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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領先不等於發展領先。和少數明星村鎮相比，小崗更是中國千萬個鄉村的縮影。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不僅要靠天吃飯，更多要靠市場吃飯。但由於基礎設施不足，資訊不對稱，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機遇和風險，絕大部分農民往往無所適從，最終在風險的考量下日漸保守。
分田到戶
1978年末，中國經濟改革的衝動在堅冰凍土下緩緩涌動。在安徽省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是全公社乃至全縣最窮的生產隊，當年夏收分麥子，每個勞動力才分到3.5公斤。全隊18戶，只有2戶沒討過飯，一戶是教師，一戶在銀行工作。
1978年秋天，嚴俊昌當了隊長。生存的巨大壓力下，他偷偷將生產隊的田地分給各家各戶，實行包產到戶。村裏老人們為嚴俊昌等幾個幹部擔心，萬一齣了事，坐了牢，孩子和老婆誰來養？
小崗人決定開會盟誓。
臘月的這個冬日，傍晚。嚴立華一家就著微弱的天光，剛剛埋頭喝完稀飯。隊裏沒有公房，會議一般都在他家開。18戶人家，18條漢子，情緒激動，七嘴八舌。會計嚴立學只顧悶頭往紙片上記，沒有標點符號，錯別字也不少：
“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後能幹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幹部作（坐）牢殺頭也幹（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小孩養到十八歲”。
後面，各家各戶挨個寫下姓名，按下手印。
這張撳滿紅手印的大包乾秘密誓言，宣佈了一種新的生產關係悄悄降臨。
1979年秋天，小崗生產隊獲得大豐收，糧食總產6 萬多公斤，相當於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糧食產量總和，自1956年合作化以來第一次向國家交了12488公斤公糧；小崗每間土坯屋裏都堆滿了糧食，人們興奮得在糧食堆上打滾；每年都向國家打報告要救濟糧的安徽省肥西縣，這年卻打報告要求擴建糧倉，因為有1/4的糧食沒處存放。
從縣到省，各級領導的心裏終於不再忐忑。小崗村的秘密“洩露”後，他們曾以不同方式支援了大包乾。半年之內，大包乾經驗在滁州地區乃至整個安徽全面推開，直到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同志一錘定音：“‘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乾，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華西村的3%
然而，在奔向富裕的道路上，這個農村改革先行者並非從此一馬平川。
“大包乾”以來，直到上個世紀末，儘管小崗村家家戶戶都有糧吃，解決了溫飽，但也就一直停留在“溫飽”水準上，蓋不起樓房，修不起馬路，用不上電話，吃不上自來水，沒有一所學校，沒有一家企業，甚至沒有一處稱得上衛生的廁所。
作為引發中國變革的發軔之地，小崗村20年裏“江山依舊，舊貌猶存”。
1998年，江澤民同志到訪前的3個月內，為了看起來“富裕一些”，當地政府給小崗村蓋起了“大牌坊”；張家港援建了水泥大道；省裏出資安裝了自來水供應系統，開辦了學校；鳳陽縣電信局免費安裝了電話；家家戶戶都擁有了企業和社會捐贈的彩電和小崗村專用車。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的政策，同時抓緊制定確保農村承包關係長期穩定的法律法規，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再次被確定為我國農業和農村跨世紀發展的重要方針之一。
“1998年9月22日下午，就在我家院子裏，江澤民總書記與當年按手印的18戶，還有村幹部座談，當場承諾，承包制30年不變，後來國家用法規形式把它固定了下來。”
“30年不變”政策有其更深厚的出臺背景。在第一輪土地承包期內，有些地方土地經營權流轉調整頻繁，影響了農業的長期投入；在推進糧田適度規模經營過程中，個別地方沒有把商品糧田的承包落實到戶；少數種糧大戶經營規模過大，又缺乏技術和經驗，經營狀況不良等等。
“30年不變”對穩定人心有積極作用。但正如南京農業大學教授陳文林說，要靈活理解，不變怎麼能發展？
1999年，陳文林受鳳陽縣政府之托，帶領一個專家組專赴小崗村考察，之後完成的小崗村發展規劃中，明確提出“公司＋農戶”的集體致富模式。但時值中央領導視察一週年，“30年不變”猶在耳邊，小崗村人失去了當年按紅手印的勇氣，也忽略了當年中央領導還說過一句，“希望小崗敢闖”。
