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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葉以降，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進入歷史轉折期，商業經濟迅猛發展，商品流通活躍，商業文化在相對自由的空氣裏迅速生長，顯現出鮮明的“異質性”和革命性。當其時，社會的拜金主義思想當道，逐利、重消費的風尚流行，與求利相伴隨的競爭觀念浸潤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摒棄封建道德、重視個體價值的道德取向也開始為社會接受或部分接受，“商賈亦何可鄙之有”的吶喊在質疑統治者一以貫之的抑商政策，重商意識漸入人心。總之，商業文化以其迥異於正統儒家文化的價值觀念開始對整個社會生活和文化心理產生重要影響。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金瓶梅》橫空出世。它拋棄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敏感地抓住特殊時代非主流的商業文化精神，用如椽巨筆深刻展現兩種文化之間的對立和衝突，在揭示商業文化的異質性的同時，成功地完成了藝術形象的美學創造，為主人公西門慶表現進取野心、施展商人才幹提供了廣闊的社會舞臺，從而將作品的社會價值與審美價值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度。
瘋狂斂財的經商謀略
商業與競爭同在。作為商人，西門慶的血液裏浸透了競爭進取的商業文化因子。在習慣了中庸之道、文雅敦厚的農業文明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小小清河縣，當商品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潮流襲來，他帶著充滿野性的商業競爭氣息、帶著強烈的反叛意識，活力四射地開始其發跡變態之旅。這位僅僅只承繼了一間生藥鋪的藥材商的傳人，奉行一切以逐利為原則的競爭哲學，擁有立足競爭、敢於冒險的商人素養，更具不擇手段、瘋狂斂財的經商謀略。他以競爭為主旋律，展開了“若猛獸鷙鳥之發”（司馬遷語）式的商業出擊。
在逐利的旗幟下，西門慶把金錢看得高於一切，他以“機深詭譎”的手段瘋狂地實施商業資本的掠奪性積累；他懂得“錢能生錢”的道理，知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因而不擇手段地擴增店舖，放高利貸、長途販運，執著于資本的週轉流動和不斷增值；他高度關注市場資訊，且善於搶奪商機，買賤賣貴，使經商規模越做越大；他敏感地意識到封建壟斷經營的高額利潤，於是勾結官府，牟取鹽引，獨攬為官府買古董的生意，兇殘地排擠、打壓生意競爭對手。僅僅六七年光景，他就從一個“算不得十分富貴”的生藥鋪老闆一躍成為擁有近十萬兩白銀的流動資本和大量不動產的“山東第一個財主”。
在封建政治體制下，商人一直居於四民之末，他們必須不斷地突破封建抑商政策的束縛才能前進。對於這一點，充滿競爭熱情而寡廉鮮恥的西門慶了然於心，在把握了依仗封建特權發跡暴富之奧秘後，他把商業的競爭特性更多地帶入他人生的另一重要領域——官場。從賄賂官員開始，西門慶走上了一條瘋狂而無恥的斂財之路。因為累次送禮，他蒙蔡京賜官，這對並不希求仕途發達的西門慶純屬意外之喜，但嗜利之心得到政治權力的支撐更加惡性膨脹，做官後的西門慶從此更加肆無忌憚地貪贓枉法，攫取不義之財。別人無法偷漏的國家稅款他能漏，別人不敢放的高利貸他敢放，別人批不下來的官府控制的貨物他輕易可取。總之，為在商業競爭中牟取暴利，他不惜重金、不擇手段、不顧一切地向封建經濟秩序發起兇悍的進攻，以行賄和其他經濟手段，買官鬻爵，結黨營私，巧取豪奪，與封建政權展開了瘋狂的利益爭奪。在與貪官污吏的合謀中，他將畸形發展的商業競爭的特性演繹到極致，並從中培養起邪惡的從商信仰：結交官府即暴富。
