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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主打歌:《詩經》與流行音樂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6-10-16  發表評論>>

説起“愛的主打歌”,很多人很容易想到“台灣歌壇小天后”蕭亞軒,相起那段一度流行,帶給你熟悉感覺的旋律。這首歌,曾佔據“音樂排行榜”榜首很長時間,並成為2002年度最受歡迎的歌曲之一。2004年夏天的希臘,《愛的主打歌》作為中國女籃戰歌,響徹奧林匹亞。在這裡,我不想過多的講蕭亞軒,分析她的歌路、歌風,我想談談的是最古老的先民時代的流行音樂,談談曾流行了五百年之久的“愛的主打歌”——《詩經》,它可稱得上是流行音樂的經典、鼻祖,在後世擁有了最廣泛的聽眾,最癡情的Fans,它的流行、傳播、接受,以及對它的品賞、解讀、評論,匯聚成一門學問——“詩經學”。

《詩經》音樂三題:風、雅、頌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也可説是我國最早的音樂唱本,原為311篇,流傳至今的共計有305篇(余6篇為“笙詩”,只存篇名),它收集了西週到春秋中葉(約西元前11世紀到西元前7世紀)約五百年的詩歌,分風、雅、頌三大部分。15國風,共160篇,關涉愛情最多,多為民間戀歌,是當時流行的新樂,風格清新活潑。國風歌詞采寫地域非常廣,多是“水邊的吟唱”,來源於陜西到山東的黃河流域和江、漢及汝水一帶,歌唱河流沿岸依水而居的先民的純樸愛情。雅包括大雅、小雅,共40篇,多為王畿地區的作品,是當時的宮廷音樂,內容多為飲酒作樂,酬唱贈答;頌含周頌、魯頌、商頌,共40篇,是祭祀祖先,祈福神靈的宗廟音樂,王國維指出頌之聲較風、雅緩慢,“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當然,雅、頌之中關涉愛情主題的也有不少,總的來講,《詩經》吟唱的是一曲曲廣泛意義上的“愛的主打歌”。

愛情是文學、音樂永恒的主題,《詩經》,特別是“國風”中酬唱最多最廣的是愛情。《詩經》對於不同階段的愛情都進行了譜寫,有描寫結婚之前男女間彼此愛慕、約會戀愛抑或失戀分手的情歌,如《關雎》、《卷耳》、《桃夭》、《漢廣》、《草蟲》、《摽有梅》、《野有死》、《匏有苦葉》、《靜女》、《將仲子》、《蒹葭》等;有描寫男女間談婚論嫁、結合生子、夫妻恩愛的情歌,如《雀巢》、《殷其雷》、《綠衣》、《終風》、《碩人》、《木瓜》、《女曰雞鳴》、《常棣》等;還有描寫婚後因為種種原因而導致分離,甚至走向感情破裂的離婦、怨婦、棄婦之歌,如《汝墳》、《江有汜》、《日月》、《谷風》、《新臺》、《氓》、《採葛》、《小戎》、《東山》等。除此之外,《詩經》中還有農事、政治、戰爭、勞役等音樂主題。這些歌詞有著對人的自然的生命之美的親昵、頌讚和歌唱,也有著對美麗愛情的嚮往、惆悵和婉嘆,還有著對青春生命流失的迷惘、徬徨和焦慮,它們都是本真生命情感的自然顯現,富有詩性的美麗,給人以最持久、強勁的藝術震撼。

相比當下歌壇,許多唱者“為賦新詞強説愁”,十幾歲的年青男女,初未涉世,就似乎已經為愛瘋狂,愛過很多,表現出一副愛得死去活來之狀,如此做作,又怎能動人呢?怎能流行長久呢?《少年維特之煩惱》中説:“那個少男不鍾情,那個少女不懷春。”確實,男女之間談情説愛是光明的、是正大的、是熱烈的、是青春的。我們欣賞的是自然之愛、純潔之愛、有感情之愛。今年四月,曲阜文化旅遊開發小組通過挖掘整理魯風、魯雅、魯頌體式,嚴格對接《詩經》神韻,創作出真實再現古魯風情的《魯國古樂》。《魯國古樂》分為《採蘋舞》、《踏歌舞》、《出征舞》、《醉酒舞》、《龍舞》五個篇章,生動重現了古魯國這片土地上勞作、踏春、出征、慶典、祭祀的恢弘場景。這種闡揚傳統文化,回歸經典的舉措值得學習。

