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揚殷劍峰
(一)引言
近年來，中國的高儲蓄率成為國內乃至國際經濟學界最為關注的問題。根據GDP的支出法統計，2005年中國的儲蓄率達到了47．9%，比“六五”開端的1981年上升了近15個百分點，而且仍呈上升之勢（圖19-1）。
圖19-1中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1978~2005年），
根據支出法GDP統計中國的儲蓄率之高及其持續時期之長固然令人困惑，它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更為棘手。作為宏觀經濟運行中的供給面，高儲蓄率顯然構成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另外兩個表現在需求面上的突出問題——居高不下的高投資和規模不斷擴大的高順差——的物質基礎。2005年中國的投資率達到了43．4%，比1981年上升了11個百分點；而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則在同年達到了4．5%的創紀錄水準。問題的複雜性在於：無論高投資如何令人擔心，亦無論鉅額順差引發的貿易摩擦如何讓人不堪忍受，在國內消費率未能如願提高的前提下，為了維持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還須容忍它們的存在和發展。這一點，目前事實上已經獲得了廣泛的共識。需求管理的困境，令我們不得不再次將分析的視野轉向硬幣的另一面，即國民經濟的供應方面。於是，更細緻地分析中國的高儲蓄率問題，成為解開中國經濟增長之“謎團”並制定相應對策的關鍵之一。
對於中國高儲蓄率問題的研究，長期以來主要是在總量層面上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展開的。例如，筆者（2005）就曾從人口結構變化、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改革的綜合角度分析了中國的高儲蓄率以及與之相伴的高投資率問題。此類分析固然可以揭示導致儲蓄率和投資率變化的一些體制、機制以及人口等非金融因素的影響，從而指明中國當前的“三高”並不能簡單地靠政策措施予以調整，但是，這樣的分析並不能告訴我們：在國民經濟中，究竟是哪個部門在進行儲蓄以及儲蓄的動機是什麼，因而也就難以提出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我們注意到，已經有研究者開始從部門結構的角度來深入展開對中國儲蓄率的研究。例如，莫迪格裏亞尼（2005）曾經依據生命週期理論考察了中國居民儲蓄率的變動，任若恩和覃筱（2006）則利用中國和美國兩國的資金流量表，對兩國居民儲蓄率的統計口徑進行了比較分析。但是，這些分析僅僅涉及中國的居民部門，不僅缺少對政府和企業部門的細緻研究，而且沒有進一步引申到對形成目前高儲蓄水準的原因和機制的分析。
與以上這些著眼于總量和僅僅強調居民部門的研究不同，世界銀行北京辦事處的Louis（2005）則利用中國的資金流量表分析了國內居民、企業和政府等三個主要部門的儲蓄率，並得到了三個關鍵結論：其一，儘管中國居民的儲蓄率很高，但企業和政府的儲蓄率也同樣顯著地高於其他國家；其二，企業的儲蓄率高懸是因為企業盈利能力的增強，這使得企業保留利潤迅速上升；其三，政府之所以從事儲蓄，其主要原因在於通過“資本轉移”來支援國有企業發展。
我們欣賞Louis的研究，並且同意其部分結論。但是，同樣利用業已公佈的1992∼2003年中國資金流量表來研究國內各部門的儲蓄率，我們發現，Louis的研究忽略了若干關鍵事實，因而，其三個關鍵結論都需要進行修正：其一，中國的高儲蓄率確實是由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共同推動的，但是2000年以來儲蓄率的進一步攀升則主要同政府部門的儲蓄率提高有關；其二，企業的儲蓄率較高確實是企業可支配收入或利潤上升的結果，但是企業的可支配收入或利潤的上升並不主要歸因于企業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應歸因于企業的主要成本——勞動報酬和利息支出——長期保持在較低的水準上；其三，近年來政府部門儲蓄率的上升並非主要為了通過“資本轉移”來支援國有企業發展，而是被直接用於政府投資。
本文以下將論證這些觀點。在下文中，我們首先利用資金流量的實物表對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儲蓄率進行計算和比較，並得出若干結論；然後，利用資金流量的金融表對以上計算結果的統計誤差進行修正；繼而，我們將分別對決定儲蓄率的兩大因素——收入分配的佔比和儲蓄傾向的變化——進行分析，更深入地探討國民儲蓄率上升以及各部門的貢獻，並分析其背後的主要原因；最後，我們將提出若干政策建議。
(二)國民儲蓄率的部門結構：實物交易表分析
隨著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由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MPS）向國民賬戶體系（SNA）過渡，中國自1992年開始編制資金流量表，迄今已經編制出1992∼2003年共12張資金流量表。
根據交易發生的性質，每張資金流量表被分為實物交易和金融交易兩個部分。其中，實物交易部分由國家統計局根據聯合國SNA（1993）核算體系進行編制，金融交易部分則由人民銀行負責編制。從理論上來說，交易的性質不會影響資金流量表中各經濟部門的資金凈頭寸。然而，對照實物交易部分和金融交易部分的“凈金融投資”可以發現，兩者之間一直存在著巨大的“統計誤差”。為了使兩者相互一致，國家統計局每年都要用此“統計誤差”來對資金流量的實物表進行修正。
