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18
NO.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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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我永遠給自己找難題(組圖)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8-01-18  發表評論>>

 作者:侯孝賢 口述 南方週末記者 王寅整理   

侯孝賢 姚宏易/圖

侯孝賢

台灣新電影最重要的代表。1947年生於廣東梅縣,出生不久即隨父移居台灣,1972年畢業于台灣“國立藝專”影劇科。

1980年首導《就是溜溜的她》、《風兒踢踏踩》(1981)成名。

1983年與萬仁、曾壯祥聯合執導的《兒子的大玩偶》獲西德曼海姆影展佳作獎,並引領台灣電影新浪潮的開端。

《風櫃來的人》獲1984年法國南特大三洲電影節最佳作品獎。

《冬冬的假期》獲1985年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作品獎、第三十屆亞太影展最佳導演獎。

1985年執導《童年往事》,獲第二十二屆台灣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獎,第三十七屆西柏林電影節國際影評人獎,及鹿特丹電影節、夏威夷電影節、亞太影展作品獎。

1986年執導《戀戀風塵》獲法國南特三大洲電影節最佳攝影音樂獎、葡萄牙特利亞國際影展最佳導演獎。

《尼羅河的女兒》獲1987年義大利都靈電影節第五屆國際青年影展影評人特別獎。

1989年執導《悲情城市》獲第二十六屆金馬獎最佳導演獎,台灣中時晚報最佳作品獎、導演特別獎,第四十六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

1993年執導《戲夢人生》獲台灣中時晚報電影獎最優秀作品獎,1993年戛納電影節評委會獎。

其後作品有 《好男好女》(1995年)、《南國再見,南國》(1996年)、《海上花》(1998年)、《千禧曼波》(2001年)、《咖啡時光》(2004年)、《最好的時光》(2005年)等。

專訪侯孝賢:“創作本來就是有限制”

“什麼叫妥協?因為你在這個路上就是這樣,你做這些事情,拍這些電影,像你人的一部分,他是不可能有任何折扣,這種折扣的意思是現實面,你是在現實面找到一個角度和方向。”  >>[詳細]

侯孝賢印象記

孝賢是小個子,直細的頭髮扇在頭上,眼睛亮,有血絲,精力透支又隨時有精力。孝賢很溫和,但我曉得民間鎮得住場面的常常是小個子,好像四川的出了人命,魁偉且相貌堂堂者分開眾人,出來的袍哥卻個子小,三言兩語就把事情擺平了。 >>[詳細]

《悲情城市》描摹了台灣悲情


《悲情城市》描摹了台灣悲情

《千禧曼波》讓舒淇懂了表演


《千禧曼波》讓舒淇懂了表演

大師首次全方位回顧創作經歷

“電影是講不通的,要去拍,一直拍一直拍你就會拍齣電影來,甚至會越拍越好。”儘管開場白這麼説,但侯孝賢的導演大師班還是連講3天,6個半天排得滿滿噹噹——侯孝賢電影之路,電影的信念和美學,談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羅伯特布列松,與香港影評人對話,説台灣電影的現在與未來,講評浸會大學電影電視學生的作品。這也是侯孝賢第一次全方位回顧創作經歷,細數自己的每一部影片。

南方週末記者旁聽了全部3天的大師班課程。

叔叔,你帶我進去

有人説我後來拍的電影結局都非常悲傷,有時候是一種時間與空間的蒼涼感。為什麼會這樣?我個性熱情,跟人非常容易相處,面對世界的眼光似乎不可能是悲傷或蒼涼的。

其實在童年,在成長過程裏,你已經不自覺地對這個世界形成蒼涼的眼光了,那是逃不掉的,只是你當時説不清楚,也沒有人告訴你,那段時間就會在心底藏起來。

什麼是根?除了實際的電影經驗,就是你成型時期的人文素養,你成長的背景。

《童年往事》説得非常清楚,1947年,我父親是廣東梅縣的教育局長。因為參加審議會,碰到他同學,他同學要來台灣當台中市長。他邀我父親當主任秘書,我父親就實實在在來台灣了。過來以後寫信回去,就把我們全家都接來了,我那時候才4個月。

然後,1949年就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影響到我家裏。影響比較嚴重是我母親。突然回不去,她的後援就沒了,親戚朋友全都沒了。我父親得了肺病,心臟也不好。台北潮濕,會引起氣喘,他就長期住療養院,然後不得不遷到南部。我母親常常兩邊往返,然後帶著一堆小孩。從小就很艱苦,這是我的一個感受。

