出生於九江、長于揚州、成人于北京、立業于昆明”,時空變遷,不變的是吳徵鎰對一草一木的鍾愛。

孩提時代,他的最大愛好是逗留在家中的後花園蕪園,並從父親的書房裏拿出清代植物學家吳其濬寫的《植物名實圖考》,同眼前花草一一比照,開始“看圖識字”親近植物。17歲中學畢業就執意選擇並考取了清華大學生物系。

抗戰開始,華北容不下一張書桌時,他隨校南遷,在西南聯大任助教期間根據所能收集的模式標本照片、植物學文獻,寫成近三萬張植物卡片,到今天這些卡片還保存于昆明、北京和華南三處,成為編纂植物志的寶貴資料。

1958年,懷著對雲南這個“植物王國”的嚮往和熱愛,吳徵鎰又舉家從北京遷到昆明,從此開始他在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立志立題、殫精竭慮、上下求索”的生涯。

“原本山川,極命草木”,這句話被眾多植物學研究者奉若圭臬。比吳徵鎰小16歲、共事已半個世紀的周俊院士説,“前人解釋為‘陳説山川之原本,盡名草木之所出’。吳先生説我們應遵循這種精神,並且親筆書寫這八個字並刻石于昆明植物所內,他自己同時身體力行。”

在中國植物學家中,吳徵鎰是發現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發表和參與發表的植物新分類群(新種和新屬)達1766個。他的學術生涯也被認為是現代植物學在中國本土化和中國植物學走向世界的縮影。

“吳老80歲高齡時還去台灣考察植物,走遍了全國所有省市。世界五大洲除了非洲都去過。”周俊院士提起有一次跟吳徵鎰去考察雲南文山西疇植物:“在密林裏他跌了一跤坐在了地上,突然説,‘唔,這裡有個植物,是中國的新記錄。’原來他坐在地上時見到這麼一個白色寄生植物,拿在手上一看,就認出了是錫杖蘭。”

和吳徵鎰一起主編《中國植物志》英文和修訂版《Flora of China》的美國Peter H.Raven院士評價説,吳徵鎰院士是世界上最傑出的植物學家之一,是一位對中國,同時對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有著廣泛而深入知識的真正的學者。

歷時45年編纂完成的鴻篇巨制《中國植物志》80卷126冊,共有5000萬字、5000余幅圖,是三代植物學家集體工作的結晶,其中2/3的卷冊是由吳徵鎰1987年擔任主編後最終完成。

基本摸清中國高等植物的家底之後,吳徵鎰造詣日深,開始追索中國植物的來龍去脈,提出了中國植物區係的熱帶親緣、植物分佈區類型的劃分及其歷史來源、以及東亞植物區等一系列創新觀點。1964年,他在亞非科學討論會上提出,在北緯20°─40°間的中國南部、西南部和印度支那地區是東亞植物區係的搖籃,甚至也是北美洲和歐洲等北溫帶植物區係的發源地。這個論斷被廣為引用。更在八十高齡時候毅然開闢植物系統進化新領域,提出了被子植物的“八綱系統”的學術觀點。

“博聞強記不足挂齒”,天才也離不開勤奮

吳徵鎰被中外同行譽為中國植物的“活詞典”。同事和身邊的學生、助手都形容他博聞強記、博古通今。編《中國植物志》的時候,他腦子裏記得文獻的出處,在手稿裏寫個人名注上個年代,助手去查對應文獻時往往一絲不差。

“好到什麼程度呢?有一次去西寧,一個年輕人採了一大捧植物標本來請他定學名。吳先生有個習慣,凡是有人來請他定學名,他是來者不拒。結果那天他給那些標本寫拉丁文名、中文名,整整寫了兩個多小時之久。”周俊院士説,“我們問吳老你的記憶力怎麼這麼好,他卻説博聞強記不足挂齒。”

“吳先生的勤奮和嚴謹非常了不起。”長期跟隨在吳徵鎰身邊工作的武素功研究員説。那時候吳徵鎰還在北京工作,40多歲,當著中科院植物所副所長,任務很重。開會休息時間10分鐘,他還去標本室看標本。晚上電話比較多,他有時候就把電話擱一邊。“正是他這樣不斷的積累,基礎紮實了,才在晚年的時候還能繼續不斷地出大成果。”

昆明植物所所長李德銖博士是吳徵鎰的23名弟子之一。他記得有一段時間吳徵鎰住在醫院沒辦法工作,就覺得非常著急。“他還經常批評我們有點事務主義,做了行政工作不能浮在上面,而要沉下來多點時間做學問……他是那種沉下來的人。”

“八十歲後吳先生的眼、耳漸不如前,但他在2000年後出的4本著作都是親自執筆。有些著作本來1年能完成的花了3、4年,因為他隨時會把新的文獻插到稿子裏去。”做過吳徵鎰學術秘書的昆明植物所生物地理與生態學研究室副主任彭華説。

“人生有限,我把我有限的時間有一份力發一份力,有一分光發一分光。”這或許可以作為吳徵鎰對眾多評價的回答。他説,“我的能力有限,盡可能幾十年如一日向前。”

2007年1月,年屆九十的吳徵鎰在力邀之下,擔任《中華大典·生物學典》的主編。“我的工作過去主要靠觀察,現在青光眼後期,我不能再做新的工作了,能夠把現在承擔的中華大典任務承擔到底,我就心滿意足,更多的工作需要大家。”

之前,國家重大科學工程“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竣工並投入使用,他提出的建立“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變為現實。

往前追溯,解放初當國家急需橡膠,他就參加和領導了海南和雲南的橡膠宜林地考察,又同其他科學家一道發起了建立我國自然保護區的倡議……從科學救國到科技興國,吳徵鎰愛國之心拳拳。

“總之我的能力有限,人生不過幾十年,諸位還要獲得比我們更長的時間,取得更大的成就。年輕的科學工作者,一定要在比我們還要艱難的路上去攀登,我願意提供肩膀做墊腳石。”這是吳徵鎰對青年人的寄語。

現在,這位獲得國家最高科技獎的九旬老人,每天還要工作3個小時。(人民網 記者 余建斌)

吳徵鎰在昆明家中。人民日報記者余建斌攝

吳徵鎰手寫的植物卡片。人民日報記者余建斌攝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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