鋻於上述問題的存在，在本節中，我們將首先直接利用資金流量的實物表來計算國民儲蓄率和各部門的儲蓄率。在下一節中，我們再運用資金流量的金融交易表對實物表中的“統計誤差”進行適當修正。這兩節分析的結果顯示，即便不考慮“統計誤差”，近年來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也主要歸因于政府部門；考慮了“統計誤差”之後，本節分析的結果事實上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在資金流量表中，全部經濟部門被分為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政府、居民和國外等五個部門。為了便於集中考慮實體經濟部門，我們將非金融企業和金融機構合併為企業部門。對於居民部門和政府部門而言，在其可支配收入中扣除了最終消費，便是它們的儲蓄。至於企業部門，由於不存在消費問題，可支配收入就是其儲蓄。居民、企業和政府共同構成了國內部門。國內三部門儲蓄的總和即為國民儲蓄。國民儲蓄與整個國內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之比就是國民儲蓄率。
可以用兩個概念來刻畫各部門的儲蓄狀況。其一，將各部門的儲蓄與該部門的可支配收入相比，可以得出該部門的儲蓄傾向。這個概念反映的是各個部門的消費、儲蓄決策。其二，將各部門的儲蓄與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支配收入相比，可以得出該部門的儲蓄率。這個概念反映的是各部門儲蓄對整個國民儲蓄率的貢獻。顯然，對於各個部門而言，有下述等式成立：部門儲蓄傾向×該部門可支配收入佔國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 該部門儲蓄率這個等式顯示：各部門的儲蓄率不僅取決於本部門的儲蓄意願，也取決於其在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的地位。
三大部門的儲蓄率相加，即為國民儲蓄率，即：國民儲蓄率＝居民儲蓄率＋企業儲蓄率＋政府儲蓄率表19-1記載了1992∼2003年中國居民、企業和政府等三大部門各自的儲蓄率。為了更明顯地展示趨勢，我們根據表19-1的數據繪出了圖19-2。
由表19-1和圖19-2不難看出：1992∼2003年，在國民經濟的三大部門中，居民部門的儲蓄率是下降的，而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儲蓄率則是上升的。具體來看，在11年間，居民儲蓄率總共下降了4．46%。其間，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有一段時間出現較大的下跌，2002年重新上升，但于2003年又有所下降。企業儲蓄率總體是上升的，11年間提高了3．92%。其間，1992∼1994年有一次顯著的躍升，升幅達3．04%；其後則在波動中緩慢上升。政府的儲蓄率在11年間上升了3．17%。從發展態勢上看，政府儲蓄率在經歷了1992∼2000年長達8年的低位徘徊之後，自2000年開始穩步上升。
表19-1國民儲蓄率和部門儲蓄率單位：%年份國民儲蓄率居民儲蓄率1企業儲蓄率2政府儲蓄率3199240．2722．5711．556．15199341．9522．6512．916．38199442．2021．7114．595．90199540．2819．7914．655．84199640．3221．3213．575．43199741．1320．7514．735．65199839．9820．3914．335．27199938．6118．5514．315．75200038．5016．5015．656．36200138．8916．1815．147．57200240．2018．6314．327．24200342．9018．1115．479．32注1、2、3：各部門儲蓄率＝各部門儲蓄/國民可支配收入。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資金流量表計算得出。
圖19-2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及其部門結構（1992∼2003年）
鋻於1992∼2003年居民部門儲蓄率下降而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儲蓄率上升的事實，注意到此間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僅僅上升了2．63%，我們可以合理地得到這樣的結論：中國國民儲蓄率的上升歸因于企業和政府兩個部門。
為了更清楚地探究居民部門儲蓄率下降和政府部門儲蓄率上升的原因，我們可以根據儲蓄率決定的公式來分解各個部門儲蓄率變動的原因。表19-2是根據資金流量實物表計算出的居民和政府部門的儲蓄傾向和可支配收入佔比。
表19-2居民部門和政府部門儲蓄率的進一步分解單位：%年份居民部門政府部門儲蓄傾向可支配收入佔比儲蓄傾向可支配收入佔比199232．6169．2331．9719．22199333．4367．7633．0219．32199432．5066．8031．7018．61199529．1267．9433．5617．42199630．7769．2931．6817．15199730．4668．1332．2517．51199829．9368．1430．0317．53199927．6367．1130．9618．58200025．4564．8132．5519．54200125．3763．7835．9221．08200228．5965．1835．3320．49200328．8962．6842．6621．85注：部門儲蓄傾向＝部門儲蓄/部門可支配收入。由於企業部門的儲蓄率就等於企業可支配收入佔全部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因此，這裡未予列出。
