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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學案——高揚漢學的旗幟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7-09-20  發表評論>>

光明日報國學版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 聯合主辦

時間:2007年9月6日

地點:湖南大學岳麓書院

&nb sp; 演講人簡介:黃愛平,廣西桂林人,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兼任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一五”規劃歷史學科組副組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甘肅省四庫全書研究會名譽會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清代學術、歷史文獻學。著有:《四庫全書纂修研究》、《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思想文化卷》、《樸學與清代社會》等。

在辨偽學史上,判定偽書有多種方法,其中得到學者公認並被奉為經典的有八種,這就是“辨偽八法”。

“上自皇帝經筵進講,下至蒙館課讀,沒有一天不背誦它。忽焉真贓實證,發現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該受如何的震動呢?”

戴震把古音學的知識運用於群經字書的訓詁中,打破前人“即形求義”的框框,而注重從聲音上探求字義,這就是訓詁學史上極為重要的訓詁方法:“因音求義”

中國傳統儒學在宋明時期是以理學為主,到了清代,則以經學為主。由於清代的主流學術主張回溯和尊崇漢代的經師經説,所以清代的經學被稱為漢學;由於漢學以文字音韻、章句訓詁、典章制度為主要研究對象,以樸實的經史考證為研究方法,學風樸實謹嚴,故人們又以樸學概而括之;就其研究方法而言,清代的經學研究尤為重視證據,強調考證,幾乎“無一字無出處,無一字無來歷”,因此又稱之為考據學;由於清代漢學在乾隆、嘉慶時期發展至高峰,成為有清一代最具代表性的學術流派,所以又被稱為乾嘉漢學或乾嘉學派。我們把清代學術的講題定名為“乾嘉學案“,其涵義也在於此。

任何一個時代的學術,都有它的來龍去脈;同時,還具有不同於其他歷史時期的獨特之處。我們今天講的“乾嘉學案”,就是要從“乾嘉漢學”來看傳統儒學在清代特別是乾嘉時期的發展演變及其特色。

一、乾嘉漢學的淵源

明清之際,社會動蕩。佔據思想界統治地位數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學迅速走向衰頹,以經世致用為宗旨,以挽救社會危機為目的,以樸實考經證史為方法的實學思潮勃然興起。

大家知道,到明中葉,王陽明的心學取代理學的主導地位而風靡一時,成為明代中後期最有影響的思想潮流。但是,心學發展到後來,卻日益走向極端,形成一種清談空疏的風氣。士子不讀群書,不講經世,只知空言心性,造成了嚴重的學術危機。接著,明王朝大廈轟然坍塌。東北滿族政權揮師入關,明清易代。

嚴酷的社會現實,促成了整個學術思想界的覺悟和警醒。許多學者從現實和理論的反思中,深刻認識到心學以及理學的弊害,不同程度地對包括心學在內的整個宋明理學進行修正和批判。

在各種批評聲音中,有幾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其一,批判心學乃至理學的空疏學風,認為它造成社會風氣的敗壞,最終導致誤國誤民的嚴重後果。這一點可以説是明末清初學人士子的共識。

其二,指斥心學及其理學實乃道家、佛家之學,而非真正的孔門儒學。主張剔除雜質,恢復儒家經學的本來面貌。這一點,可以説抓住了理學的要害所在。

其三,批評理學家借經典以立言的治經方法。這一點,可以説點中了理學的死穴。理學的理論體系許多重要命題和概念都是理學家的主觀發揮甚至是附會,並不符合原始的古典儒學。

可以看到,從理論體系到文本依據,從學術風氣到研究方法,理學無不遭到普遍的質疑和批評。這些質疑和批評此呼彼應,互為影響,交相推動,匯合成一股洶湧澎湃的反理學的思想潮流,為學術的轉折和變化提供了空間和契機。

在學術界普遍拋棄宋明理學之後,清初學術向何處去?一代學術又如何發展?對此,許多學者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回歸古學,復興經學的道路。

在這股努力回歸傳統儒學的學術趨向中,有兩位學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就是錢謙益和費密。

錢謙益是一個複雜多變的歷史人物。一生歷經明萬曆、天啟、崇禎,清順治、康熙等兩朝五代。在個人仕途上,先後出仕明廷及南明福王政權,亦在清廷短暫擔任官職:在政治立場上,仕明時對禍國殃民的閹黨先是反對,後又阿附,入清後先是降清,後又反清。他對明清之際學術潮流轉換影響最大的是其經學觀。他倡導回到經學本身去尋求聖人之道,提出“反經”以及“正經學”的主張,要求消除後世學者特別是理學家的誤解曲説,回到漢唐章句之學的傳統,甚至“以漢人為宗主”。這一主張成為後來許多學者尊崇漢學的依據。

