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題為“俄羅斯比中國更具潛實力”的文章稱，俄羅斯在三點上優於中國，故而比中國更有發展潛力。全文摘錄如下：
一、 中俄當前情況的對比：
2007年俄羅斯經濟增長達到了近年來的最高值：7.7%至7.8%。俄新社採訪的一些專家認為，這種趨勢在2008年還將持續，今年俄羅斯經濟增長率有望達到7.5%。過去五年來，除2005年外，俄羅斯經濟的年增長率穩定在7%以上。按目前的經濟運行情況來看在俄羅斯有望躋身世界經濟五大強國之列。而同時期的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更達11.3%，經濟總量已經徘徊在第三第四大經濟體之間，從這種總量觀來看，中國的經濟運行明顯優於俄羅斯。
但我個人並不這樣看，甚至在我看來在未來的發展之路上，俄羅斯將明顯優於中國，我是基於以下幾個基礎來予以考量的：
二、俄羅斯優於中國的三點基點：
1、人口素質方面的影響：
邁克爾.波特曾經說過：‘國家的競爭力來源於社會的生產率，而生產率又將取決於區位競爭的微觀基礎，比如：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員工，他說：如果沒有這些接受過良好教育的員工，企業就不可能在成熟的業務上進行有效率的競爭。
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對照一組數據：蘇聯解體之前，其國民受教育水準在世界各國當中名列前茅，在每萬人中的大學生人數僅次於美國、加拿大和古巴，居第四位，遠遠超過南斯拉伕、英國、日本、法國和西德。高等教育更是蘇聯教育中最引以為榮的部分，其規模、水準、品質在世界高教領域佔有重要位置，具有重要影響，培養造就了一大批世界聞名的政治家、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為推動人類社會文明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俄羅斯聯邦是原蘇聯最大的一個加盟共和國，同時也是一個高等教育最發達、科技實力最強的加盟共和國。早在三十年代，俄羅斯就基本上消滅了文盲，現正在普及十一年制義務教育，高等教育普及率為171/萬人。在人力資源上，俄羅斯勞動力的品質應該水總體水準還是比較高的，文盲率只有1%，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3年(2002年數)，高等教育入學率達29%。
從高等教育在學人數來看，2006年中國高等教育在學人數為2500萬人，比1993年翻了5番，但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也還僅只是22%，遠低於俄羅斯的29%，同時，農村教育得到重點加強和發展，在大力推進國家西部地區實現“兩基”的基礎上，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進行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推動我國的義務教育進入到全面普及和鞏固提高的新階段。截止2007年，全國“兩基”人口覆蓋率提高到98%，但青壯年文盲率卻還保持在3.58%的高位，遠高於俄羅斯的1%。
2、福利制度方面的影響：
同時，在中國，貧富差距加大，社會保障體系卻並沒有同時建立起來，“幸福”是人類一切行為的規則和標準，並且是人生的目的。
大多數外來工都在非公有制企業工作，傳統的階級意識和集體性記憶已經無法在這個群體中找到痕跡了。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2006年，據國務院研究室發佈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披露，綜合各個部門的統計，外來工群體的總體規模已經達到1.2億。
而這個龐大的群體，如今也已經對自己的生存狀態開始表示關注了,而同時我們的企業家也在感慨他們的生存環境,那麼是什麼使我們的整個的工業社會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呢.這或許得從工業文明對我們整個社會形態的影響談起.
工業文明從根本上動搖了我們以家為單位的家庭社會，代之以各類組織機構為單位的工業社會，在以往的社會家庭成員分享著共同的生活而大工業借助於企業或者社團法人的組織形態，在技術/經濟的層面上，以更高的運行效率來不斷的瓦解家庭社會的經濟基礎，同時在社會心理層面上不斷的改變更多人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如象現在的外來工現象，人們向城市集聚，同時還在進一步的瓦解家庭社會的倫理價值的經常。
企業定作為一台賺錢的機器，而工人僅僅只是這台機器的零部件而已。工人本身不是企業組織的成員他們僅僅只是企業家雇傭來的工具而已，而企業也不是這些個背井離鄉的人們的生存平臺和心理歸屬。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企業現在陷入了招工難的苦境的原因。
那麼什麼才是最好的解決方案呢？社會的福利化即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世界各國之發展，已經證實了這點。
而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俄羅斯本身就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它的農業人口數佔總人口數的比重很低，更重要的是，國家內部基本社會福利化，其內部管理和運作及為解決社會衝突和對立的成本將遠低於中國。
3、能源因素的影響：
在還沒有能力為石油和煤炭等能源找到替代品以前，在未來的一段不短的時間內，我們可以預見的是整個世界將為能源而瘋狂，基於供給關係，我們也同樣可以預見到的是俄羅斯將在未來的五十年中，在整個國際環境下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和主導權。未來的日子裏，在資源的博弈裏，俄羅斯人擁有更多的好牌，1.他有豐富的能源，2.他不是尼日利亞他不是沙烏地阿拉伯他更不是伊拉克，他是擁有絕對讓包括美國在內的任何國家都不敢覬覦的軍事力，他是俄羅斯。
三、俄羅斯人的短板：
當然俄羅斯也有很遠的路要走，它也還是有許多東西需要予以注意和改善的，首先要注意的是：它必須從能源政治第一定律的框框裏中走出來，能源政治第一定律表現在:在能源儲量豐富的能源主義國家，能源的價格和民主的步伐總是朝著相反方向移動。能源的全球平均價格越高，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選舉的自由與公平、司法的獨立性、法治和獨立的政黨就越是受到侵蝕。使這些消極趨勢得到加強的是，價格越高，能源主義領導人就越對世人對其怎樣想和怎樣評價麻木不仁。按照這一定律，相應地，能源價格越低，能源主義的國家就越是被迫朝著這樣一種政治制度和社會邁進：它比較透明、對反對派聲音比較敏感，比較注重建設會使本國人民不分男女，在競爭、創辦新公司和吸引國外投資方面的能力最大化的法律和教育結構。能源價格越低，能源主義領導人就對外部勢力如何看待他們越敏感。
其次它還必須做的是對其國家或地方政府的角色予以重新定位和定義的必要，他們必須保證除有教養的公民以外的其他投入要素，比如：有形的基礎設施的供應、以及經濟而正面的競爭規則，如：產權保護及反壟斷的立法，以便提高生產率，以促使經濟成功，最後政府應改善和集中那些對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公共和半公共物品。
（韓和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