由表19-2可見，1992∼2003年居民部門儲蓄率的長期下降，既歸因于其儲蓄傾向的不斷降低，也歸因于其可支配收入佔比的長期下降趨勢。同時，仔細觀察居民儲蓄傾向，可以發現它具有明顯的順週期特徵：在1992∼1994年經濟高漲時期，其儲蓄傾向較高；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其儲蓄傾向逐步回落；從2001年本輪經濟週期開始，其儲蓄傾向再次回升。這種順週期的特徵符合“持久收入假說”：在週期的上行階段，當期收入水準超過了居民的持久收入水準，儲蓄增加；在週期的下行階段，當期收入低於持久收入水準，為維持既定的消費，儲蓄減少。據此我們可以推斷，2004年和2005年，中國居民部門的儲蓄傾向應該有所提高。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王毅博士的測算，2005年中國居民儲蓄傾向上升到32．2%。居民儲蓄傾向的順週期行為意味著，中國居民部門的儲蓄率呈長期下降趨勢，其主要原因在於其可支配收入佔比的長期下降，而這同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過程有關。我們在下文中將對此展開分析。
同居民部門相反，中國政府部門的儲蓄率是不斷上升的，其原因既來自其儲蓄傾向的提高，也來自其可支配收入佔比的上升。從表19-2和圖19-3可以看到，1992∼2000年的9年間，政府部門的儲蓄傾向一直圍繞著平均32%的水準波動；自2001年開始，其儲蓄傾向急劇上升。與居民部門對照來看，自1995年即分稅制改革的第二年開始，政府的儲蓄傾向就超過了居民部門，而且兩者的差距越拉越大。
圖19-3居民部門和政府部門的儲蓄傾向（1992∼2003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間，政府的可支配收入佔比也發生了同方向的變化。由表19-2可見，1992∼2000年，政府可支配收入佔比僅微升了0．32個百分點，此後，自2001年躍升了1．54個百分點之後，便一直維持在21%左右的高平臺上。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自然地得到如下結論：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特別是2000年以來中國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歸因于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率的上升。其中，政府部門儲蓄率的上升，既與政府部門的儲蓄傾向快速上升密切相關，也與該部門在GDP分配中的佔比上升有關。這表明：如果把近年來中國儲蓄率的上升歸因于居民部門，那是一個錯誤的判斷，因而，如果把“降低儲蓄率”的重點放在居民部門之上，實屬本末倒置。
(三)國民儲蓄率的部門結構：對實物交易表的修正
在資金流量表的實物交易部分，長期存在著規模巨大的“統計誤差”。實物交易部分的統計誤差為：統計誤差=金融交易的凈金融投資-實物交易的凈金融投資
=金融交易的凈金融投資-（可支配收入-最終消費-資本形成總額）因此，正的統計誤差就意味著，在實物交易部分，或者可支配收入被低估，或者消費和投資被高估。考慮到消費和投資在統計上出錯的幾率相對較小，我們傾向於認為：正的統計誤差主要歸因于可支配收入被低估的事實。從圖19-4可以看到，這種低估現象在2001∼2003年尤其嚴重。在這三年裏，金融交易中的凈金融投資幾乎沒有被實物交易所反映。
圖19-4凈金融投資（金融表）和統計誤差（實物表）
在國內的三個部門中，可支配收入都可能存在著低估現象。對於政府部門而言，儘管資金流量表中對政府收入的統計涵蓋了政府部門預算內和預算外的絕大多數稅收和非稅收收入，但是，近些年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土地出讓金並沒有被包括進來。在1999年住房體制改革之前，土地出讓金的影響並不大，因為地方政府對工業用地和商業用地一般採取少收甚至不收土地出讓金的政策，以達到招商引資的目的。隨著商品住宅市場的發展，土地出讓金的規模迅速膨脹。然而，由於土地出讓金一直未納入地方政府的預算管理，對土地出讓金的規模並無確切數據。據有關調查稱：“2001~2003年中國土地出讓金合計9100多億元，約佔同期全國地方財政收入的35%。2004年‘8·31大限’使土地有償出讓進一步市場化，當年全國出讓金的價款更達5894億元，佔同期地方財政總收入的47%。2005年中國執行收緊地根政策，出讓金收入佔比雖有所下降，但總額仍有5505億元。”2006年9月6日《21世紀經濟報道》。儘管上述數據並非準確統計，但是，兩個方面的情況可以間接印證其真實性。其一是房地產開發企業每年購置土地的費用。在1999年，土地購置費尚且只有500億元，到2003年即達到了2055億元。數據來源：《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相應年份。其二是資金流量中政府部門的“統計誤差”。在2000年以前，政府部門的統計誤差一直是負值。換言之，政府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可能被高估了。但是，在2000年和2001年，政府部門的統計誤差迅速上升到正的1075億元和1351億元，2002年和2003年雖有所下降，但也在600億元左右。
