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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立法委員"質詢案看台灣版《清史》的得與失
文化中國-中國網 culture.china.com.cn  時間: 2010-07-05 13:59  責任編輯: 雨悅

1961年,由台灣地方當局組織纂修的八卷本《清史》付梓。該書一經面世,即引發了很大爭議。次年3月,台灣“立法委員”劉振東(1897—1987,北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後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主修歷史學與經濟學,獲博士學位,曾任中山大學教授)在“立法院”會議中提出質詢,指出台灣版《清史》存在的十方面問題,認為這部書“體制不對、立場不對、態度不對、見解不對,錯誤甚多”。之後,他又多次質詢。這場筆墨官司幾上幾下,沸沸颺颺地打了一年多,成為當年台灣政界學界的一起公案。

一、台灣地方當局如何纂修《清史》

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之後,于1954年召開了第一屆“國民大會”。會上,一百多位代表聯名敦請台灣地方當局延攬史家,從速編纂清史。其後,幾位台灣“監察委員”于1959年又提出“敦促政府迅修清史案”。次年,第三次“國民大會”二百多位代表聯名提出“請政府迅速編成清史以維護文化傳統案”,針對當時內地開始考慮纂修清史的新情況,聲稱“大陸確已著手編擬清史,顯有篡竊之企圖,故此事刻不容緩”。

在這一波波聲浪之下,台灣地方當局“總統”兼“國防研究院”院長蔣介石終於同意纂修清史,並在“國防研究院”成立了清史編纂委員會開始工作,張其昀為主任,蕭一山為副主任,彭國棟任總編纂。但這部《清史》從一開始就被定位成“獻禮工程”,張其昀決心於1961年“元旦出版第一冊,雙十節出齊,以為慶祝五十年國慶之貢獻”,這樣,留給修史者的時間就只剩下一年了。

經過內部討論並徵求各方意見,台灣“國防研究院"清史編纂委員會首先擬定了21條凡例,後來成為台灣版《清史》卷首的敘例。凡例中明確此《清史》將以《清史稿》為藍本,主要是修訂而非撰寫。之後修史人員明確各自分工,除23位編纂委員以外,又外聘了幾位專家參加撰稿和修訂工作,最後由主任並口總編纂負責統稿。一年後,台灣版《清史》告成,以“國防研究院”和台灣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名義刊行。

二、劉振東質詢案的來龍去脈

劉振東提出質詢後,1962年6月,“國防研究院”清史編纂委員會作出書面答覆,對台灣版《清史》是否為正史、是否已有人批評、對孫中山稱名而未稱“國父”、本紀是否歪曲事實等方面問題加以回答,基本上不同意劉的觀點。張其昀同時致信劉振東,稱諸多學者曾在美國亞洲學會年會上討論該書,“反應良佳”。

10月,劉振東在“立法院”會議上對《清史》問題再次質詢,提出了長達四萬字的《重修清史方案》。他指出,歷代政府對於官修正史,都十分鄭重謹慎,不敢掉以輕心,因為一旦“自壞民族之歷史”,將成為民族之罪人,而清史編委會的答覆,卻“公然説謊,修辭不誠”。“國防研究院”清史編纂委員會再次答覆,對劉文中涉及的學術問題和有關細節進行了辯解,稱劉振東“讀書太少,少見多怪”。“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則在立法院會議上口頭答覆,説這部清史“不是官修的正史”,“所以對於現在的這部清史的編纂並不是政府的意思,而且事實上連史也説不上,因為編者在序裏就已説過‘稍作增補以存史料’,它僅是一種史料而已”。

1963年8月,劉振東發起第三次質詢,評價清史編委會的答覆是一篇“沒頭沒腦毫無內容的罵街文字”,指出即使台灣版《清史》不是正史,最起碼也應該算是台灣地方當局組織編纂的官書,當局對該書的品質問題應該負責。他認為通過自己的反覆質詢,台灣當局,特別是學術界,對於這個問題更加重視,大家都同意清史修纂是國家大事,真理因辯論而益明,經過幾番質詢與答覆之後,對於修史大業必能有所裨益。他堅信自己所提出的種種意見完全正確,並表示願在學術界對此展開公開辯論。三次質詢之後,“行政院”院長陳誠在答覆中推託編纂台灣版《清史》並非“行政院”直接主辦,該院已將劉振東的質詢案送交“國防研究院”,請其在後續的修訂工作中予以採納。這樣,經過一年多的唇槍舌劍,此事最終以不了了之的方式平息下去。