費密也非常推崇漢儒的地位和作用,他舉出三條理由,來説明漢儒在儒家經典授受源流中的獨特貢獻。這就是:“漢儒雖未事七十子,去古未遠,初當君子五世之澤,一也;尚傳聞先秦古書,故家遺俗,二也;未罹永嘉之亂,舊章散失,三也。故漢政事、風俗、經術、教化、文章,皆非後世可幾,何敢與漢儒敵耦哉!”可以説,錢謙益和費密回歸經學、表彰漢儒的主張,開啟了後世學者尊崇漢學的先聲。

理論思維及學術取向的變化,還帶來了學術界研究方法的變化和研究領域的開拓。在這方面,影響最大,最受後世推崇的就是著名學者顧炎武。事實上,顧炎武尖銳的學術批評,高揚的民族氣節,峻潔的個人品行和經世致用的治學目的,都為一代學人士子樹立了典範。而他在治學方法和研究領域所作的探索,更是為一代學術的發展開啟了先路。鋻於宋明以來學風空疏,學者幾乎不通文字音韻,以致臆改經書,誤解經義的現象,顧炎武明確提出了“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學方法,這就是説,要從考辨文字音韻入手以通經學。他身體力行,積數十年之精力,先後五易其稿,撰成研究音韻的專門著作《音學五書》,成為清代古音學研究的第一人。他還努力從事群經諸史、典制輿地,金石碑刻,乃至政事風俗、河漕兵農的研究,蒐集歸納大量例證,反覆排比鉤稽,力求融會貫通,甚至多次進行實地考察,其研究成果匯輯而成的《日知錄》一書,也被後世學者推為經典之作。可以説,顧炎武提倡的治學方法及其所從事的諸多領域的研究,直接促成了清初學術由宋明理學向乾嘉漢學的轉變,後世學者或繼承他的治學方法,或發揚他的治學精神,或拓展他的治學範圍,或推進他的專門研究,終於演成一代學術鼎盛的局面。顧炎武也因此被尊為清代漢學的開山。

二、乾嘉漢學的奠基

在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向乾嘉漢學轉變的過程中,有兩位重要的學者不能不提,這就是閻若璩和胡渭。他們的學術主張和學術成就,為漢學的産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我們先來看閻若璩。閻若璩是江蘇淮安人,1644年明朝滅亡時他才8歲,可以説基本上是在新朝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據記載,他幼時資質極為魯鈍,還口吃。但少年時期的閻若璩有股不服輸的韌勁,他刻苦攻讀,反覆背誦,甚至將書冊拆散,一頁一頁誦讀,背熟一頁就燒掉一頁,無論盛夏三伏,還是寒冬臘月,都不間斷。功夫不負苦心人,有一天忽然開竅,從此聰明異常,據説別人讀書,只能看到正面,而閻若璩讀書,卻能看到正面和背面。正是因為早年打下了堅實的經史功底,所以閻若璩後來才能在經史考證上取得傑出的成就。他曾與胡渭、黃子鴻、顧祖禹等學者共同參與康熙時《大清一統志》的纂修,後來還得到雍親王,也就是以後的雍正皇帝的賞識,特意把他請到王府,尊為上賓,可惜不久即卒于京師。

閻若璩在學術上明確表示自己“主漢不主宋”,並尤為崇尚考據,強調精審博證,注重求真求是,凡著一書、立一説、論一事,必定有根有據,做到“旁參互證,多所貫通”。本著這種求真求是的治學態度,閻若璩在經史、地理,特別是對偽《古文尚書》的研究考證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我們知道,《尚書》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六經之一,秦始皇焚書時曾遭到焚燬。西漢初年,老儒伏生憑藉自己的記憶口授,朝廷派專人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定二十八篇,加上後得的《泰誓》一篇,總共二十九篇,這就是《今文尚書》。後來,孔子屋壁中發現了一部用春秋戰國時期六國文字寫成的《古文尚書》,經孔子後人孔安國校讀,比《今文尚書》多出十六篇,但未能列入學官,至西晉時亡佚。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忽然獻出一部孔安國作《傳》的《古文尚書》,共計五十八篇,其中今文三十三篇、古文二十五篇,書前還有孔安國所作的《序》。這部今文、古文合一,又有孔安國《傳》的《古文尚書》出現之後,便逐漸取代《今文尚書》而流傳開來。隋唐時期,與其他儒家經典一道,被定為一尊,取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宋代以後,陸續有學者對《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的真偽表示懷疑。閻若璩在前人懷疑的基礎上,進一步穿穴經史,廣蒐證據,從該書淵源、傳授、篇數、篇名、史實、文體、典制、地理、曆法,乃至音韻、訓詁等各個方面進行研究,費時三十餘年,著成《古文尚書疏證》八卷,考證出《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是後世的偽作,解決了一個千古疑案。他的著述被視為清代漢學考據辨偽的經典之作。