除了政府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可能被低估之外，從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在資金流量表的統計誤差看，同樣存在著長期的正的誤差。就企業部門而言，居於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可能存在著瞞報利潤的現象。近幾年隨著商品住宅市場的發展和商品住宅價格的迅速上漲，房地產企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至於居民部門長期普遍地存在隱性收入，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總而言之，為了更接近準確地估計國民儲蓄及其結構，我們應當利用“統計誤差”對國民儲蓄率進行修正。具體的做法就是，在基於實物之上的國民儲蓄和國民可支配收入中同時將歷年的“統計誤差”加進去。圖19-5給出了修正前和修正後的國民儲蓄率。將這兩個儲蓄率與GDP支出法統計的儲蓄率進行對比可以發現，修正後的儲蓄率與後者顯然要更加接近。
圖19-5國民儲蓄的三種統計口徑對比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固然可以直接用“統計誤差”去修正國民儲蓄率，然而，對於部門儲蓄率的修正則需要謹慎。因為“統計誤差”的參照標準是金融交易部分的凈金融投資，國內部門合計的凈金融投資一般比較準確，但部門的凈金融投資則可能會出現誤差。例如，若一個部門的存款被算作了另一個部門的存款，就低估了前一部門的凈金融投資，高估了後一部門的凈金融投資，而兩個部門合計的凈金融投資並不受影響。從中國實際情況看，政府存款以企業的名義（可能也有極少量的公款私存現象）存在銀行的現象可能相當普遍，尤其是未納入預算管理的土地出讓金更是如此。這就意味著，在資金流量表的金融交易部分，企業的凈金融投資中有相當一部分應該歸屬於政府部門，而在資金流量表的實物交易部分，企業部門的正的“統計誤差”中有相當一部分應該劃歸為政府的可支配收入。
在政府以企業名義發生的存款中，應該主要是以非金融企業的名義。基於這樣的認識，以下我們擬按這樣的規則來修正企業和政府部門的“統計誤差”：修正後的政府統計誤差＝政府統計誤差
＋非金融企業的統計誤差×修正系數
修正後的企業統計誤差＝非金融企業的統計誤差×（1－修正系數）
＋金融機構的統計誤差上面兩個公式中的修正系數介於0和1之間。修正系數越大，表明非金融企業的“統計誤差”中歸屬於政府的部分越大，政府以非金融企業名義發生的存款也就越多。在以下的統計中，我們分別取0、0．3和0．5，以觀察不同取值對企業和政府儲蓄率的影響，詳見表19-3。
表19-3修正後各部門的儲蓄率年份修正系數＝0修正系數＝0．3修正系數＝0．5居民企業政府企業政府企業政府199222．1210．855．5311．195．1911．434．96199320．2914．197．0614．117．1414．067．19199421．0215．096．1514．836．4114．656．59199519．7815．695．5515．305．9415．056．19199622．4113．035．2813．904．4014．483．82199720．8115．724．9815．565．1415．445．25199820．5115．434．8015．045．1914．785．45199918．9514．905．3014．215．9913．756．46200014．4216．527．5716．147．9515．898．20200116．5314．388．8513．789．4513．379．86200219．2615．027．5914．598．0214．318．31200319．4316．069．5415．749．8615．5310．07觀察表19-3並對照表19-1可以發現，無論是否進行修正，也無論修正系數如何，企業部門儲蓄率的上升都主要發生在1992∼1994年，而對於政府部門而言，其修正後的儲蓄率明顯上升，並且，修正系數越大，政府部門修正後的儲蓄率越高。這一分析結果意味著：只要利用資金流量的金融表對實物表中的“統計誤差”進行修正，第三節中的結論——近年來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歸因于政府儲蓄率的上升——無疑會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四)國民儲蓄率和部門儲蓄率上升的成因
由於各部門的儲蓄率等於該部門儲蓄傾向及其可支配收入佔比之乘積，我們可以沿著各部門收入佔比以及各部門儲蓄傾向兩條線索來分析各部門儲蓄率變動的成因。本節首先循著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過程來分析各部門收入的佔比及其變化，然後再集中分析政府部門的儲蓄傾向及其變化。
1．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表19-4各部門在國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收入佔比單位：%年份居民部門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初次分配再分配初次分配再分配初次分配再分配199268．6969．2315．5319．2215．7811．55199367．7467．7616．8319．3215．4312．91199467．6866．8016．4018．6115．9214．59199568．7567．9415．3517．4215．9114．65199667．2369．2915．5317．1517．2413．57199765．7168．1316．1717．5118．1214．37199865．6168．1416．8717．5317．5314．33199964．9867．1116．9518．5818．0714．31200064．3664．8116．6919．5418．9415．65200163．5363．7818．3621．0818．1115．14200265．2865．1817．4820．4917．2514．32200363．2062．6817．9821．8518．8215．47
