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22日，在台灣歷史博物館舉行的“追根究底──臺閩族譜暨家傳文物特展”，從這些展品中，可以看出當年台灣移民的歷史和艱辛。在台灣的開發過程中，一批批移民，歷經艱難困苦，漂過海峽，來到台灣。移民經歷了漫長和複雜的過程。向台灣移民的主要是福建和廣東兩地居民。向台灣移民，由來已久，如果不談明清兩代出現的向台灣移民高潮的特殊背景的話，在閩粵地區本身就存在向台灣和海外移民的背景：
農民沒有土地是移民的主要原因。自東晉迄唐宋五代以來，戰亂不止，加上黃河地區氣候寒冷，自然條件惡劣，因此許多北方人南遷，閩粵人口激增，形成人口過剩局面。此外，當時盛行佛教，閩粵地區特別是福建一帶，佛教寺廟越來越多，寺廟佔領大量地產，當時富有的地主不過擁有土地近百畝，而擁有土地上千畝的寺廟卻比比皆是。土地向寺廟高度集中，泉南地區竟佔有十分之七，當地民眾只有出洋謀生。同時，閩南和粵東北地處山區，土地貧瘠，“漳泉諸府，負山環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只得向台灣和南洋移民，以尋求生路。
沿海居民的航海習性是移民的原因之一。閩粵海岸曲折，人民與海相習，養成冒險犯難精神。五代以來，閩商大量出海貿易，遠洋航行風氣日甚，使得當地人漂洋過海成為一種普遍接受的行為。由於海上貿易和遠洋航行的發展，也使得閩粵地區的造船技術高人一籌，宋代初期泉州造船已經名揚一時，這為東渡台灣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向台灣地區移民正是建立在這種對海的了解之上的，沒有航海知識是無法到達台灣的，當然後來大批的移民則是由一些專門的船戶進行。
台灣海峽一直是閩粵人活動的地區。從歷史上看，早就有閩粵人在台灣地區活動。其中主要有商人和漁民兩類，閩粵兩地的商人前往台灣以貨易貨，換取台灣的黃金、硫磺等礦物和各种經濟特產；漁民則來台灣水域捕魚，台灣海峽早就成了海商漁民頻繁活動地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閩粵民眾前往台灣。
閩粵地區的宗族習慣也是移民的原因。就當地人本身來說，閩粵地區人民的生活習慣也促使他們向外發展。在封建社會，當地人宗族觀念很強，盛行田產長子繼承制，由長子繼承祖業，其他兒子只得外出謀生，尋求發展，以便來日衣錦還鄉，光宗耀祖。再則，凡是在海外稍有成就者，也喜好把族中的親人帶往海外發展，因此赴台灣謀生越來越盛行，在一些較為集中的地區更是成為主要謀生途徑。
在上述背景之下，赴臺的閩粵移民各有各的原因。林再復先生曾經對歷史上閩粵地區對外移民情況進行分析，認為在人口外移的原因中，經濟困難佔60%以上；投靠海外親友者佔20%；企圖發展一番事業者約佔3%左右。（見林再復：《台灣開發史》第31頁）。從中可以看出，閩粵移民中的大部分是為了解決生存難題，只有一小部分是為了發家致富、造就事業。
今天渡過台灣海峽已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在古代的航海條件下，穿渡海峽並不容易。在澎湖群島風櫃尾和虎井兩孤島間的海面，被稱為“黑水溝”，這是一條湍急的海流，不知吞噬了多少移民的生命，留下了“六死三留一回頭”的悽慘傳說。移民赴臺並不容易，除了只有木帆船這一航海工具的局限外，還有就是航線和氣候上的風險。台灣海峽存在著南北海流，形成類似于“黑水溝”的暗流，對來往的木帆船帶來巨大威脅，多少條渡海的木船翻在暗流之中。
