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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圖與洛書
文化中國-中國網 culture.china.com.cn  時間: 2010-08-10 09:11  責任編輯: 老北

河南孟津龍馬負圖寺龍馬塑像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千百年來,人們在論及中華文化的起源和代表性文化符號時,總是離不開河圖洛書。然而,河圖洛書的原始形態是怎樣的,經歷了哪些演變與改造,為什麼發生這些變化,卻是眾説紛紜,撲朔迷離。河圖洛書的源流與嬗變,遂成為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上訟而不決的一樁公案。概而言之,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原是一種應帝王受命的祥瑞和神物;至兩漢以迄宋元,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文化需要下,人們對其作了種種推演、改造,“河圖洛書”遂演變成“龍馬負圖,神龜貢書”的神話般的傳説故事及圖讖之説,並日益圖式化和玄理化。河圖洛書的嬗變不僅對於古代易學、儒學的發展産生了影響,而且對政局興衰、朝代更替和人們的文化生活也産生了諸多影響。

祥瑞之兆: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説

先秦時代,《尚書》、《論語》、《易傳》、《墨子》和《管子》等經典文獻中都留下了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尚書顧命》中提及“河圖”時説:“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這句話按照東漢鄭玄的解釋是説,陳列在東序的“大玉、夷玉、天球”,此“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對於“河圖”,鄭玄説是“器名之河圖,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據此可知,《顧命》篇中的河圖是一種金石之類的國寶,作為祥瑞之兆由帝王所受,並無後世所謂“龍圖出河”之義;《尚書》中,被後人傳為與洛書有關的記載是《洪范》篇。然而據考證,《洪范》篇的産生是在周武王伐紂勝利之後,箕子向武王詳細闡述洪范九疇,即治國的九種大法,亦與“神龜出洛”之説不同。可見,《尚書》中所記載的“河圖”與“九疇”,與後人所理解的“河圖”與“洛書”有很大的出入。

《論語》中有關河圖的記載,即如《子罕》篇中所雲:“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從字面來看,“鳳鳥”是一種神鳥,可謂吉祥之物;而依《尚書》所説,“河圖”是一種金玉之器,亦可謂國寶之物、吉祥之兆。孔子此時此刻深深地感到:鳳鳥不再到來,河圖也不再出現,那麼,我的使命不也快要結束了嗎?孔子立志行道而道不行,這段話當是其自感懷才不遇、生不逢時而發出的喟嘆。

《易傳》中涉及河圖洛書的是《係辭上傳》,“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兇,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這句話是説,天生蓍龜等神物,聖人用它來創立卜筮的法則;天地出現日月四時之變化,聖人依據它而確立了陰陽觀;河出龍圖、洛出龜書之祥瑞神物,聖人取法它來創制“易”道原理。“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一句中,“河圖洛書”究竟指代什麼?聖人依其所“則”的又是什麼?前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聯繫全文來看,“河圖洛書”指的仍然是蓍龜之類的祥瑞之物,聖人取法它來創制《易》卦,只有如此理解,才能把前後意思説得通。

《墨子》有曰:“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綠”通“籙”,故“綠圖”與符一樣,亦為帝王受命之物。“乘黃”據考是一種神馬之名。因此其意是説,周文王滅殷興周是天命所歸,故有“河出綠圖,地出乘黃”之瑞兆,武王應天之命,終於伐紂成功。此外,在《管子小匡》篇中,還提出“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等三祥之物,亦皆具祥瑞之義。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先秦時代的河圖洛書雖然具體形式尚有爭議,但其作為一種聖王接受的祥瑞之物,大體是不會錯的。這一時期有關河圖洛書的記載還看不到後世的龍馬、神龜、伏羲以及種種具體細節,尚帶有原始圖騰的象徵意義。

河南安陽殷墟小屯南地“易卦”卜甲

神話傳説與讖緯之學:兩漢時代的河圖洛書説

兩漢時代的河圖洛書説,表現出兩大特點:一是由先秦時代的內容簡略的祥瑞義蘊,一變而為兩漢時代“龍馬負圖,神龜貢書”的神話般的傳説故事;再就是由西漢時期的神話傳説,一變而為東漢時期的讖緯之學與河圖洛書。

西漢時期,第一個演繹河圖洛書神話故事的是名儒孔安國。孔安國對河圖洛書的創意,是通過後人之口而流傳的。他在《尚書正義》的《顧命》篇和《洪范》篇中,分別説:“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序。”綜合孔穎達在《周易正義係辭傳》中所引孔安國的觀點來看,孔安國對“河圖洛書”的認識有兩點:一是伏羲依河圖以畫八卦,大禹依洛書以定九疇;二是河圖即是八卦,洛書即是九疇。這不僅把原本模糊的祥瑞之兆衍生出“龍馬負圖,神龜貢書”的具體情節,而且把其中的聖人具體地與伏羲、大禹等先賢聯繫起來,並演繹出其與八卦、洪范九疇的神秘聯繫,內容豐富、深刻得多。繼孔安國之後,劉歆和班固對此進行了更多的闡發。如班固對河圖洛書的一個創意,就是把“洛書”之文與洪范九疇捆綁在一起。這在歷史上是第一次以史書的形式把《尚書洪范》篇中的六十五字定為“洛書”本文的一種新説,併為伏羲、大禹的相關傳説增添了可信度與合理性。