大包乾解決了小崗村人的衣食問題，讓小崗村人過了幾年好日子，但隨後的十多年時間裏，同樣聞名全國的華西、南街、大寨等名村的經濟發展迅速，村民收入得以大幅提高，相比之下，小崗村的經濟發展緩慢。2005年，小崗村人均收入3255元，僅是大寨村的60%，華西村的3%。
土地合併，重走回頭路？
近30年時間裏，每一個小崗村人做夢都想致富。但當年的改革第一村為何遠遠落在眾多明星村的後面？
正如有三農專家指出，1978年改革開放之際，小崗村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邏輯起點，非常了不起。但改革領先不等於發展領先。和少數明星村鎮相比，小崗更是中國千萬個鄉村的縮影。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不僅要靠天吃飯，更多地要靠市場吃飯。但由於基礎設施不足，資訊不對稱，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機遇和風險，絕大部分農民往往無所適從，最終在風險的考量下日漸保守。
2000年5月2日，由中國小康村研究會、北京韓村河村、江蘇華西村聯合發起，在韓村河村舉辦了首屆“鄉村發展世紀論壇”。各省“第一村”經濟發展歷史展覽同期舉辦。每個明星村的致富道路都不同，但產業化和多种經營相結合的發展思路卻成為農村致富共同點。
到2006年，小崗村已經連續三次到南街村取經。小崗村的人口數量是南街村的1/6，耕地面積是南街村的1.4倍，戶均耕地面積是南街村的12倍。但是， 2005年小崗村戶均產值僅為南街村的1/13，耕地資源在小崗村產出的經濟效益比僅為南街村的1/16。用當年分田單幹的18個發起人之一，現已年逾六旬的嚴俊昌的話說：“原來分那一畝二分地，現在只能管溫飽，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老弱病殘也照料不好，家裏的地不是荒廢著，就是廉價轉給了那些私人老闆。村民想幹什麼也不成，被自己那一畝二分地束縛住了腿腳，邁不開步子。”
“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中國改革開放第一村小崗村3次到南街村參觀後如此留言。
2006年1月25日，沈皓等新村官召開村民大會，宣佈要將土地合併，集中辦農場、搞養殖和旅遊開發等。具體做法是：在不改變土地集體所有制和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前提下，以自願為原則，把農戶家庭承包的集體土地集並起來，以每年500元/畝的價格出租給農業公司經營，農民收取租金，以後再根據發展需要，由農民自願將承包的土地入股直至轉讓。把村民手裏的土地“拿上來”並不容易。有人認為“現在合地還不是時候”；有人同意土地合併，但不同意入股，只同意以出租的方式交地再收取租金。對於小崗村的這一土地經營制度變遷，最大的反對聲來自當年按手印分地的人。嚴宏昌就認為，“過去冒險分了田，現在卻要倒回大集體，這不是搞倒退嗎？”
村民的疑慮並非空穴來風。2004年，小崗村與上海大龍畜禽養殖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風味養豬場”，但是2005年，該養豬場效益很差。嚴留昌稱：“當年說風味豬場的豬養成後比普通豬能多賣5毛一斤，到年底卻賣不出去，比本地普通豬還便宜兩三毛。讓我入股養豬我不會幹。”
自上而下“三步走”
面對小崗村在致富路上的反復與猶疑，很多專家和領導都相當理性。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陸子修堅持認為分田單幹不是農業的未來出路，得把農民組織起來搞企業化；土地出租搞合作，不是否定大包乾，恰恰是對它的完善和發展；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是農業現代化和建設新農村的現實選擇。
安徽省建築設計院院長左玉瑯則認為，小崗村與中部地區大多數的農村很相似，是中部地區大多數村莊的典型代表，經濟發展滯後，基礎設施薄弱，遠離大中城市，人口素質較低。基於此，小崗村應該走出一條能夠代表中部地區大多數村莊的發展道路，給中部地區大多數村莊提供示範引導。
無論小崗人願意與否，這場改革已勢在必行。
而且，和第一次小崗村的“大包乾”截然不同，此次改革不再出自村民自下而上的衝動，而將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動。
在安徽省滁州市的發展規劃中，小崗振興分為“三步”：
第一步，發展現代農業。土地合併以後，租給上海一家公司辦合作化農場，將建起特色農業科技園、優質有機豬標準化連鎖養殖小區基地和高效飼用原料實驗農場。如果這些項目得以實施，將創造120個就業崗位，包括土地租金在內，小崗村每年將有132萬元人民幣的收入。