《詩經》作詞三藝:賦、比、興

譜曲作詞,確要有一番技藝。沒有幾把“刷子”,閃亮不了音樂殿堂。《詩經》能夠流行,有著無窮韻味,跟詞家高超的藝術技巧分不開。古代學者將《詩經》的藝術手法歸納為“興”、“賦”、“比”三類。“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之辭也”,即借助相關的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的開頭,以感發人的情感和意志;“賦者,鋪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即陳述鋪敘,反復訴説心中起伏奔涌的感情;“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即譬喻和比擬,使意象具體化、明晰化。“比”比較容易理解,在《詩經》中運用較為常見,為中國文學、中國音樂創造了一批審美原型意象,如“月亮”、“星光”、“燈燭”、“黃昏”、“風雨”、“落葉”、“雁飛”、“春日”、“楊柳”、“鶴鳴”、“流水”、“水草”等等。其他兩個舉例子來説吧,《詩經》開篇之作《關雎》這樣寫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採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筆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首先,此詩採用了“托物起興”的手法,借雎鳩鳥在河中小洲互相唱和,卿卿我我,引人聯想到美麗賢淑的女子,是小夥子日夜想念的伴侶。然後用簡潔的筆調反復地訴説著小夥子求愛的表現和遭受,翻來覆去睡不著覺呀,敲鐘打鼓唱頌情歌呀……我不得不為先民感嘆,她們酬唱愛情是多麼的率真而不失為婉轉,樸實而不失為強烈,情到深處,不能自抑,真情流露,自然動人。另外,《詩經》作詞的藝術手法還有很多,如通感、象徵、誇飾、描摹、疊章、疊字、排比、擬聲、設問、反詰、迴環、襯托等等,不一而足,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中對此作了很好總結,指出《詩經》注重語言錘煉的寫作特色。

當下的流行音樂,也常學用這些手法,如周傑倫的《七里香》、林俊傑的《江南》、周傳雄的《寂寞沙洲冷》、遊鴻明的《孟婆湯》等,特別是許多校園民謠,以細密的韻腳、多重的意象反復地訴説同一主題,讓人欲罷不休,不能不説這些音樂受益於《詩經》良多。但也有一些追新逐異之作,簡單直接,沒有蘊涵,發聲吐字有如白話,“我的愛,赤裸裸”,“我對你愛,愛,愛不完”……在“你方唱罷我登臺”的音樂“快餐”時代,自然只能“各領風騷數小時”,永遠成不了像《詩經》一樣的音樂經典。

翻唱《詩經》:孔子和鄧麗君,冰火兩重天

《詩經》本是可以和樂而唱的歌詞,那時詩、樂、舞三位一體,還沒有明確分開。《墨子•公孟篇》中就説:“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根據《史記》記載,春秋時,孔子曾對《詩經》這些“唱片”進行整理和翻唱,“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可見孔子思想比較保守,很看不起民間音樂、流行音樂。他在晚年時曾四處“走穴”,到不同國家開“演唱會”,但他所唱曲目一般以“古樂”為基調,他發表音樂宣言説:“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於是主張“放鄭聲”,可無論是國君、大臣,還是下層百姓,都不來買他的門票,作為“歌手”,孔子不怎麼成功,只有鐵桿Fans顏回、子路等72人,他的音樂沒有市場,自己最後也落到“遑遑如喪家之犬”的地步。

《詩經》經秦火,幾乎焚燬殆盡。到漢代,經過歌迷的記誦和回憶,它又開始風行,有了齊國轅固生、魯國申培、燕國韓嬰、趙國毛亨、毛萇四個翻唱“版本”,毛本逐漸獲得大批聽眾,佔了上風,並“登上大雅之堂”,確立為官方音樂。後來鄭玄、朱熹等人都喜歡上了這“同一首歌”,有意思的是他們卻都唱“跑了調”。就這樣,《詩經》一直傳唱到現在。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台灣瓊瑤把《詩經》中的《蒹葭》篇作了些改寫,把它從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林家慶為它譜上曲子,更名成為劉雪華和秦漢主演電影《在水一方》的主題曲:綠草蒼蒼/白霧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此曲起初唱得並不紅火,1978年經鄧麗君演唱後,迅速流傳開來,傳入內地,這種被許多音樂人士批評為“靡靡之音”的歌曲獲得了許多聽眾,更料想不到的是後來還風靡了整個華語世界。

翻唱《詩經》,孔子遭遇拒絕和抵制,而鄧麗君卻飽受歡迎,境遇可謂“冰火兩重天”,真是挺耐人尋味的兩個文化事件。孔子作為一個闡揚“仁義道德”、“克己復禮”理念的聖人,身處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面對人心不古、奢靡墮落的現狀,他有意于“寓教于樂”,多次對他的Fans説:“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興于《詩》,立於禮,成于樂”等等。意在以《詩經》的“中和”思想、“美刺”觀念教育人們,讓人進入“溫柔敦厚”的審美狀態,看得出,孔子是想有所作為的。在孔子的視野中,“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可惜“知音少,弦斷有誰聽”。相反,鄧麗君歌曲掘發了《詩經》所表現出的“先民自我意識的初步理性覺醒”精神,切合了轉型時期國民大眾改變自我,張揚個性,重塑自我的慾望和情感。鄧麗君,那個時代的“超女”,她的歌曲和牛仔褲、模特、廣告等一道為保守封閉的中國吹拂進來了新鮮的氣息。鄧麗君歌曲風行大陸,是國民大眾自我覺醒的一個標誌,馬立誠、淩志軍所著《交鋒》一書肯定了鄧麗君歌曲在轉型時期的突出意義,認為它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劍膽琴心 撰稿)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李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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