三、對台灣版《清史》的評價

那麼,塵埃落定之後,對台灣版《清史》究竟應該如何評價呢?筆者認為,綜合各方面評論來看,首先可以肯定這部《清史》確實優於《清史稿》。這一點連反覆對其品質問題提出質詢的劉振東也同意。他承認,“《清史》以《清史稿》為藍本,經一年的修正,比原書較優”。

首先,台灣版《清史》對《清史稿》的內容進行了部分訂正。一方面,台灣史家修改用詞,使其筆法較為客觀。如書中有關明清戰爭的內容,《清史稿》中稱明朝“寇”、“犯”等字樣,一律修改為“攻”。其他如在行文中根據情況將“誅”改為“殺”、“僭(jiàn,超越本分,冒甩在上的人的名義或稱號)號”改為“建號”,“為亂”改為“舉事”等。另一方面,台灣版《清史》增補了一些史事,改正了部分錯誤。這在紀、志、表、傳各部分中都有所體現,如本紀中,台灣史家根據《清實錄》等書的記載,對一些錯誤的時間記載加以修改,還增補了一些重要史料。《天文志》中增補了一些天象記錄,《災異志》中刪除了一些荒誕不經的內容和並不罕見的三胞胎記錄等,其他地理、職官、藝文、邦交各志也有一些修訂。表的方面,對部分年表進行重新規劃,更正了《清史稿》原表中的幾千處錯誤,還重寫了《大學士年表》和《疆臣年表》的序言。傳的方面,《后妃傳》中不再避諱,客觀記錄了清代帝王誕生後的名字,如“太祖生,,改為“生努爾哈赤”、“太宗生"改為“生皇太極”等等,又刪除了宣統退位後在民國年間給予舊臣的封號、謚號,其他各傳增訂或改正的地方還有很多。

其次,台灣版《清史》新編了《南明紀》、《明遺臣列傳》、《鄭成功載記》、《洪秀全載記》和《革命黨人列傳》。這部分內容大多源於國民黨敗退台灣引發的政治需要和學術興趣,雖然由於政治取向問題使得某些史評未必客觀,但台灣學者對這一部分是下了較大功夫的。他們廣泛收集史料,增補了許多史實。從彭國棟《清史纂修紀實》一文所見,僅《南明紀》就引用了五十五種史料,《鄭成功載記》亦引用數十種。這樣,僅從保存大量史料一點來看,這部分就自有其史學價值。

但是,總體上看,台灣版《清史》確實是錯漏百齣,粗製濫造,無怪乎劉振東義憤填膺地三次質詢。身為總編纂的彭國棟自己也承認,台灣版《清史》十分之八沿用《清史稿》,因倉促付印,沒有時間詳細考證,該書本紀中的時間錯誤還有許多地方沒有修正。又如《天文志》中正文與附表內容不符,《清史稿·地理志》中原來就缺少的察哈爾一卷居然仍沒有補入等等。諸如此類問題,俯拾皆是,不一而足。即使是修史者自己非常重視的新編部分也有諸多問題,有些提法在清史範疇裏顯得不倫不類、有的地方不合體例。例如《革命黨人列傳》四卷,第一、二卷是編年體,第三、四卷是傳記體,名為列傳並不合適。此事雖被提前發現,但是因為該書的目錄早已印出,為了前後一致而沒有更名,最後造成了名實不符的錯誤。

台灣版《清史》之所以留下了這麼多的遺憾,除了當時台灣缺乏清代檔案文獻資料、修史條件並不理想等客觀因素外,和主事者不按學術規律修史,一門心思與內地纂修清史搶時間、打造“獻禮工程”有著很大關係。短短一年時間,無論如何也編不出一部規模宏大、能夠涵蓋近三百年史事的學術精品。此前只有同樣為人詬病的《元史》編纂如此倉促,無怪乎張其昀不得不在台灣版《清史》序中聲明“依新史學之體例與風格,網羅有清一代文獻,完成理想中之新清史,則寄厚望于後來之作家”。回顧半個世紀前的這段史事,發人深省,可資借鑒。(趙晨嶺)

作者簡介

趙晨嶺,1978年生,國家清史纂修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及史學史專業博士生。

文章來源: 中國文化傳媒網 發表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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