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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紅樓夢》寫“情”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6-02-08  發表評論>>

湯玉茗和曹雪芹生不同時,一個生於明嘉靖二十九年(西元1550年),一個約生於清康熙五十四年(西元1715年),生年的時間差為165年。而卒年,湯卒于明萬曆四十四年(西元1616年),曹卒于清乾隆二十九年(西元1764年),一為明晚期,一為清中葉。兩人所處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有別,使用的文學手段也不同,一為戲曲,一為小説。但同為文化巨匠、文學大師、寫情能手,則地不為隔、易時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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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作者並不回避自己的寫作曾受到《牡丹亭》的影響。第二十三回標題大書特書:“《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驚芳心。”而且描寫的極細緻,寫出了林黛玉聆聽《牡丹亭》曲文達致共鳴的全過程。背景是眾姊妹和寶玉已奉元春之命,搬入大觀園,都是年輕女孩兒,就一個男性賈寶玉。大家“坐臥不避,嬉笑無心”。結果靜中生動、寶玉忽然有一天不自在起來。於是便讀起了《西廂記》。黛玉看到也讀,而且讀得“余香滿口”,兩個人“連飯也不想吃了”。正在這時襲人來找,説老太太喚寶玉有事。林黛玉一個人悶悶地回瀟湘館,路過梨香院,恰好裏面正在排練《牡丹亭》。“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兩句曲文傳入黛玉耳朵,她感到“感慨纏綿”。聽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她由不得“點頭自嘆”。又聽到“則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兩句,黛玉“不覺心動神搖”。再聽到“你在幽閨自憐”等句,她已經“如醉如癡,站立不住”,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反覆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這時黛玉又聯想起唐人詩句:“水流花謝兩無情。”以及剛剛讀到的《西廂記》裏的“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最後她“不覺心痛神癡,眼中落淚”。

這段情節是描寫藝術欣賞達致共鳴境界的絕妙文字。起因、中心影響力,主要是《牡丹亭》的藝術感染作用。第四十回“史太君兩宴大觀園,金鴛鴦三宣牙牌令”,作者讓林黛玉在念酒令時,再次誦讀《牡丹亭》的成句。鴛鴦充當令官,一個一個“考”下去,輪到黛玉,鴛鴦説:“左邊一個天。”黛玉接念:“良辰美景奈何天。”可見《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對《牡丹亭》是何等地別具慧眼特識。史學家陳寅恪總是期待“後世相知或有緣”。曹雪芹之於湯顯祖的《牡丹亭》,應該不愧為“有緣”的“後世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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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辰本《紅樓夢》第三十二回的一頁紙上,還曾引錄一首湯顯祖的詩:“無情無盡卻情多,情到無多得盡麼?解到多情情盡處,月中無樹影無波。”此詩見於《湯顯祖詩文集》卷十四,題為《江中見月懷達公》,作于明萬曆二十七年(西元1599年)。“達公”就是真可和尚(字達觀、號紫柏),湯顯祖的好友。

抄本《紅樓夢》錄存此詩,是因為詩的內容和《紅樓夢》三十二回的情節內容互相對景。《紅樓夢》第三十二回是有名的“訴肺腑”,即賈寶玉第一次直白地向林黛玉表達愛情,並鄭重告訴林黛玉:“你放心!”這一情節,是《紅樓夢》裏的大關目,是寶黛愛情故事的轉捩點———

寶玉瞅了半天,方説道“你放心”三個字。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方説道:“我有什麼不放心的?我不明白這話。你倒説説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著,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説,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卻怔怔的望著他。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語,不知從那一句上説起,卻也怔怔的望著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説道:“好妹妹,且略站住,我説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淚,一面將手推開,説道:“有什麼可説的,你的話我早知道了!”口裏説著,卻頭也不回竟去了。

這一情節將賈寶玉和林黛玉之間的愛情寫得撕心裂肺,令天下有情人不忍卒觀。而且,《紅樓夢》一般讀者也許不一定注意到,寶黛兩人在此前經常是吵吵鬧鬧、哭哭啼啼、互相慪氣,但從這第三十二回“訴肺腑”後,兩個人忽然不再鬧彆扭、吵架了。這是為什麼?原來戀愛的雙方互相交了底,表了決心,彼此心領神會,只剩下互相“怔怔地”傻看著,一句話也説不出來。此時,兩人話都不需要説了,還需要吵架嗎?

甚至黛玉和寶釵的矛盾也因之平靜下來。黛玉得到了寶玉的心,她就不必處處以寶釵為意了。寶釵心理糾葛的解決,是第二十八回,賈妃從宮裏送禮物,獨寶釵和寶玉的一樣多。這是個暗示,説明賈府的權力執掌中樞選中了寶釵。當時寶玉大驚,以為傳錯了,説:“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樣,倒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敏感的林黛玉只好向寶玉發脾氣:“我沒有這麼大福氣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草木之人。”而寶釵何等聰明,她豈能不意識到這一特殊舉動的含義?這等於元妃的一次公開表態,使得賈母也不便另作主張。此種情境之下,“惠寶釵”還需要放黛玉在心裏嗎?

