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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永烈攝于台北
中國大陸的旅遊團一齣松山機場，見到的第一個台灣城市便是台北市。
台北是一座奇特的城市。
來到台北，我一方面覺得親切，黃皮膚、黑頭髮、黑眼珠、中國話，跟大陸一樣；另一方面，又覺得兩岸存在差異，制度的差異、觀念的差異、語言的差異。我有一種新鮮感，同時也有一種比較感。
所謂新鮮感，是因為我從上海來到這裡，會用一種敏銳的目光來觀察這座城市。新鮮感其實是很可寶貴的，這往往是久住的當地人所不具備的。儘管當地人熟悉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但是他們往往見怪不怪，而我卻會立即感到奇怪，更何況作為紀實文學作家的我，會不斷把當時的新鮮感記錄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隨後“敲”進手提電腦。
比如，在台北，我多處見到廁所的指示牌上寫著“化粧室”，感到很新鮮，就用照相機拍了下來。在我看來，把廁所稱為“化粧室”，源於日本，這小小的細節，反映出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所留下的深刻的影響。然而，台北朋友見了，覺得奇怪，這有什麼可拍的？因為他們從小就叫廁所為“化粧室”，早就習慣了，也就不以為然了。
不過，我也注意到，在機場，在火車站，指示牌上沒有寫“化粧室”，而是按照國際常規寫作“廁所”或者“盥洗室”，因為那裏來來去去的外國人很多，寫“化粧室”會使許多旅客在“方便”時找不到“方便”之所。
在台北我乘坐一輛黑色的轎車，名曰“中華賓士”。我從車頭那熟悉的標誌——外面是一個圓圈，裏面是一個倒寫的“Y”形三叉，一眼就認出這是德國的“賓士”牌轎車。我記得，在德國斯圖加特，曾經訪問過“賓士”汽車公司總部。然而，在台灣，“賓士”卻譯成“賓士”！
後來，我在台灣遭遇了多次這樣的截然不同的譯名，有的簡直使我墜入五里霧中：
日本的新力彩電，在台灣叫“新力”彩電！
美國的健牌香煙，在台灣叫“肯特”香煙！
台灣翻譯外國人名，往往儘量加上“漢姓”，與大陸譯名大相徑庭：
德國前總理科爾，在台灣譯為“柯爾”；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台灣譯為“柯林頓”；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台灣譯為“畬契爾夫人”；
約旦前國王候賽因，在台灣譯為“胡笙”；
以色列前總理佩雷斯，在台灣譯為“裴瑞斯”；
法國前總統篷比杜，在台灣譯為“龐比杜”；
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在台灣譯為“海珊”……
這“柯”、“畬”、“胡”、“裴”、“龐”，均為漢姓。
我在台北街頭，“迪化街”這路標牌使我感到驚訝。在中國大陸，“迪化”這名字早已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今日大陸的年輕人，幾乎誰都沒有聽說過“迪化”這名字。用大陸的話來說，“迪化”是“解放前”的名字。“迪”，啟迪、開導之意。把新疆的首府叫做“迪化”，含有歧視新疆少數民族之意。正因為這樣，從1953年起“迪化”改稱“烏魯木齊”。烏魯木齊是維吾爾族語的音譯，意即“水草豐盛的地方”。在上海，有烏魯木齊北路，也有烏魯木齊南路。然而，在台灣，仍舊沿用蔣介石時代的名稱，仍然“固執”地把烏魯木齊叫做“迪化”，所以台北這條“迪化街”並沒有改稱“烏魯木齊街”。
在台北，也有的商店招牌給我一種眼熟的感覺。比如，大型百貨商場“中興百貨公司”的招牌，跟上海我家附近的中興百貨公司一模一樣，因為上海的中興百貨公司是“台資企業”，是台北的中興百貨公司在上海的分公司。還有那房屋仲介公司“太平洋房屋”、“信義房屋”，在上海街頭也比比皆是。因為那是臺商把連鎖店打進上海，所以上海也有同樣招牌的“太平洋房屋”、“信義房屋”。
大陸的名牌商品也越過海峽，進入台灣市場。比如，在台北許多商店裏，在台灣名牌香煙“長壽”煙、“寶島”煙之側，總是放著來自中國大陸的“中華牌”、“紅塔山”香煙。
在台北，我見到多處當鋪。在一家當鋪門口，貼著對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橫批是：“財從公取利方長。”
我也見到專為男子燙髮的“男仕發雕”。男子燙髮“1500元新台幣起”。
在台北八德路，我見到一幢大樓墻壁以及樓頂，都粘著恐龍的白色骨架，以為是古生物博物館。一打聽，才知道是名為“印地安”的餐館！
台北許多餐館都以這種“標新立異”的面目，以求給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比如，在台北松江路上，就有一家挂著“紅味兵”紅色招牌的飯店，而在另一處則有一家取名為“豬舍”的飯店！甚至還有“惡魔島·監獄餐廳”以至叫做“墳場”的！
一家“豐言豐語通信有限公司”的招牌，也令人捧腹。 （摘自葉永烈博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