2001年，江蘇張家港長江村幫助小崗村建起80畝示範葡萄園，原來一畝地收入不到500元，種植葡萄後收入可以過千元。從那時候開始，小崗村的葡萄園種植面積逐年擴大，到2007年，已經有500多畝葡萄園，佔全村土地面積的近1/3。現在使用沼氣、牲畜等產生出的有機肥，村裏開展無公害葡萄生產，打造無公害葡萄品牌，力爭使葡萄收入每年為小崗村人均收入貢獻2500元。
第二步，開發旅遊業，打旅遊牌。
2005年6月19日，佔地30畝，建築面積2600平方米的“大包乾紀念館”正式在小崗建成開放，並已列入安徽省的“紅色旅遊”線路，開館後已接待了2萬多人次。由此帶動小崗村的農業生態遊和農家遊等旅遊業開發也已經在規劃中。
“第三步”是招商引資辦工廠，發展特色產業。
雙孢菇作為小崗村的特色產業已經逐步發展起來。2006年，3名大學生到村裏創業，搞起雙孢菇大棚，嘗試種植雙孢菇，縣裏對此給予了肯定和扶持，無償補貼6500元，並對每個棚給予１萬元的貼息貸款。雙孢菇種植效益不錯，一個棚子純利潤上萬元。鳳陽縣小崗食品有限公司負責上門收購，加工成罐頭食品銷售到美國、南韓和日本。後來不少大學生、本地村民和外來人員也跟著種植雙孢菇，2006年，一共建了35個棚子、佔地28畝，到2007年，老棚加新棚179個、佔地150畝，發展速度很快。
由於市場和價格的因素，2007年大棚效益不是太好，2006年最高賣到4元錢1斤，2007年保護價也只有2.2元一斤。農業產業調整風險比較大，但是小崗人也想出了應對的辦法：拉長產業鏈，辦粗加工廠。對收下的蘑菇進行簡單加工並儲存，價格好的時候拋出去，價格不好的時候儲存起來，增強經營戶抗風險能力。
小崗村有200多畝水塘和低窪的水田，到現在已經有13戶人家主動組織起來，到合肥等地考察學習海蝦養殖技術，成立了以“大包乾”帶頭人嚴金山為會長的小崗村海蝦養殖協會，負責蝦苗購買、提供技術和銷售服務等。
專業合作也是農民的重大創造
在當地一位宣傳部部長看來，小崗村的發展有很多制約因素，包括交通、土地和人才。小崗距離鳳陽縣30多公里，周圍沒有便利的道路。村裏只有1800畝地，地方太小，只要一發展勢必大量佔地，而這些土地很難讓企業形成規模、形成產業鏈。此外，小崗村全村不到500人，接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專門技術培訓的工人很少，而且“年輕人都不願意呆在農村，現在在外面打工的有近90個”。
鳳陽一位縣領導認為，小崗村很真實，它現在發展中遇到的一些問題都很典型，暴露了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些局限。小崗村的困境，既是小崗變革的阻力，卻也是小崗醞釀和生出更新的變革的動力。
2007年3月底，國家農業部部長孫政才視察小崗村。
“在堅持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引導農民開展專業合作，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有一個新的發展、新的提高。”
中國農村改革又一次出現新的風向標：發展現代農業、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家庭承包經營，不斷深化改革，引導農民開展專業合作，完善農業經營機制。
在與當年大包乾帶頭人進行座談時，孫政才強調，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中國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是農村最基本的生產關係，是農村各項改革和發展的基礎。對於家庭承包經營，一定要銘記兩點，一要堅定不移，二要長期堅持。
《農村土地承包法》賦予了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農村土地使用權。剛剛通過的《物權法》明確賦予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屬性，強化了對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保護，農民專業合作也是農民的重大創造。
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一定要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充分尊重農民的意願和選擇，堅持入社自願、退社自由、民主管理、自我服務，通過合作為家庭承包經營提供更有效、更全面的服務。
中央領導再次為小崗村的發展定調鼓勁。
“大包乾”確實解放了農民的生產力，但一家一戶糧食再豐收也賣不出“金子”。小崗村走由家庭承包向公司租賃經營，由農戶單打獨鬥走向農業規模經營，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文 □ 葉賢 供稿《中國報道》2008年第二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