寶釵要的是婚姻,黛玉要的是愛情。到第三十二回“訴肺腑”,她們都得到了,因此就不必互相戒備了。後來釵黛二人甚至表現得很親密,弄得寶玉莫名其糊塗,問黛玉:“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幾時”?寶釵是在書中第二十八回,黛玉是三十二回。第三十二回就是寶玉和黛玉的“解到多情情盡處”,所以後來他們的愛情就是“月中無樹影無波”了。湯顯祖雖不可能看到晚他百餘年出世的《紅樓夢》,但他的《江中見月懷達公》詩所表現的“情心”,卻可以為寶黛愛情故事的轉折預做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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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庚辰本第三十二回引用的湯顯祖這首詩,不必是曹雪芹所引,也許是脂硯齋或畸笏叟。第二十一回庚辰本的另頁上也有一首詩,叫做《有客題〈紅樓夢〉一律》,寫的是:“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戮自張羅。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是幻是真空歷遍,閒風閒月枉吟哦。情機轉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題這首詩的“客”是誰?可能是脂硯齋,也可能是畸笏叟,還可能就是曹雪芹自己。詩後有批語説:“凡是書題者, 無 不可(以)此為絕調。詩句警拔,且深知擬書底裏。”這首詩和湯顯祖的“解到多情情盡處,月中無樹影無波”詩,可説是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細詳,兩首詩又盡有不同。這個不同,正是《紅樓夢》和《牡丹亭》寫“情”的不同之處。

《牡丹》所寫之情是美麗、圓融而又比較容易舒解之情。杜麗娘身處閨房,雖不免為情所困(“在幽閨自憐”),但為時甚暫。她去遊園,“姹紫嫣紅開遍”的自然景觀,既可令她“因春感情”,又可為她暫舒閨房閉處之困。她一個官府小姐居然可以園中暢遊,她的處境夠優越的了。而且遊而能夢,夢而有遇,遇則成歡,杜小姐的情感生活夠順利的了。她自己也承認:“今日杜麗娘有些僥倖也。”玉成此節的條件:是她生在正當紅的官宦之家,又是獨生之女,杜老爺忙於利祿,母親對她嬌縱溺愛。這樣適宜的“小環境”,特別是構成小環境的“硬體”,《紅樓夢》裏的林黛玉完全不具備。“尋夢”雖苦,但不小的篇幅都是對前日所遇的“鴛夢重溫”,盡情回憶與“可意書生”的“美滿幽香不可言”。她抱怨的是:“夢到正好時節,甚花片掉下來也。”就是“尋夢”不著而焦思,復因焦思而棄世,這個時間也不是很長,不過季春到初秋而已。

更重要的是,杜麗娘死後還可以和柳夢梅“幽媾”,兩性之間情感的歡悅過程並未因當事人之一的死亡而中斷。實際上,死後的杜麗娘反而得到了靈魂的自由和情感的自由。她的“肉身不壞”,靈魂可以“隨風遊戲”,願意飄到哪就飄到哪,至少可以“常回家看看”。所以從死亡學的觀點,杜麗娘不過是“假死”。前生註定杜麗娘和柳夢梅的愛情過程是:“前係幽歡,後成婚配。”還魂以後,皆大團圓。情和欲、靈和肉、情愛和性愛、愛情和婚姻,是合一的,而不是分離的。這是《牡丹亭》寫男女之情的最大特點。

《紅樓夢》則完全不如是。《紅樓夢》裏的愛情故事,情和欲、靈和肉、情愛和性愛、愛情和婚姻,恰好是分離的而不是合一的。《紅樓夢》裏的婚姻,大都是失敗的、殘缺的,尤其少有與愛情的結合。最典型的是男女主人公賈寶玉和林黛玉,他們是真愛,愛得如醉如癡,但就是不能結合。只好鏡花水月,咫尺天涯。《紅樓夢十二支曲》中的《枉凝眉》:“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説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説有奇緣,如何心事成虛話。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這支曲寫盡了普天下有情人愛情與婚姻分離、因而不能結為眷屬的苦痛。

