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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改革開放30年:企業老總提出工者有其股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6-26  發表評論>>

馮根生

  經營者持股在今天已然不是新鮮事,但在1997年前後,中外合資企業杭州正大青春寶藥業有限公司總裁馮根生提出“工者有其股”,卻屬冒天下之大不韙之舉,因為當時根本沒有先例。“工者有其股”旨在把全體職工的利益與企業的前途更緊密地捆在一起,但圍繞馮根生該不該持有企業的300萬股,一時間街頭巷尾爭談,社會各界莫衷一是……

  不能讓工人做“空頭主人”

  回首11年前的“馮根生300萬元持股”風波,馮根生一語道破:其實並不是他個人該不該持股的事件,而是讓不讓“工者有其股”。

  說得更明白點,就是讓不讓職工成為資本主人的問題,無非是當時不敢這麼說。馮根生說:“我們常常說工人是國家主人,職工是企業的主人,可他們到底是什麼的主人呢?不能老讓他們做企業的‘空頭主人’!”

  上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改革的車輪從農村推向城市,對公有制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革,等待破題。

  1997年秋,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同時提出了新的分配機制,將實行了多年的“按勞分配”原則,修改為“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原則。

  這是近50年來,以正式文本的形式對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和分配形式第一次全新的闡述。

  當時已64歲的馮根生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契機,當時,他的身份是中外合資企業杭州正大青春寶藥業有限公司總裁。

  “我提出,拿出中外合資中中方股份的50%,按要素改制,分配給每個職工,讓工者有其股。”馮根生說。

  為什麼要這樣做,馮根生的觀點是,把員工的個人利益與企業、國家的利益緊緊捆在一起,讓員工真正在企業擁有資本,真正成為企業的主人,讓職工共創造、共獲利也共擔憂,一改他們作為單一打工者的生存常態。

  “1997年10月6日,國慶節剛過,我們就召開董事會,與合資方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炳先生共商此事。”馮根生回憶。

  巧的是,謝炳說他們也時刻關注著中國改革的動向,也讀了十五大報告,覺得這是中國企業改革的契機。

  當時,正大在中國有100多家企業,對馮根生提出“工者有其股”方案十分贊同,並希望抓住機遇能一氣呵成。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拴住職工的心,才能保證企業隊伍的穩定和發展。

  董事會是通過了,可路怎麼走呢?面前仍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馮根生該不該持300萬股?

  馮根生回憶,當時正大青春寶的合資比例是6:4,泰方佔60%股份,中方佔40%,董事會一致決定拿出中方的一半,即總資產的20%賣給職工和經營者。

  當時經過四個多月的評估,總資產為1.8億元,按優惠20%計,為1.5億元,可轉讓給職工的20%就是3000萬元,董事會決定,管理者應持職工股中的大股。

  “我是中方的主要管理者,又是企業創辦者,所以決定讓我購買總股本的2%,也就是300萬股。方案也定了,賬也算出來了,可是要知道當時的董事會只有幹活的份,是決定不了這件事的。上面‘公公婆婆’多的是,得由他們去討論決定,青春寶是國有企業,就得由市政府和這個委那個辦討論研究。”馮根生回憶。

  當時,黨的十五大剛剛結束,政府還沒有碰到過這麼一個“工者有其股”的問題,一時決定不了。

  “我想改革是開不得玩笑的,我這麼做,職工會怎麼看我們?最後,我決定把問題爆給新聞界,讓社會各界來參與討論這件事。”備受壓力的馮根生祭出了這一招。

  “其實我馮根生做這個出頭鳥,說穿了不是為自己,是為了國有企業的前途,為了職工的利益,也為像我一樣成千上萬為中國改革事業默默奉獻著的企業經營者。改革說到底就是要有人來衝破大大小小的樊籬,就是要有人站出來說話,我當時已經64歲了,我不怕什麼,就站出來吆喝幾下,成與不成是另外一回事。”馮根生預想到了可能產生的壓力。

  1997年10月7日起,《錢江晚報》在頭版對正大青春寶“工者有其股”事件進行了大篇幅的連續報道,一時間轟動國內外,上百家媒體給予報道,企業界、經濟學界和政府有關方面也甚為關注,復旦大學還專門成立了“馮根生難題”課題組,並就此撰寫了一部幾十萬字的書。

  爭議如期而至,而且來得很猛烈。“馮根生該不該持有企業300萬股”成為焦點,並演變為“馮根生難題”。當時有的老同志說:“馮根生還是不是共產黨員?是黨員就要講奉獻,我們當年幹革命的時候,誰計較過自己的利益!”

  面對指責,馮根生很坦然:“其實,當時就有國外的大財團三顧茅廬來請我,僅安家費就是100萬美元,但我沒走。我不是不動心,是捨不得自己的企業。說實在的,60多歲的人再去談錢太晚了,再多的錢也花不了多少了。可改革沒有止境,我得為職工想想。上世紀70年代初,我當廠長時為職工多發了3元錢就被貼了‘大字報’,說我搞物質刺激,只抓生產不抓革命。改革太難了,槍打出頭鳥,我這只鳥也願意挨槍的。”

  問題社會化了,關注度就大了。為此,杭州市政府專門召開了幾次會議進行研究,終於在半年多之後,也就是1998年6月初,批准通過了正大青春寶國有股權有償轉讓方案。

  由此,有關“馮根生難題”的近10個月的爭論總算畫上了句號。

文章來源: 大河網-大河報 責任編輯: 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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