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中國改革開放已進入30年。站在30年的歷史新起點上，對這場關係中華民族命運、波瀾壯闊的大變革,(特別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中的制度變遷)進行回顧，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第一，在農村推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產生了制度激勵，降低了生產監督成本。這是中國經濟起飛的最重要基礎，糧食生產效率的提升使人們吃飽飯，並產生了剩餘勞動力。這些剩餘勞動力使得中國能夠在傳統計劃經濟尚未充分改革的情況下，出人意料地發展了民營經濟，既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最有活力的增量部分，也激活了公有制經濟。

第二，微觀領域的改革形成了多種所有制企業競爭的局面，經濟活力大大增強。經過30年來以國有企業為中心環節的經濟體制改革，目前大部分中小國有企業為更高效率的民營經濟取代，其他大型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後效益大大提升，這就為經濟起飛奠定了微觀基礎。

第三，1994年以來的分稅制改革，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中央地方關係。在分稅制條件下，地方財政收入主要依賴於經濟總量的擴張，地方政府具有強烈的投資傾向，再加上GDP政績觀的作用，地方政府把招商引資作為重要任務，大大加速了工業化城鎮化進程。

第四，全方位的對外開放，全方位參與全球化進程。中國成為最大的外資流入國，有效地改變了國內資本短缺的格局，也有效地彌補了國內市場需求不足的缺陷，並通過參與國際競爭提高了經濟運行效率。

第五，金融體系從財政體系中獨立出來之後，進一步市場化。在傳統的計劃經濟條件下，銀行附屬於國家財政。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形成了資本市場，國有銀行逐步企業化，開始使資本能夠按照市場化原則向高效益的環節流動，大大提高了資本要素配置的效率。

但上述分析並沒有區分時間因素。事實上，上述五大因素在30年中的不同時間階段分別展開併發揮作用，使中國經濟發展能夠長期從改革開放所帶來的體制性因素中受益。比如說，最初是農村改革，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很快帶來了農業的大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後這種制度的潛能雖然發揮到了頂點，但其成果是穩固的。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就不會再有糧食生產大面積滑坡的現象。當這種體制性所能夠帶來的增長動力釋放完後，又有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民私營、外資經濟大發展，這是又一種體制推動力。新世紀之後，加入WTO又使中國獲得了新的驅動力。

中國過去30年的改革開放其實是一種漸進式的經濟轉軌。也就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那麼，為什麼中國選擇了獨特的漸進式經濟轉軌路徑？應當說，與中國的歷史背景有關係，更重要的是中國的領導人逐步確立了和平發展的理性復興道路。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有一句名言叫 “摸著石頭過河”，有人說這是經驗主義。但現在回過頭來反思，這裡折射出的更多的是理性的光輝。在過去30年的改革理性大致有這麼幾條：

第一，堅持實踐的標準。理論往往在邏輯上是內恰的，用理論進行反駁很困難。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總結了一條叫“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種理性的反思在當時有震人發饋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堅持實踐這個標準，使中國的改革總是能夠注重實效，每一步都注重有好的結果。

第二，清醒地判斷中國所處的階段。改革開放初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發明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清醒地看到中國生產力遠不發達的基本國情，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經濟建設方面，使中國走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歷史困局。

第三，對國際形勢的正確判斷。基於對和平與發展成為世界潮流的清醒判斷，中國堅定不移地將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這使中國成功地抓住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難得機遇，有效地參與國際分工來發展壯大自己，成為發展中國家成功的典範。加入WTO等一系列革命性的舉措，都始於對國際形勢的準確判斷。這一點非常可貴，因為當時有許多人還以為世界還會有大戰。

第四，卓有成效地營造改革共識。一方面，中國任用了一大批敢闖敢幹，有膽有識的幹部，能夠堅持地推進改革；另一方面，在爭論不清楚的事情上，採取了不爭論的策略，甚至在許多名詞上採取了折中的辦法，盡可能地使多數人接受，減少改革中的阻力。比如許多中國人接受不了市場經濟，改革家們就提出搞商品經濟。

第五，注重改革的協調和領導。在中國30年改革史上，國家體改委曾經發揮了積極作用。作為利益超脫的機構，在領導策劃重要改革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有這樣一個機構存在，往往可以在利益關係複雜的情況下能夠促成改革，使改革不間斷地推進下去。

（方栓喜：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副研究員。2005年8月，所參與執筆的《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論文獎。）

供稿《北京週報》200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