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護農民利益 尊重農民權利
——30年中央農村工作文件制定訪談錄
9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河南考察工作。這是胡錦濤在焦作市武陟縣萬畝玉米豐產示範田察看玉米長勢，向當地農民了解國家各項惠農政策的落實情況。新華社發
新華網北京１０月７日電 題：保護農民利益尊重農民權利——３０年中央農村工作文件制定訪談錄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陳芳、宋振遠、劉健
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事業，發端于農村。改革開放３０年，圍繞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中央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包括數個中央全會文件和１０個中央“一號文件”。在不同歷史階段，中央農村工作文件準確把握保護農民物質利益、尊重農民民主權利、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改革主線，加速了城鄉協調發展的歷史進程。
站在改革開放３０年的新起點上，如何評價中央農村工作文件特別是１０個“一號文件”的歷史作用？農村改革發展的政策軌跡和未來走向如何？為此，記者近日專訪了參與中央有關文件起草工作的同志——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段應碧。
３０年邁出三大步 凸現兩個重要時期
記者：農村改革發展３０年，階段性比較明顯，各自有什麼特點？
陳錫文：我國農村改革３０年，主要是邁出了三大步，第一步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核心，建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機制，保障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第二步是以農村稅費改革為核心，統籌城鄉發展，調整國民收入分配關係。第三步是以促進農村上層建築變革為核心，實行農村綜合改革，解決農村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一些深層次問題。
３０年來，為推動農村改革和發展，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出臺的農村工作文件不下４０個，其中包括１０個“一號文件”，足見黨和政府對“三農”工作一直十分重視。
記者：３０年來中央針對“三農”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文件，特別是１０個“一號文件”的發佈，迎來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時期，這是巧合嗎？
段應碧：３０年來，中央分別在改革初期（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６年）和新世紀初（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８年）發出１０個關於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記錄了農村改革前進的步伐，閃爍著農民首創精神的光輝，也彰顯出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重視程度。
上個世紀８０年代初，５個“一號文件”啟動了中國農村發展的第一個重要時期。主要拉動力是農民首創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它極大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集中釋放了壓抑已久的農村社會生產力，一舉解決了中國人吃飯問題。從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５年，農民收入年增長率超過１０％，出現了超常規增長。那時候農民是歡天喜地，城裏人也高高興興。
陳錫文：新世紀５個中央“一號文件”，主線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貫徹黨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實現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戰略轉變。受一系列惠農政策的支援，我國“三農”工作出現重要轉機，糧食連續５年豐收，農民收入年均增長超過６％，又一個農村改革的重要時期到來。
如果說改革初期５個“一號文件”，著重解決了農民經營自主權和人民溫飽問題，為推動其他各領域的改革奠定了堅實基礎；那麼，黨的十六大以來連續出臺的５個“一號文件”，則以科學發展觀為主線，以多予少取放活為方針，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目標，對農民實行免稅和直接補貼，開啟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階段。農村改革３０年的兩個重要時期，反映出兩個時期農村改革的力度很大。
記者：除上述１０個中央“一號文件”外，３０年來還有許多重要的中央農村文件，其歷史作用同樣十分重大。請談談其中還有哪些重大的支農惠農舉措？
段應碧：回顧農村改革３０年的歷程，中央領導集體對“三農”工作始終非常關注，高度重視，也很熟悉。總是在關鍵時刻及時採取切實措施，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把農村的各項事業推向前進。
改革初期５個“一號文件”之後的一段歷史時期，每年都要對“三農”工作進行研究，出臺相關文件。特別是１９９３年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以後，每年都要召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這些文件歸納起來主要有３個方面：一是發展農業生產，二是增加農民收入，三是保持農村穩定。
具體地講，１９９８年以前，重點是抓提高糧食生產能力、減輕農民負擔和扶貧工作。通過增加農業投入、建設商品糧基地和提高糧食價格等措施，１９９８年我國糧食產量超過１萬億斤。針對當時農民負擔重的情況，１９９６年中央出臺１３號文件，就減輕農民負擔規定了若干個“不準”和“嚴禁”，有效地遏制農民負擔日益加重的趨勢。此間，中央還先後召開了３次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加大扶貧力度，基本實現了“八七”扶貧攻堅計劃。１９９８年以後，重點是調整農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和推動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１９９９年中央提出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農村工作的中心任務，為此，出臺了調整農業農村經濟結構和改革農村稅費的政策，從增收和減負２個方面採取措施，為新世紀最終取消農業稅打下堅實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