渡海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氣候的好壞，風向風速、以及相應的海浪是渡海者首先關心的難題。從氣候上講，台灣海峽之間存在著對航海木船威脅極大的南北季風。移民乘坐的木帆船，如果順風順水，自閩南到台灣，只需14小時至2天左右。順利的話“舟船起碇揚帆，順流東向，四更功夫過黑水洋（溝），五更功夫抵岸，七更北靠淡水、基隆，偏東烏石港，南抵安平、布袋，偏北抵北港、鹿港、紅毛、梧棲，偏南打狗。”但是，海風無定向，往往在福建沿海同時同地開出的兩艘並行的船隻，一艘能碰上順風，一艘可能碰上逆風，到達台灣時可能相差近10天。從中可以看出，在對海洋性氣候並沒完全掌握的古代，渡海需要冒多大的危險？
正是在早期渡海者的成功、失敗甚至死亡的基礎上，閩粵民眾總結出東渡台灣的時間，以農曆論，少颱風的4月、夏間的7月、小陽春氣候的10月為最好；最忌多颱風的6月和9月，而11月至次年3月則海浪最大，如果此時赴臺則會冒很大的風險。先人的經驗有助於減少渡海的失敗，但是在科學技術落後的古代，並不能確保每一次航行的安全。
大陸移民主要來自閩粵地區。
廈門，更是自古以來閩粵移民前往台灣的主要集散地。據史書記載和實地考證，閩粵地區渡海赴臺的出發地點，有28處之多，主要分佈在福建沿海，它們是臺江泛、馬尾港、潭頭港、興化灣、平海灣、泉州灣、深滬灣、圍頭澳、圍頭、劉五店、澳頭、小蚱港、峰尾、黃奇、廈門、詔安灣、前河、灣角、宮前、雲霄港、浮頭港、將軍港、港尾、牛尾、長泰港、石碼、海門。廣東方面的移民，則是從汕頭附近各港口出發，然後乘船到廈門等附近的碼頭，再經澎湖馬公島和東吉洋等地前往台灣，這是當時成功率較高的移民航線。
在閩粵移民航線中，澎湖島群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澎湖島距大陸直線距離約110公里，離台灣西海岸約40公里，因而成為閩臺間聯絡的捷徑，既是在航海、氣象不發達的古代成為兩地來往的必經之路，也可為航行識別方向、躲避風浪、補充淡水食物等。可以說，台灣是移民的終點站，但如果沒有為航行提供方便的澎湖島，很可能移民渡海要受到極大的影響。
澎湖也和台灣一樣，在史前時期就有大陸人居住過。澎湖良文港曾經出土過一批文物，證明史前時期大陸漢人就來過澎湖。進入文明社會後，早期到達澎湖的主要是閩南沿海一帶的漁民，在島上躲避風雨，補充淡水和柴火，修理漁具。後來就有人在島上建起草屋，把此作為暫時居住的地方。人煙增加後，有些漁民則在此定居，開荒種地，捕魚撈蝦，島上開始出現村落。這些居民則成為澎湖群島上第一批大陸移民，自此以後，兩岸都有人們來到澎湖地區。
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大陸移民何時來到台灣島很難定論，當時人們沒有意識到、也沒有條件記下自己的活動。
腥臊海邊多鬼市，
島夷居處無鄉里。
黑皮年少學採珠，
手把生犀照鹹水。
這是唐代詩人施肩吾寫的《島夷行》，一幅大陸移民和當地少數居民一起生活勞動的場景，來自閩粵沿海的年輕人，白天勞動皮膚都曬黑了，晚上還在舉著火把，捕蚌採珠。此詩可以說是最早談及漢人在台灣活動的史料，由於只是詩，所以後人對此一直持懷疑態度，不承認詩中所指的就是台灣。在當時的眾多詩人中，並沒有其他人提到此事，應該說施肩吾寫的是在“島夷”的親身所見。唐代以前關於台灣的各種名稱中，只有“島夷”既有地名也有“某地人”的含意，因此可以說這位詩人就是想說“在台灣的漢人”的事。如果他想說其他地方，應該直接使用該地地名，否則在當時則會增加流傳的難度。