東漢時期還出現另外一種趨向,就是河圖洛書已經演變發展成為有文字、成篇章的書籍,而且和讖緯之學融合在一起,名之曰圖讖。這種變化是與當時的社會風氣尤其是上層統治者的喜好密切相關的:“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後漢書方術傳》)所謂“讖”,“詭為隱語,預決吉兇”,是一種神秘的預言。它出現較早,秦初就出現了“亡秦者胡也”的讖語,於是秦始皇就大修長城,嚴防匈奴(時人稱之為胡),但結果是秦朝沒有亡于匈奴,而是亡在秦二世胡亥手裏,時人稱此胡非彼胡。所謂“緯”,則是用神學觀點來解釋經義,並把此種解釋假托于孔子的書。與《易經》、《詩經》、《書經》等“六經”相對應,有《易緯》、《詩緯》、《尚書緯》等所謂“六緯”。西漢末年後,社會動蕩,危機重重,讖、緯合流,著書立説,編造預言風行一時。

讖緯之學達到高峰期,當在漢光武帝即位之後。光武帝劉秀是把河圖洛書作為做皇帝的天命根據的第一人。建武三十年(西元54年),群臣上言,要求劉秀封禪,劉秀未允。兩年之後,他在齋戒時讀到《河圖會昌符》中的“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乃令梁松等人重新根據“河圖洛書”,向他説明有關封禪問題。梁松等查到了三十六條根據,奏請光武帝封禪。於是建武三十二年(西元56年)劉秀登臨泰山,舉行封禪儀式並刻石以記之。作為東漢開國皇帝的光武帝,一方面對於應運而起的圖讖進行編纂修定,另一方面又親臨泰山搞封禪活動,宣揚皇權神授,這些做法使得河圖洛書日益正統化和神聖化。如《後漢書張衡傳》所雲:“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兼附以妖言。”此後,明帝、章帝等沿襲其風,大搞圖讖,河圖洛書對當時儒學和整個社會文化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據《三國志魏書文帝紀》裴松之注引,當時群臣向曹丕上勸進表時,亦紛紛援引《河圖洛書》,如太史丞許芝表稱:“伏惟殿下體堯舜之盛明,膺七百之禪代,當湯武之期運,值天命之移受。《河》、《洛》所表,圖讖所載,昭然明白,天下學士所共見也”。“且《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以為天文因人而變。至於《河》、《洛》之書,著于《洪范》,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接著,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郎等又奏稱:“《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敘。”後來此三人又率九卿上表雲:“伏惟群臣內外前後章奏,所以陳敘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據天地之瑞應”。正是從河圖洛書中尋找到如此充足的依據,於是曹丕順水推舟,擇日告天,從漢獻帝手中接過了禪位詔書。

讖緯之風盛行不僅使河圖、洛書成為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而且更被作為政權正統的象徵所在。剛上臺的帝王,總想利用河圖洛書中的讖緯迷信思想,來尋找他該做皇帝的理論根據。龍馬負《圖》出於河、玄龜背《書》出於洛,是讖緯文獻中出現得最多的帝王受命神話和祀典。因此,讖緯中的河圖洛書為數頗多,如《河圖會昌符》、《河圖合古篇》、《雒書甄曜度》等,據日本學者安居香山等統計,河圖類緯書有43種,洛書類緯書有18種。其內容多就先秦時代有關河圖洛書的只言片語,進行發揮甚至無限引申,穿鑿附會,不僅有所謂龍馬、神龜,且情節生動離奇,涉及伏羲、黃帝、唐堯、虞舜、周文王、秦始皇、漢高祖等帝王和先賢。這些神話和傳説的流行從各地留下了數量眾多的所謂負圖寺、龍馬廟等遺跡、遺址中可見一斑。

總之,河圖洛書作為一種祥瑞義蘊,龍馬也好,神龜也好,鳳鳥也好,地黃(神馬名)也好,皆為吉祥之義(物)。正是由於兩漢儒士迎合政局更替和時代需要,對其進行改造和推演,才逐步衍生出龍馬負圖和神龜貢書等具體內容,並作為中國古代經典文獻中的《易經》和《尚書洪范》的重要來源。這種變化造成河圖洛書的神話色彩和正統意味日濃,並且開了後世河圖洛書不斷嬗變的源頭。至宋代,河圖洛書出現了又一次大的改變。北宋的陳摶、劉牧、王安石、蘇軾,南宋的朱熹、蔡元定等名儒一改前人的解《易》方式,以“圖十書九”等圖式來解釋《周易》的原理,出現了各種圖式和圖説,後人稱之為圖書學派。而北宋的歐陽修、程頤,南宋的薛季宣、林至等則主張疑古辨偽,求真信實,認為自漢至宋的所謂河圖洛書皆為附會之作,不足為憑,後人稱之為反圖學派。雙方針鋒相對,對河圖洛書的具體內涵、地位等爭論不休,對理學、易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董延壽、史善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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