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長治久安，長期有效發展，有了第一場改革帶來的思想資源和第二場改革帶來的問題意識，再加上全體人民的公民意識，將是大有希望的事業。

改革開放30年來，最深刻的變化在人。從物化的、沒有個體利益訴求的螺絲釘，到今天普遍認同的“以人為本”，中國人的思想經歷了深刻的變革。然而，在“以人為本”後面，還有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那就是，以什麼樣的人為本？1978年開啟的第一場改革帶來的是作為個體人的解放，而1992年以後的第二場改革帶來的則是作為經濟人的解放。回顧這兩場改革，我們可以，也應當期盼繼續深入的改革給中國帶來作為公民的人的解放。

時下有學者總結三十年改革開放，把1989年前的第一場改革稱作為“青春浪漫的歲月”，似乎暗示，相比之下，1992年以後的第二場改革可以稱作是“成熟務實的歲月”。這樣的對比容易低估第一場改革的重大意義。

社會學用社會中人的“困境意識”和“行為反應”，解釋和評估社會中最負標誌意義的變化，前者指的是感覺和發現問題，後者指的是解決和克服問題，前者是後者的起因條件，後者是前者的應對方式。生存困境包括經濟困境、政治困境、社會困境。生存困境使社會中的個人感到各種各樣的匱乏、羞辱、不公正和不安全。生存困境是形成和觸發人們嚮往變革，並有所行動的直接動力。衣食匱乏的人會討厭貧困，嚮往物質豐富；受壓迫的人會嚮往自由，要求權利；受歧視的人會嚮往平等，申訴冤屈。

人們感知生存困境和應對困境的方式都可能被外力左右和限制，擺脫這種左右和限制，就是一種思想解放。第一場改革的思想解放意義在於，它讓人們在許多以前一直以為很自然、很好的事情中一下子覺察到了困境，如政治上民主法治的缺失、經濟上物質的匱乏、社會中教育和就業的危機、文化生活的極度貧困和窒息。

80年代改革的成就是克服困境的成就。例如，在政治上不再強調“階級鬥爭”。在經濟上不再高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在社會中積極平反冤假錯案、知青回城安置、大學重新擇優招生。在文化中出現了各種新思想和新著作,等等。

在這些具體可見的變化後面，更深刻的變化發生在人們對人自身的認識之中。當時最具有號召力的說法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誰是“實踐者”和“檢驗者”呢？是每一個去實踐、去檢驗的具體個人。用什麼去實踐、去檢驗呢？用每個人自己的理性和思想能力。一個人無論如何平凡，如何普通，都可以具有這樣的理性和思想能力。人的理性和思想能力標誌著人與動物的區別。人因此而有尊嚴，因此而神聖不容輕辱，因此應當平等而尊重地相互對待。這是一種人的新形象。

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第二場改革主要發生在經濟領域。它徹底地改變了中國的物質生產和分配方式，提高了許多人的物質生活水準。但是，90年代後全面推進的市場經濟，它本身已經成為左右和限制人們困境意識和行為反應的外部力量。這種左右和限制讓人誤以為，只要有了錢，就算滿足了人的一切精神需要和權利要求。人在變成“經濟的人”和“消費者的人”的過程中喪失了對群體“好生活”和“好社會”的精神理想，淡忘了做人的寶貴品質：道德、正義、信任、友誼和對弱者的責任。因為喪失了這些寶貴的東西，人變得狹隘、矮小、猥瑣。

對這樣的生存困境，人們現在已經開始有了越來越強烈、越來越自覺的意識，我們不妨就以此作為期盼未來的基本出發點。90年代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民生”困境問題，但人們的總體生活品質即“好生活”，則並不只是局限在物質和經濟方面。“好生活”必須同時包括精神、道德和群體價值目標的生活品質。民主是讓所有人都積極主動參與，共同創建和維持社會性“好生活”的惟一通道。民主本身就是一種以提高總體生活品質為目的的生活方式。民生要求民主，民主促進民生，民生和民主是不可分割的。而民主社會的主體便是作為公民的人。

90年代後的改革中，大多數人們的生活困境是從與經濟和物質有關的需要意識開始的，只是在追求物質和經濟要求的社會權利和社會公正受到嚴重阻礙時，才意識到公民權利是更加根本的權利。這是因為，人的社會權利並不是自然權利，而是必須通過公民權利去爭取、去維護的權利。而片面強調物質幸福會淡化和消解公民對社會和社會弱者的責任感，還會把市場經濟，甚至整個社會引向弱肉強食，巧取豪奪、靈魂喪失、理想透支的歧途。

市場和民主都必須有所限制，這種限制只能來自公民的共同有效參與，以及體現這種參與結果的政府法令和政策措施。在公民社會中，自由市場必須接受應有的規範和限制，包括財富再分配、保障社會福利、保護自然環境和公共資源、透明資訊和公平競爭。民主則必須尊重和保護少數人的權利，必須接受法制秩序、公正程式和憲法權威的限制。

只有在加強公民社會，健全民主政治的前提下，才能通過一系列有效的民主體制改革，來克服目前由制度缺陷的困境所造成的種種社會矛盾。中國的長治久安，長期有效發展，有了第一場改革帶來的思想資源和第二場改革帶來的問題意識，再加上全體人民的公民意識，將是大有希望的事業。（徐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