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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中，毛澤東以《湘江評論》為平臺，支援北京學生
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巴黎和會上決定把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交給日本，引起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4月底，北京2.5萬名學生向全國發出通電，要求收回青島，號召全國人民在5月7日舉行國恥紀念會，一致對外。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千名學生舉行群眾遊行示威活動。大家高呼“打倒賣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廢止二十一條!”“誓死收回青島!”“抵制日貨!”等口號。群眾把親日派官員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也燒了，又把章宗祥痛打了一頓。段祺瑞執政府派出軍警彈壓，捕去32名學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學生總罷課，表示反抗。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
五四運動震動了全國各地。天津、上海、南京、武漢，以及廣東、廣西、福建、山西、陜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安徽和東北三省的學生都起來響應。他們先後罷課，發通電、傳單，作講演宣傳，查禁日貨。5月9日，長沙的報紙衝破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新聞封鎖，紛紛報道了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回湖南聯絡，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的情況，商量改組現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以便發動湖南學生響應北京的愛國運動。
據新民學會會員蔣竹如回憶：“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師十三班的自習室裏復習功課，忽然毛澤東同志把我叫了出去。並告訴我：北京派來了兩個代表……現在要商量一下怎樣響應北京的學生運動。於是，他邀我和陳書農、張國基等幾個人，到一師後山操坪裏，在月光下商談了一陣。決定通過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每個學校舉一個或兩三個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學開會。第二天，我們便分途進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張國基、易禮容、彭璜等20余名各校學生代表匯集楚怡小學，毛澤東向他們介紹了鄧中夏后，便由鄧中夏通報北京學運情況。會議最後決定：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學生總罷課。3天后，湖南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6月3日，在學聯的組織下，長沙20所學校學生統一罷課，並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絕巴黎和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六項要求。學生聯合會的會址設在湖南商業專門學校，由該校學生、新民學會會員彭璜任會長。它的工作人員也大多是新民學會會員。毛澤東住的修業小學離商專很近，有時就住在商專，就近指導。
五四運動發展到6月3日以後，形勢更加高漲。全國各地各界紛紛響應，聲援北京學生。北京政府不得已于6月9日下令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並答應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6月28日，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7月9日，由湖南學聯發起，成立湖南各界聯合會。學聯在暑假期間組織講演團，演新戲。青年學生們不辭辛苦，日夜勞作，進行各種愛國反日的宣傳。長沙的工人們也組織宣傳隊，和學生們共同行動。湖南各縣的學生和各界人民也都有同樣的組織和活動。毛澤東一直站在運動的前哨，成為運動的積極組織者和領導者。他的行事作風，以重實幹聞名。參與主持少年中國學會的李璜曾回憶說，有一段時間，他“每週必與毛會晤，會見十余次之後，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論，可能成為一個革命實行家。……(王)光祈主持‘少中’(按：少年中國學會的發起人之一)，即提出‘工讀互助’的一題，來要大家討論。我們在愚生家聚餐時曾討論兩三次(細節問題)，議論甚多。到了第三次，毛澤東便不耐煩了！他忽然發言，說，‘不要老是坐而論道，要幹就幹。你們諸位就把換洗衣服拿出來交與我去洗，一個銅子一件，無論大件小件，一樣價錢，三天后交貨拿錢。’後來他果真就這樣做了”。王光祈也說，毛澤東“頗重實踐，自稱慕顏習齋之學主實行”。
為了開展湖南的革命運動，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維護他們的革命熱情，也為了發表自己的政見，湖南學生聯合會和毛澤東覺得，在長沙辦一個刊物很有必要。由此，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的創刊號出世了。這是和《每週評論》一樣的一個小型的四開四版的報紙。報頭旁邊寫著“發行所湖南學生聯合會”，說明這是學聯的機關刊物。在報縫中登的“本報啟事”裏說：“本報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創刊宣言”由主編毛澤東親自撰寫，用較大一號的字排印，幾乎佔整個第一版的篇幅。這篇文章的立意新穎，熱情奔放。在當時“世界革命”呼聲和“人類解放”運動的影響之下，毛澤東曾寫道：“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連載于第二、三、四期。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開讚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影響。他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毛澤東在這裡詳細論述人民必須聯合、團結、組織起來以和有組織的統治壓迫階級對抗的極端重要性。
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散發傳單時被捕，全國各界立即掀起營救陳獨秀的運動。毛澤東也加入營救行列。他在《湘江評論》創刊號發表了重要文章《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文章在介紹了陳獨秀被捕經過和全國營救陳獨秀、盛讚其幾年來提倡新思潮的功績後表示：“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原自說過：出試驗室，即入監獄；出監獄，即入試驗室。又說：死是不怕的。陳君可以實驗其言了。”
《湘江評論》發行後，引起社會各方面的重視，銷路很好。第一期印2000份，當天銷完，又重印2000份。它大大地推動和加強了學生運動，推動了知識界、教育文化界走向進步、走向革命。它不僅是提倡新文化、反對封建舊禮教的宣傳者，而且是民眾運動的組織者，經常討論思想問題和社會上各種實際問題，並號召積極行動。
7月21日《湘江評論》第二期出版的同時，又出了“臨時增刊”第一號。28日，出第三期。從第二期起每期印5000份。湖南各地以及武漢、廣東的青年學生，一部分中小學教員及社會進步人士都爭相搶購。
一個人思想上發生劇變，常常需要經歷一個複雜的蛻變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毛澤東在這時選擇的仍是溫和的改良道路，覺得“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些”。然而軍閥統治下的現實，卻毫不“溫和”。8月中旬，《湘江評論》第五期剛剛印出，便遭到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查禁，罪名是宣傳“過激主義”，被迫停辦了。湖南學聯也同時被強行解散。毛澤東和學聯的工作人員搬到岳麓山湖南大學籌備處住下，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湘江評論》被封後，毛澤東又應邀主編一個學校學生會出的週刊《新湖南》。他標明刊物的宗旨是：批評社會，改造思想，介紹學術，討論問題。和《湘江評論》一樣，這份刊物的大部分文章是毛澤東寫的。文章有“社會主義是什麼？無政府主義是什麼?”等等。不久，《新湖南》也被張敬堯封閉了。毛澤東此後就在長沙《大公報》等報紙上發表文章，正面或側面地揭露統治者的黑暗和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從辦《湘江評論》起，毛澤東在進行社會政治等實際組織活動的同時，從事著革命的新聞工作、政論工作和思想理論工作，這些工作都取得輝煌的成績，是他早期革命活動史上的重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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