從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果看，可支配收入＝初次分配收入＋經常轉移因此，各部門收入分配結構的變化可以首先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環節中看出。
從表19-4可見，1992∼2003年，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佔比下降了近5．5個百分點，因此，初次分配的地位下降是居民部門收入相對下降的主要原因。
深入來看，居民部門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勞動報酬凈額、財產收入和增加值三項構成。其中，財產收入的90%以上是利息收入，這反映了中國居民金融投資渠道狹窄的現實；勞動報酬凈額等於勞動報酬來源與運用之差。需要指出的是，在居民部門中之所以存在勞動報酬的運用和增加值，其原因在於居民部門的統計中包含了個體工商戶。
在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勞動報酬凈額，其佔居民收入的比重一般在70%以上。從表19-5可見，1992∼2003年，正是其勞動報酬凈額佔比下降了3．3個百分點。這意味著，居民儲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在於其勞動報酬佔比的下降。
表19-5居民部門各項收入佔國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單位：%年份勞動報酬
凈額佔比其中：政府支付的
勞動報酬佔比其中：企業支付的
勞動報酬佔比財產收
入佔比增加值
佔比199236．665．9030．764．5528．97199337．705．8931．815．2626．37199435．285．9929．305．9628．00199537．236．3030．925．5427．46199633．947．0126．935．4829．28199732．987．5125．474．5829．49199831．998．9123．084．6530．30199931．919．8022．103．7530．87200030．639．2721．373．5031．79200131．369．5921．773．4130．32200234．6910．4524．233．2628．64200333．359．6823．672．8028．27
進一步考察勞動報酬凈額的構成，我們可以發現更有意義的資訊。在資金流量表中，居民部門的勞動報酬來源於企業、政府和居民部門自身的支付。即：居民勞動報酬來源＝企業勞動報酬運用＋政府勞動報酬運用
＋居民勞動報酬運用因此，作為居民部門勞動報酬的來源與運用之差，居民勞動報酬凈額反映的就是企業和政府向居民支付的勞動報酬總和。這樣，根據企業和政府部門的勞動報酬運用，我們可以計算兩類部門支付的勞動報酬變化情況，從而查明居民勞動報酬佔初次分配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根據表19-5可知，政府部門支付的勞動報酬佔比在1992∼2003年呈上升態勢，因此，導致居民勞動報酬凈額佔比下降的原因在於企業支付的勞動報酬佔比下降較快。表19-5顯示：2003年企業支付的勞動報酬佔初次分配比重比1992年下降了7．09個百分點。
除了勞動報酬凈額之外，居民財產收入佔初次分配收入比重的下降也非常明顯：1992∼2003年總共下降了1．75個百分點。從表19-5可見，居民財產收入佔比的下降主要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1997∼2003年，總共下降了1．78個百分點（而在1992∼1997年，該比重上升了0．3個百分點）。財產收入佔比的這種變化同財產收入的來源結構有極大關係：在居民的財產收入中，90%以上是利息收入，紅利收入不到10%。眾所週知，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後的連續降息，儘管居民的儲蓄存款在不斷增長，但是，居民的財產收入在絕對規模上從未超過1996年的水準。
與居民部門的收入相對下降不同，政府和企業部門在初次分配環節中的收入佔比明顯上升。1992∼2003年，政府部門初次分配收入佔比上升了2．4個百分點。政府部門在初次分配中的主要資金來源是增加值和生產稅凈額，主要資金運用是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凈額，由於政府部門增加值是按照收入定義的（等於勞動者報酬加上政府部門折舊），因此，作為政府資金來源的增加值與作為政府資金運用的勞動者報酬基本上相互抵消，於是，政府的主要資金來源就是生產稅凈額。生產稅凈額是指生產稅減去生產補貼後的餘額。前者是政府對生產單位從事生產、銷售和經營活動以及因從事生產活動使用某些生產要素（如固定資產、土地、勞動力）所徵收的各種稅、附加費和規費；後者是政策虧損補貼和價格補貼等為主的政府對生產單位的單方面轉移支出。由此可見，生產稅凈額不僅包括稅，也包括各種費。由表19-6可以看到：1992∼2003年，生產稅凈額佔比上升了近5個百分點。這表明，生產稅凈額佔比的上升是政府在初次分配中佔比相對上升的關鍵因素。
表19-6企業和政府主要資金來源佔國民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單位：%年份企業增加值佔比生產稅凈額佔比年份企業增加值佔比生產稅凈額佔比199261．8112．71199364．6614．04199462．6813．44199565．4013．45199664．0215．01199763．3515．31199861．5516．46199960．7017．12200059．8016．46200161．0917．99200261．2917．01200361．7117．64