與閻若璩同時的胡渭擅長考據。影響最大的就是《易圖明辨》。

《易經》位居儒家六經之首,歷來受到學者重視。五代宋初時,華山道士陳摶鑽研玩味《易經》,編造出由黑色、白色圓點排列組成的《河圖》、《洛書》,並據此説《易》。其後,宋代理學家都接受了陳摶的説法,輾轉傳授增益,又附會出《先天圖》(包括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共四種)、《後天圖》(包括文王八卦次序圖、文王八卦方位圖兩種)、《太極圖》等,加上最早的《河圖》、《洛書》,總共九種,稱為九圖。從此以後,以圖説《易》,據圖解《易》,也成為宋明以來《易》學的主流。

但是,歷代也有一些嚴肅的學者對《圖》、《書》的來歷及其真偽提出懷疑,胡渭集前代各家大成,對《圖》、《書》進行系統考辨。他明確指出《詩》、《書》、《禮》、《樂》、《春秋》,都可以有圖,只有《易》完全不需要圖,因為六十四卦本身,就是《易》圖。並且,胡渭還運用窮源竟委的方法,來判定《圖》、《書》的真偽。在辨偽學史上,判定偽書有多種方法,其中得到學者公認並被奉為經典的有八種,這就是“辨偽八法”。“八法“的其中之一,就是追溯其淵源來歷。任何一部古書,若在《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都未見著錄,而出現在《宋史·藝文志》中,如果沒有確鑿的考古依據或合理的授受源流,那麼,十有八九可以斷定這是後世的偽作。《圖》、《書》的出現正是如此。雖然古代曾有“河圖”、“洛書”的記載,也有“河出圖,洛出書”的説法,但並沒有確切地説明是什麼東西,更重要的是,都沒有提到有圖。可是,這些圖卻忽然出於五代宋初的道士陳摶,顯然是造偽之作。

閻、胡通過他們的學術研究,于後世昭示出強烈的思想意義。譬如對於閻若璩對《古文尚書》的辨偽,梁啟超就説:“請問:區區二十篇書的真偽,雖辨明有何關係,值得如此張皇推許嗎?答道:是大不然。這二十幾篇書和別的書不同,二千餘年來公認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寶典,上自皇帝經筵進講,下至蒙館課讀,沒有一天不背誦它。忽焉真贓實證,發現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該受如何的震動呢?”

三、乾嘉漢學的確立

乾隆年間,中國古代社會進入了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發展的鼎盛時期。一代學術亦即乾嘉漢學終於正式形成。

學界公認,惠棟(1697~1758年,字定宇,號松崖)是清代學術史上最先明確打出漢學旗幟的學者。他是江蘇吳縣人,出生於世代傳經的官宦之家,其家族“四世傳經”,源遠流長。受家庭環境的影響,惠棟精通經史,縱貫百家,學養極為深厚。但卻命運不濟,鄉試不第,薦舉亦落選,故一生未涉仕途,而以講學著述終老。

惠棟繼承家學,十分尊信和推崇漢儒經説。為構築漢學的森嚴壁壘,惠棟有力地揭橥並確立了漢學的治學宗旨。他十分強調:“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正是經由惠棟的倡導,由古書的文字、音韻、訓詁以尋求義理的主張,才得以正式確立,並成為漢學家共同尊奉的學術宗旨。

惠棟最受時人和後人推崇的學術成就,是對《易經》的研究。他在深厚的家學基礎上,精研二十餘年,輯錄兩漢經師孟喜、虞翻、京房、鄭玄、荀爽諸家《易》説,併發明《易》理,著《易漢學》八卷。又考證漢儒《易》説,發明《易經》義例,著《易例》二卷。在爬梳漢儒《易》説的基礎上,惠棟進而以荀爽、虞翻為主,參以鄭玄、宋鹹、干寶等各家之説,融會貫通,疏解《易》,撰《周易述》一書。雖然這部書由於惠棟病逝而未能最終完成,但他復興漢儒經説的努力和成效仍産生了重大的影響。錢大昕有一句話,非常到位地説明瞭惠棟學術的作用和影響,這就是:“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燦然復章矣。”

不過,漢儒經説本身,不僅有今文、古文的分別,還不同程度受到當時讖緯之學的影響,或多或少流於陰陽災異之説。對此,惠棟大多不加別擇,全盤繼承。這就造成了今文古文雜糅,精華糟粕並陳的狀況。所以後來的學者評論惠學“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

由於惠棟的學術成就和學術聲望,在他的周圍,聚集了一批學友和弟子,如沈彤、余蕭客、江聲、王鳴盛、錢大昕等人。他們大多恪守惠棟尊崇漢學、強調文字、音韻、訓詁的學術宗旨,治學風格和研究內容也與惠棟相近,甚至就連表現出來的一些弊端也大體相同,由此而形成了清代漢學的第一個學術陣營。因為惠棟是江蘇吳縣人,而他周圍的這批學者基本上都是江南人,所以以其地望命名,稱之為“吳派”,在清代學術史上産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文章來源: 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 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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