換言之,在曹雪芹看來,真正的愛情也許是永遠無法結合在一起的,只不過是一種空幻。他擯棄了以往戲曲小説“有情人終成眷屬”的老套。《牡丹亭》裏杜麗娘和柳夢梅的愛情,所以有折磨而少苦痛,就因為有現成的圓滿的結局等待著他們,甚至地獄的判官、人間的皇帝都可以站出來幫助他們成全好事。這與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相比,杜小姐和柳公子夠幸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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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男女之間的愛情感受,婚姻與愛情分離,足以成“痛”,情愛與性愛分離,足以為“苦”。現代社會不存在這些問題,婚姻不必是愛情的必然歸宿,性愛也可以不與情愛完全結合,因此現代人較少愛情的苦痛。《紅樓夢》既寫了有愛情卻不能結合的“痛”,又寫了有情愛而不能實現性愛的“苦”,還有大量的既無情愛又無性愛的“悲”。因為在曹雪芹的眼裏,一旦擁有了性愛,就已經不是“愛”,而是“淫”。第五回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警幻仙姑為他演《紅樓夢十二支曲》,就是警示他情愛與性愛不過是虛妄空幻之事,萬不可一意追求。但賈寶玉對這些警示不感興趣,也就是警幻仙姑發現的“癡兒竟尚未悟”,於是便引領他與秦可卿幽會,併發表一番驚世嚇俗的大議論:

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煙霞,皆被淫污紈绔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污。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

試想這是多麼大的判斷:“好色即淫,知情更淫。”難怪嚇得賈寶玉不知所措。然而警幻仙姑接著又對“淫”字作出了新的詮解。她説:“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淫亂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會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賈寶玉被警幻仙姑稱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以和“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的流俗情事劃清界限。賈寶玉作為文學形象的特點是:“好色”而“知情”,“知情”而不淫。

秦可卿在《紅樓夢》中是一極特殊的角色,作為文學形象,她是集情、色、淫、欲于一身的人物。書中描寫她“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裊娜,則又如黛玉”,所以她的小名叫“兼美”,表字“可卿”。其實她才是情和性兩者合一的化身,現代一點的話説,就是美麗而且性感。但這樣的女性,男性會無法抗拒,結果不堪設想。她的判詞是:“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紅樓夢曲》又説:“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曹雪芹把“情”看做是“孽”的宿“因”,而且尤其是“家事消亡”的“首罪”和“宿孽”。所以他寧願塑造賈寶玉這樣一個情愛和性愛、愛情和婚姻分離的“意淫”的形象。再沒有人比賈寶玉更具備“知情更淫”的諸種條件了,但作者偏偏讓他走到世俗理念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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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寫“情”的難能之處,是寫出了男女之間的“至情”,所謂“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這是湯顯祖作為戲劇家的偉大處。儘管如此,《牡丹》所寫仍然是那種比較單純的男女之情,即前引湯詩裏描述的“解到多情情盡處,月中無樹影無波”那種情境之下的“情”。《紅樓夢》則寫出了男女情事的諸種複雜型態,有“情情”,有“情不情”(脂硯齋評語),甚至包括因“情”而生成的“恨”。前引《有客題〈紅樓夢〉一律》:“自執金矛又執戈,自相戕戮自張羅。”應是《紅樓》情事描寫的真實寫照。

湯玉茗標榜:“第雲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有的研究者認為這是傳統社會“以情抗理”的宣言。其實他的本意是説“情”可以創造出“理”無法解釋的愛情現實,並非要對“理”的價值作蓄意的貶低。《紅樓夢》則可説是向傳統社會的“理”發出了比較系統的置疑。對比兩部作品的風格,《紅樓》感到壓抑,《牡丹》讓人歡躍。《紅樓》嚮往自由的愛情、嚮往人格的獨立,但卻是被籠罩在封建大網中的嚮往,現實世界中均無法得以實現。這緣于曹雪芹與湯顯祖處身於不同的歷史環境。

天啟、萬曆年間的明代社會,城市經濟相對發達,物質條件充盈,中上層生活侈糜,加上王學後勁恣肆,知識人士有較大的精神空間,於是談“情”説“性”成為時尚。所以《牡丹亭》暢意地寫情和欲、愛情和婚姻合一的男女之情,是順理成章之事,當時的作者和讀者均不以之為異。而生活在乾隆統治時期的清中葉的曹雪芹,則沒有湯顯祖那樣的精神氣候的條件。清朝文化政策的嚴酷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朝一代。所以曹雪芹只好寫情和欲、情愛和性愛、愛情和婚姻相分離的男女情事,寫被壓抑的、變態的愛情。至於他的這種寫法是不是還隱含有對清初諸王南下徵歌選色的批評,紅學索隱一派的蒐求是否也有一定道理,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牡丹》之情輕快,《紅樓》之情沉重;《牡丹》之情偏于喜,《紅樓》之情偏于悲;《牡丹》是單色的愛情,《紅樓》是復調的愛情;《牡丹》之情愉悅,《紅樓》之情悲哀;《牡丹》對情的寫法讓人感到滿足,《紅樓》對情的寫法讓人感到缺憾。

文章來源: 中華讀書報 責任編輯: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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