1992∼2003年，企業部門的初次分配收入佔比也上升了3個百分點。根據資金流量表：企業初次分配收入＝增加值-勞動者報酬-財產收入凈額-生產稅凈額因此，企業初次分配收入佔比的上升，或者源於其收入增加，即增加值佔比上升；或者源於其支出下降，即支付的勞動者報酬、財產收入凈額、生產稅凈額（生產稅減生產補貼）的佔比下降。這裡，可以首先排除的是生產稅下降的可能性。觀察企業增加值與初次分配收入的比重關係可知，1992∼2003年，企業收入並未發生明顯變化，2003年甚至比1992年略有下降。既然增加值的佔比沒有變化，而生產稅的支出佔比在上升，那麼，企業初次分配收入佔比的上升就只能是因為其支付的勞動者報酬和財產收入的下降了。對照表19-5中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可以看到，這一判斷是合理的。
將上述分析綜合起來看，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門勞動報酬和財產收入佔比不僅相對下降，而且有絕對的下降，這構成居民在初次分配環節中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而居民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則主要在於企業部門支付的勞動報酬明顯下降。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由於居民以銀行存款為主的財產主要是由金融機構轉移給非金融企業部門使用，因此，居民部門財產收入和（從企業獲得的）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表明，企業部門的利潤以及政府從企業部門獲得的生產稅凈額在相當程度上是居民收入轉移的結果。更直接地說，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本造成了企業利潤和政府收入的增加。
2．國民收入的再分配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結構可以通過再分配予以調整。表19-4的數據顯示，通過再分配過程，居民、企業和政府部門的收入佔比都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
表19-4的資料告訴我們，經過再分配環節，企業部門的收入佔比有了明顯的下降，並且，自1994年後即大體維持在相對穩定的水準上。在1999年以前，居民部門還因再分配得益，其經過再分配之後的收入佔比明顯高於其初次分配收入佔比。然而，從2000年開始，居民部門的再分配收入佔比與初次分配收入佔比已經沒有差別，在2002年，前者甚至低於後者。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的收入在再分配環節中的變化，在資金運用方，主要取決於收入稅和社保繳款兩項；在資金來源方，主要同社保福利和社會補助有關。由於企業和居民在再分配環節中的資金運用對應于政府部門的資金來源，企業和居民的資金來源對應于政府部門的資金運用，因此，僅僅分析政府部門的情況，便可明瞭再分配環節中所發生的所有變化。
在再分配環節中，收入分配佔比相對上升的唯有政府部門，2000年之後尤甚。1992∼2000年，政府再分配佔比僅上升了0．32個百分點，而此後的3年中，該佔比就上升了2．31個百分點。
政府在再分配環節中收入佔比的繼續上升，既得益於經常轉移中的資金來源項的相對增加，也同經常轉移中的資金運用項的相對下降有關。政府的經常轉移項為：政府的經常轉移＝收入稅＋（社會保險繳款－社會保險福利）－社會補助－其他在再分配環節，政府的主要資金來源是收入稅和社保繳款，主要資金運用是社保福利、社會補助和其他。在表19-7中，我們將社保繳款和社保福利合併為社保繳款凈額。可以看到，從1998年開始，由於繳款規模的增加快於其支出，社保繳款凈額佔比持續上升。然而，上升更加明顯的是收入稅。在經歷了分稅制改革前的短暫下降後，收入稅佔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續上升。與1995年相比，2003年收入稅佔比上升了2．48個百分點；其中，居民繳納的收入稅佔比就上升了1．18個百分點。在資金來源相對增加的同時，政府部門在再分配環節中的支出卻在下降。與1993年相比，2003年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佔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個百分點強。簡言之，資金來源的增加和資金運用的下降，共同推動了政府再分配收入的相對上升。
表19-7政府在再分配環節中主要資金來源、運用
項目同國民可支配收入的關係單位：%年份社保繳款凈額
佔比（1）收入稅佔
比（2）其中：居民繳納的
收入稅佔比（1）＋（2）社會補助1/
可支配收入19921．373．820．025．191．4719931．052．580．083．631．0319941．501．640．023．150．7919951．641．300．022．940．7919960．231．800．292．030．3719970．191．760．351．950．521998-0．021．780．441．771．0219990．082．420．532．500．7820000．163．030．763．200．2520010．363．241．033．600．7420020．553．621．154．170．9820030．733．781．204．510．42注1：“社會補助”中包括資金流量表中的“其他”項目。
總之，從各部門通過再分配環節而產生的收入相對變化來看，唯有政府部門的收入是相對上升的，而居民部門的收入甚至因再分配而發生了相對下降。就此而言，政府似乎並沒有發揮利用再分配機制去改善全社會收入分配結構的作用。
3．政府儲蓄傾向上升的主要原因：政府投資和資本轉移
