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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60年文學發展歷程與貢獻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9-09-28  發表評論>>

編者的話:

新中國成立60年是中國文化事業創新探索、百花爭艷,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的60年。甲子之年,回顧新中國60年文化藝術的發展道路,品味文化帶給我們的快樂和思索,對於新世紀日益崛起的中國而言,別具意義。以此向祖國的60年華誕獻禮。

新中國60年文學成就展(組圖)

《新中國60年文化發展之路》系列專稿之一

張 炯

在我國各族人民喜慶建國六十週年之際,回顧新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和貢獻,無疑有著承前啟後的重要歷史意義。

一、新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

新中國的六十年,整體上都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而努力。但因國內外形勢和具體方針路線的差異,又分為前後兩個三十年。

前三十年,我國處於國際兩極冷戰格局和世界反社會主義勢力的包圍、封鎖中,內戰尚未結束,海峽兩岸軍事對立嚴重;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正在開展,國內外的政治鬥爭都比較尖銳;新中國蒸蒸日上又亟待鞏固。這是毛澤東居於核心領導的時期,毛澤東文藝思想在文藝領域居於絕對的指導地位,而當時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文藝工作造成了嚴重危害。但在廣大作家的努力下,文學成績仍不可低估。

後三十年是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是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建設特色社會主義的時期,國內外環境都産生了極大的變化,我國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同時,允許多種所有制存在,以利於發展生産力,特別是經過江澤民和胡錦濤等新一代領導核心的努力,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在前三十年的基礎上獲得了新的巨大發展,文學藝術也迎來空前的繁榮。

由於社會歷史條件的差異,兩個三十年又可分為四個階段,其文學生態環境和景觀風貌也各具自己的特徵。

1949——1978年 文學曲折發展

前三十年文學的第一階段是建國初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七年,第二階段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兩階段的共同特徵是,文學緊密地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及其結合是主導的文藝思潮和方法。“回顧革命史,歌頌新社會”是基本的文學題材與主題。

建國初十七年文學:回顧革命史、歌頌新社會

建國初的十七年,由於人民革命的勝利,使廣大作家同人民一起歡欣鼓舞,一起經歷全國解放後的國民經濟恢復、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歌唱新社會的光明,回顧革命鬥爭的艱難,很自然地成為文學創作的主要題材和主題。儘管當時的文學生態環境不斷受到左傾錯誤的干擾,出現過文藝戰線上的諸多批判運動,包括危害很大的對所謂“胡風集團“的批判及其冤案和反”右派“的擴大化,還有反修正主義、反右傾機會主義等鬥爭以及六十年代對《海瑞罷官》等的批判;更因過於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一度發展到要求“寫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即為中心任務服務,號召寫工農兵致使其他階層的人物較少被寫,於是曾相當程度地産生文學題材狹窄化和創作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然而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潮流的影響下,1958年後雖提出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大多作家高揚革命理想的同時仍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特別是受到“五四”新文學以來外國文學和我國豐厚的文學傳統的哺養,並在戰亂的複雜生活經歷中成長的一批作家,正當創作的盛年,才華煥發。他們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創作了許多至今被譽為“紅色經典”的許多優秀作品。其中,“回顧革命史”的代表作有兩類,一類是孫犁的《風雲初記》、杜鵬程的《保衛延安》、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長篇小説和胡可的《戰鬥裏成長》、陳其通的《萬水千山》等寫革命戰爭的戲劇。另一類是楊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紅旗譜》、羅廣斌與楊益言的《紅岩》等長篇小説和老捨得話劇《茶館》等反映各階層人民中沸涌的革命潛流,描寫地下悲壯鬥爭的作品。由於作家生活基礎深厚,藝術描寫生動,人物形象刻畫鮮活,特別是突出地描寫人民革命的英雄,使這些作品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歡迎。