暴富後的西門慶沒有執著于傳統商人“以末致財，以本守之”的行為模式，他秉承商業文化重消費、重“欲”的滿足的理念，將依仗封建特權獲得的巨大財富基本用於奢侈淫糜的生活享受，將商場、官場的一切爭奪都定格于情場的恣意縱橫：婚姻成為他商業經營的項目之一，娶孟玉樓、李瓶兒都有明顯的謀財企圖；他把婦女當做可以從市場自由買賣的商品，買賣越富有挑戰性，他進攻的衝動就越強烈，譬如採用卑劣的手段奪娶李瓶兒、毒殺武大佔有潘金蓮、栽贓來旺以圖長期霸佔其妻宋惠蓮，如此等等。在那個人欲橫流、拜金盛行的時代氛圍為他提供縱欲溫床的同時，他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放縱自己的情慾，將性享樂追逐史演繹為對眾多女性的征服史。傳統的道德觀念、宗法制度、等級制度在這裡節節敗退，商人的競爭愉悅從未如此酣暢淋漓。然而，慾望的滿足如同一把雙刃劍，它使西門慶在佔有的同時承受著精力的無盡虛耗。財色競爭的狂熱導致佔有與自毀的逆向互動，西門慶的生命迅速消亡，他那進取的勃勃野心也隨風而逝。作為現實生活特定群體的代表，他的死無疑深蘊了悲劇內涵。
以財富為目標的貪慾
恩格斯說:“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慾——貪慾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事實的確如此。儘管西門慶罪惡纍纍、欲壑難填，他的競爭手段亦卑劣至極，但他以個人為核心、以財富為目標的“貪慾”較之以宗法為核心、以虛偽的道德榮譽為目標的傳統價值取向不失為一種歷史的進步，因為正是這種“貪慾”催生的經濟運行手段使超穩定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震蕩的頻率加快，而其財富的不斷轉化為商業資本而非土地資本更破壞了封建體制運行，客觀上對社會發展起到動力作用。應該說，這在隱性的商業文化氛圍中，已傳遞出資本主義萌芽的新鮮氣息。
作為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商人，西門慶從社會轉型的潮流中吸取發展商品經濟的智慧和力量。但他雖然有著精明的商業頭腦，卻從來沒有樹立起真正的商業理想，更不懂得作為個人與社會進步動力的商業競爭必須是以正途進行實力、智力和能力的角逐，他把行賄受賄、作姦弄巧當做商業競爭的捷徑，在歷史不能提供外在環境的前提下，公平、公正、誠信、法則等商業文化題中應有的競爭理念在他的人生詞典裏全面缺失。他的人生觀、價值觀至死都帶著封建主義的深刻烙印，所擁有的也只是附庸權力牟取暴利的貪慾，是以佔有和享樂為終極目的金錢意識、權力意識，他根本不理解資本增值的更深含義，把貪贓枉法、巧取豪奪賺取的巨大財富都用於奢侈的生活享受，慾望與醜惡聯袂，使他的競爭與進取過程同時成為逆向的沉淪過程。更可怕的是，以他為代表的官商群體，以手中的封建特權更改競爭規則，無情打擊真正的新興商人，從根本上壓制了前資本主義時期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商人進取的勃勃生機就這樣泯滅在無盡的貪慾和與官僚政治的結盟中。
商人的本性就應該競爭，西門慶卻在展現勃勃進取精神的同時步入歧途，走向毀滅，這是時代使然，也是商人自身的缺陷使然。由於先天的不足和現實的局限，在封建正統文化具有絕對中心話語權的社會環境中，西門慶無法找到適合自己生存與發展的理論武器，意識不到商人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更修煉不出經世濟民的思想抱負和用競爭手段獲取商業利潤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雄才大略，而他所生活的封建末世的腐朽氛圍又使他沾染上了當時社會流行的放浪、淫靡、變態等種種惡習。就這樣，他不可能像西方商人那樣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敢於冒險自由競爭的創業精神，率領自己的商業夥伴擔負起通過競爭重構社會價值體系的歷史使命，而只能在向官僚政治折腰屈從並與之同流合污中、在向正統文化依附與回歸中走向墮落和毀滅，從而證明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商業文化在中國是沒有前途的。這是西門慶的悲哀，同時也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悲哀。（楊虹 湖南商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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