前文分析告訴我們：通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政府部門獲得了1/5以上的國民可支配收入。在政府獲得的收入中，有一部分被用做政府消費。根據定義，政府消費是“政府部門為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和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換言之，政府消費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或具有公共品性質的“混合產品”。從政府收入中扣除政府消費，形成政府儲蓄。表19-2的數據顯示，自1992年以來，政府儲蓄傾向一直保持在30%以上的高水準，2003年更躍增至42．66%。
政府儲蓄主要被用於兩類支出：其一是“資本轉移”，其二是政府投資。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定義，“資本轉移”是“一個部門無償地向另一個部門支付用於非金融投資的資金，是一種不從對方獲取任何對應物作為回報的交易”。由於資本轉移構成政府部門的資金運用，並對應地成為企業部門的資金來源，因此，政府資本轉移的實質，就是政府對企業投資的無償資助。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Louis（2005）認為：資本轉移構成了政府儲蓄的主要目的。然而，仔細分析近年來的統計數據便可看到，這一概括並不全面。
表19-8統計了資本轉移和政府投資佔總投資的比重。顯然，1992年以來，資本轉移和政府投資佔比的相對地位總體上發生了前者逐漸降低而後者逐漸上升的變化。其間，資本轉移在1999∼2001年突然躍升，顯然與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有關——大規模的國債投資項目顯著提高了政府的資本轉移水準。其後，隨著財政政策向“中性”方向轉型，資本轉移發生了絕對數額的減少。2001年，資本轉移為6056億元，2002年減至5634億元，2003年則進一步降到5477億元。2003年當年，資本轉移佔總投資比重降低到10．62%，比2001年減少近6個百分點。可以合理地預計，2004∼2006年，資本轉移的絕對規模還會進一步縮減，其佔比則會有較大幅度的下降。
表19-8政府投資和資本轉移佔總投資的比重單位：%年份政府投資佔比（1）資本轉移佔比（2）（1）＋（2）199210．2411．4521．6919937．949．8217．7719946．938．3915．3219955．828．1713．9819966．897．8614．7519978．177．4815．6519989．217．2216．4319999．2012．0521．2520009．7314．0323．7620019．7916．1725．95200210．2013．3223．52200313．1410．6223．77
在資本轉移相對減少的同時，政府投資相應上升。由於政府投資的增速快於全社會投資的增速，其佔社會總投資的比重逐年提高。與2000年相比，2003年政府投資佔比上升了3．4個百分點，達到13%強。顯然，較之政府資本轉移，政府投資對近年來政府儲蓄傾向上升的貢獻更大。進一步看，按照隸屬關係分，中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的90％左右屬於地方項目，因此，政府投資規模及佔比的上升，應該主要歸因于地方政府的行為。
(六)結論和政策建議
1．基本結論
（1）1992∼2003年，特別是2000年以來，中國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歸因于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率的上升，而居民儲蓄率則是相對下降的。由於目前還得不到2004∼2005年的資金流量數據，我們不能確切地判斷國民儲蓄的這種部門結構在此期間是否延續。然而，鋻於近年來居民存款增長率漸趨下降、政府部門存款增長率迅速上升而企業存款增長率穩步增長的態勢，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全部金融機構資金來源與運用的數據，財政存款在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截至11月份）的增速分別為21．64％、28．22％和43．49，機關團體存款增速分別為21．18％、47．84％和22．09％。然而，由於居民存款和企業存款較低的增長速度，金融機構全部存款的增速只分別達到15．61％、19．39％和17．11％。鋻於各部門存款增長率同其儲蓄率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係，我們可以有較大把握地推斷：中國儲蓄率的上述部門結構特徵依然被保持著。
（2）居民部門儲蓄率呈長期穩步下降趨勢，既歸因于其儲蓄傾向下降，也歸因于其可支配收入佔比的下降；從影響程度來看，後者是其主要原因。居民儲蓄傾向下降，反映出國家持續推行的增加國內消費的基本戰略已經在居民部門取得明顯效果。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環節中的持續下降，則主要由勞動報酬和財產收入比重的雙下降所致。其中，居民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主要在於企業部門支付的勞動報酬相對下降；而居民財產收入的減少則反映了居民投資領域狹窄和投資收益因流動性過剩而下降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從部門間的聯繫來觀察，居民部門財產收入的下降和從企業獲得的勞動報酬的相對減少，表明居民收入中的一個不可忽略的部分被轉移為企業部門的利潤和政府的收入。