“歌頌新社會”的代表作是郭沫若的《新華頌》、胡風的《時間開始了》、賀敬之的《放聲歌唱》、公劉的《在北方》等詩歌,老捨得《龍須溝》,曹禺的《明朗的天》等劇作,還有艾蕪的《百煉成鋼》、草明的《乘風破浪》與趙樹理的《三里灣》、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第一部)等長篇小説。散文和報告文學中這類作品更多。如歌頌英雄人物焦裕祿、向秀麗、王傑、雷鋒等的報告文學,還有如徐遲的《祁連山下》歌頌畫家常書鴻以及華山、周鋼焰、李若冰等反映新中國建設戰線的諸多作品。此外,也還有寫抗美援朝戰爭和古代歷史的作品。如楊朔的《三千里江山》和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以及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漢的《文成公主》等歷史劇,以及兒童文學中的張天翼的《寶葫蘆的秘密》、阮章競的《金色的海螺》、劉厚明的《馬蘭花開》、孫幼軍的《小布頭奇遇記》等其他題材和體裁的作品,包括金近、聖野、袁鷹、柯岩等的兒童詩。上述新作由於大多抒發革命激情和樂觀主義精神,突出地描寫社會主義建設中涌現的新人,不但風格明朗歡快,藝術上也比較成熟,在民族化大眾化的表現方面多有創造,也都堪稱這階段文學的重要收穫。

“文化大革命”:文壇荒蕪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文壇荒蕪的階段。當時大批作家受到迫害,被迫停筆,前五年只有紅衛兵小報所傳播的群眾性“造反歌謠”氾濫。而那時産生的八個“革命樣板戲”也不出“回顧革命史、歌頌新社會”的範圍。如《紅燈記》、《沙家浜》、《白毛女》是前者;《龍江頌》、《海港》是後者。需要指出,這些作品多根據已有優秀作品改編,經過加工,藝術上更為精緻。這應當歸功於眾多藝術家的努力,其成績並非江青之流所可竊取。1971年後陸續恢復文學書籍與刊物的出版,先後曾出版長篇小説新作140部,還有許多新創作的詩歌、散文、短篇小説和報告文學以及話劇、電影劇本。由於受到“四人幫”的影響,作品便多屬偽浪漫主義的“瞞和騙”的文學,寫所謂“無産階級革命派與走資派”的鬥爭和“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鬥爭。唯有《萬山紅遍》(黎汝清)、《閃閃的紅星》(李心田)、《春潮急》(克非)等反映革命歷史的作品和《創業》、《園丁之歌》這樣的劇本以及描寫王鐵人(王進喜)、楊水才等英雄模範的報告文學還比較有價值。其間,少數作家和業餘作者在艱難條件下創作的某些作品,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魏巍的《東方》、張揚的《第二次握手》等長篇小説和郭小川、蔡其矯、綠原、牛漢、曾卓、唐湜、穆旦以及食指(郭路生)等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創作的詩歌到了這場“革命”結束後方得到出版。而1976年4月初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總理的人民詩歌運動,則以宏大的規模和席捲全國的影響,深刻地反映了久被壓抑的人民的心聲和願望,不啻為“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和新時期的到來響起雷電般震懾人們心靈的鐘聲,也為文學與人民的結合耀亮一道前所未有的壯麗風景。

從1949——1978年的三十年中,文學的發展表現出許多曲折和起伏。如1956年有過文學解凍的春天,小説、戲劇、詩歌、散文都涌現創作的高潮。1957年反右派擴大化後高潮便低下去。1958年雖有“大躍進民歌運動”,還出現《紅色風暴》、《降龍伏虎》等話劇以及《十三陵暢想曲》等表面的繁榮,三年困難時期創作又舉步惟艱。1961年前後經過調整,創作又有起色,出現歷史題材和散文創作的小高潮。到《海瑞罷官》等被批判,創作又沉寂下去。值得稱道的是在曲折的發展中除出現上述“紅色經典”的許多優秀作品外,散文界劉白羽、楊朔、吳伯蕭、曹靖華、秦牧等多有佳作,雜文中馬鐵丁的“思想雜談”,夏衍、唐弢等的“長短句”、鄧拓等的“三家村扎記”諸欄目在指摘時弊,開拓思路等方面皆名重一時。這時期還涌現了許多有成就的年青作家和詩人,如王蒙、李凖、鄧友梅、茹志鵑、李瑛、嚴陣、雁翼等。至於文壇涌現的許多有全國影響的少數民族作家,如蒙古族的瑪拉沁夫、敖德斯爾、扎拉嘎胡、巴•布林貝赫,維吾爾族的賽福鼎、鐵依甫江、克裏木•霍加,藏族的益希單增、降邊嘉措,以及壯族陸地、彝族李喬、白族曉雪、朝鮮族金哲等,同樣是當時我國文學發展的驕傲。此外,像陳登科、胡萬春、萬國儒、費禮文、黃聲孝、王老九等工農作家的出現,更是新中國才可能産生的文學現象。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蘇向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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