我奶奶一直要帶我回大陸,她説過了梅江橋就要回去了,因為她太老了,已經沒意識了,她感覺是在真實地回家。你不知道生活有多少荒謬,所謂黑色,是從真實和荒謬來的。

我是4月生人,我的星座是白羊座。星座可能有一定道理,我的性格是總想逃避,就是不想呆在家裏,總往外跑。

我們在鳳山的時候,住在城隍廟附近,縣衙旁邊。這個地方是一個古老的小鎮,我們那個城隍廟是台灣南部七縣市戲劇比賽的地方,每次比賽都要一兩個月。有地方戲劇,就是歌仔戲;有布袋戲,我們叫掌中戲;還有就是皮影戲。這三個是最重要的。小時候我經常在榕樹下跳來跳去,爬到頂上去看人家怎麼打。

遇到電影,我就去拉人家的衣袖:叔叔,叔叔,你帶我進去。這樣三次,總有一次可以進去。稍微大一點就不好意思了,就爬墻、剪鐵絲網。

我們還做假票。人們進入戲院後就會把票扔掉,我們就去撿來用。我那時候那麼小,可非常清楚,撕票的人絕對不會仔細看的。

我看的電影非常多,所以就養成了一種習慣,到一個地方,比如去北京,一定先看電影,然後看中央電視臺,經常一起床就看。

偷芒果,聽風吟

差不多初中時,我們家住在縣政府宿舍裏。我中午吃了飯就溜出來,爬上墻,旁邊就是芒果樹,我就偷摘芒果。我不會偷了就趕快溜,不是,我是先吃,吃完了再帶,帶完了再走。

吃的時候很專注,因為你怕被人家抓,你會注意到底下有沒有人出來,那時候還是農業社會,午休時路上偶爾會有一個人騎單車嘎吱嘎吱過去。你一邊吃,一邊注意細節,因為非常專注的原因,你會感覺到樹在搖,你感覺到風的存在,聽到蟬聲,因為你那麼專注,所以那一刻周圍就凝結了——凝結就是瞬間情感的放大。其實電影裏面的時間凝結就是把情感放大了,電影中的各種情緒也是如此,有點像慢動作的意思。

我把這段經歷拷貝到了《冬冬的假期》裏。這是我對片斷的理解,我常年寫劇本,寫的時候,就想好怎麼拍了。

砸過士官俱樂部

我當導演,可能跟我小時候在城隍廟長大有關,你從小就跟一群人在一起,大家很自然就有分工:有的人談判,有的人打架。無形中我就養成了領導才能。

我們年齡差不多的孩子形成了一個幫派,內部打,打完之後就跟外面打。我念初三時,我們那一幫差不多十幾二十個人吧,跟南門那邊的人打,他們的外號叫“二十四男嬰”,我們這邊叫“城隍廟”。有一天曠野黑漆漆的,我們到南門那邊打架,我跟另外一個孩子一人帶一把刀,一點都不誇張,先去探。過了橋,到了那邊的小學,一探,沒發現人。回來我們就説沒看到。沒想到他們早就埋伏在橋底下,“哇”一下就圍上來了。

天很黑,刀和刀碰在一起濺出火花,我們退到馬路上,我們一些個頭小的就去撿石頭、磚頭,劈裏啪啦地打。

受傷會有,出人命不太可能——因為人多,又在街上。但那很刺激的。那種場面,現在的年輕人很少見到了。

高中時,我們把陸軍士官俱樂部砸了,被抓入獄。在少年鬥毆的過程裏,當你做得比較大時,比如把士官俱樂部砸了,回到學校裏面,你會感覺別人的眼光不一樣,對你突然會有一種尊敬,讓你有一點膨脹。

有同學受了欺負來告訴我,同學説,報你的名沒用,還是被打。我找到那些人就打——以前大家會對打,現在你打他,他不會還手。這些都是經驗。

像我這種玩法,高中畢業是考不上大學的。考不上大學就要去當兵的那一刻,我自己就非常自覺地轉變了。

拍電影是一個團隊,在我們那個年代,每個電影都是跌跌撞撞,沒有一部電影不打的,工作人員遇到問題就打。有時候我在那邊吃便當,看到他們打起來了。“劈劈啪啪”打了一頓之後,我就把他們拉開:好了,不要打了。我知道他們不常打的,挨了打都不知道誰打的。一直打到我導演的第一部片子,我那個製片人跟攝助(攝影助理)打起來了,追著攝助打,他們兩個人一追,我也就不自覺地跑起來,跟著要去打,跑了一半,我想不行:我今天開始當導演了。

這些經驗是你跟人相處、觀察人蠻重要的一個階段。這些經歷讓你有足夠的領導力,不然的話很困難。你不要以為拍電影很容易,有時候一桌人會碰到一撥別的導演競爭,他當場給我難堪,我不必多説,就一句“到外面去”,屢試不爽,很簡單。

現在台灣男生都比較“娘”了。但你看南韓的電影還是有這種(力量),有這種男人的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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