（3）企業部門儲蓄率總體是上升的。但是，相對於初次分配的結果來看，經過各類稅收和繳費調整之後的企業再分配收入總體上低於其初次分配的水準。但無論是初次分配佔比還是經再分配調整之後的可支配收入佔比，都在穩定中呈微升之勢。在初次分配階段中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有兩大因素造成了企業收入佔比的上升。首先是其支付的勞動者報酬相對下降，這與居民得自勞動報酬的相對下降互為表裏。其次是其支付的財產收入佔比的下降。這種現象反映的經濟事實是：自從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由於中國的資金成本一直保持在相對較低的水準上，企業運用資金的成本也是相對較低的。
（4）政府部門的儲蓄率經過20世紀的低位徘徊之後，自21世紀開始迅速增長。政府儲蓄率的上升，歸因于其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佔比例的上升以及其儲蓄傾向也不斷提高兩大因素。就政府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佔比而論，無論是在初次分配還是在再分配階段，該比例都是上升的。這反映出：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提高兩個比重”以來，已經取得了預期的積極成果——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政府收入以高於國民經濟增長率的速率在增長。但是，經過再分配調整之後的政府收入佔比有了更快速的上升，說明政府似乎並沒有在利用再分配機制去改善全社會收入分配結構方面發揮積極的正向作用。至於政府儲蓄傾向的不斷提高，無論歸因于其直接投資水準的提高還是歸因于其資本轉移水準的提高，都說明：近年來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深度和廣度都大大強化了。
2．政策含義
以上結論告訴我們，如果說當前及今後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戰略是降低儲蓄率和提高國內消費率，那麼，政策的基本著力點應放在改善國民收入的分配結構上。
（1）提高居民收入應當成為中國今後宏觀經濟政策的長期著力點。首先需要做到的是督促企業增加勞動報酬的支付，對此，尤為重要的是完善有關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並嚴格執行之。中國政府于1993年就發佈了《企業最低工資規定》，1994年又在《勞動法》中以法律形式確立了最低工資保障制度。然而，制度的執行遠不盡如人意，“血汗工廠”的劣跡屢屢見諸報端。其中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地方政府對稅費的追逐以及企業在稅費壓力下利潤的攤薄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減稅應該有助於推動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其次是需要完善各種社會保障制度，適度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社會福利支出的佔比不提高甚至呈下滑之勢，構成中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相對下降和收入分配結構惡化的主要原因。再次是通過積極發展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改變銀行間接融資比重過高的狀況，藉以為居民獲取存款利息之外的更多的財產收入創造條件。
（2）財政政策應當在今後以提高國內消費率為核心的宏觀調控政策中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的“提高兩個比重”的戰略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的背景下，財政政策應加速向公共財政轉型。作為這一轉型的重要內容，“減稅增支”應當成為今後一段時期安排財政政策的基礎之一。就減稅而論，降低生產稅的稅率和降低所得稅稅率，應屬題中應有之義。作為生產稅中的主體稅種，中國增值稅的稅率為17%，換算成國外可比口徑，即“消費型”的增值稅，則稅率高達23%（安體富，2002）。就增支而言，應當大力增加“為全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消費支出和免費或以較低的價格向居民住戶提供的貨物和服務的凈支出”，以期同時實現增加居民部門收入和增加政府部門消費的目標，為提高國內消費率作出積極貢獻。
（3）對於企業部門而言，重要的是要加快向現代企業制度的轉變，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傳統產業，以不斷提高其勞動生產率。在此條件下，企業應逐步提高其對勞動者支付報酬的水準，減少對低勞動力成本的依賴，以應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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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Kuijs,“How will China𠖥s Saving-Investment Balance Evolve? ”，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Paper,May 2005．二十號脈中國經濟失衡，定位宏觀調控的著力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