關於閩粵移民的事之所以沒有出現在官家文書上，是因為當時對臺移民一直是閩粵兩地、而且是民間的事，再則是因為朝廷和地方衙門與台灣發生的公務不多。直到宋代，關於大陸漢人在臺澎地區的活動情況正式出現在某些特定的史料上。在樓鑰所寫的《汪公行狀》上寫道：“郡實瀕海，中有沙洲數萬畝，號平湖”；在周必大所寫的《汪公神道碑》上寫道：“海中大洲號平湖，邦人就植粟、麥、麻”。從中可以看出，當時已有大陸漢人在島上耕種定居。由於他們耕種的糧食，被稱為“島夷號毗舍耶者”的台灣本島居民所搶走，宋代則開始派兵在澎湖“春季遣戍”，“秋暮始歸”，直到乾道7年（西元1171年）4月，汪大猷擔任泉州知州，開始派水軍，在澎湖建屋200間，屯守澎湖。澎湖地區有漢人在島上種植糧食，說明已有漢人正式定居；需要派出軍隊保護，說明定居已有規模。
元代時期，沿海地方官府意識到澎湖地區的重要性，一是澎湖成為對臺移民的中轉站，二是澎湖當地定居者已經形成一定的規模。因此在至元27年（西元1290年），在澎湖設立“巡檢司”，把臺澎地區正式劃歸泉州路的同安縣，定居澎湖的漢人增加。到大德元年（西元1297年），已經有200戶1600余人，“巨細相間，坡垅相望”，形成具有相當規模的村莊和農田。澎湖的開發，為大陸漢人橫渡台灣海峽，進一步與島內土著居民的接觸、交往乃至移居台灣、傳播漢族文化，提供更加便利的條件。澎湖群島在赴臺移民過程中也越來越重要。
台南地區是閩粵移民最早到達的地區。台南平原是台灣最大的平原，位於北端大肚溪南端高屏溪之間的西部沿海地區，分佈在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市、台南縣市和高雄縣，東西寬達43公里，南北長達188公里，與澎湖島隔海相望，因此成為大陸移民登陸的首選地點，也成為最早開發的地區。隨著已定居移民對台灣中部、北部的初步開發，吸引後來的移民前往中、北部。
閩粵移民移居台灣是逐步發展起來的。在移居台灣之前，在漢人定居澎湖島的過程中，也有不少大陸漢人在漁汛期到過台灣，他們也是由逗留到定居。由於嘉南地區要比澎湖島的地理、氣候、物產等自然條件好得多，所以很快建立起一個個漢人村落，由從漁改為半漁半農、直至棄漁墾荒，墾荒區域也從台南地區開始向北部雞籠、淡水等地擴展。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這位出身低賤的皇帝，知道政權到手的不易，所以鞏固政權成為第一位的任務。尤為擔心曾經跟自己一起起來造反的難兄難弟方國珍、張士誠利用海路進行侵擾，下令在東南沿海地區實施“遷界移民”、堅壁清野政策，阻止閩臺之間的來往。這種愚蠢的“海禁政策”歷時200年，既為大陸民眾赴臺製造了重重障礙，也使得海上海盜猖獗、倭寇橫行。到明代後期，“海禁政策”才開始改變，之所以改變是因為海禁已經有名無實。
明代後期天啟元年，1622年，漳州人顏思齊到達台灣，他的登陸地點是台南地區的北港朝天宮，古稱笨港。顏思齊本在沿海地區從事海上貿易，他為防止海盜侵擾，便於進行海上貿易，組織了海上武裝集團。為控制航道和便於海上貿易，率領部下來到台灣，築寨屯墾，鎮撫番社，吸引許多閩粵沿海地區的民眾來臺。因此，他被稱為大批閩粵移民來臺之始，在他的主持下，出現了第一次移民潮。在嘉義有一座墓園，專門紀念他。
顏思齊事業小成身先亡。5年（1626年）後，他在打獵時不幸病死，部將鄭芝龍被推為首領。鄭芝龍，福建南安人，字飛皇，小字一官，早年追隨顏思齊，後接受明王朝招安，曾任都督同知。鄭芝龍在閩臺沿海地區，劫富濟貧加殺人越貨，影響很大，很快發展到30000余人。他的隊伍中有相當一批官兵定居台灣，成為事實上的“軍事移民”。
顏、鄭時期成為閩粵移民去臺第一次高潮。尤其是1632年（明崇楨3年），福建大旱，顆粒無收，本來無地少地的農民更加無以為生，饑民災民遍地。鄭芝龍奏請福建巡撫熊文燦後，招募饑民前往台灣，“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台灣，令其芟舍開墾荒土為田”。有書記載，當時是“赴之如歸市”。如果說，福建巡撫願意拿出數萬兩銀兩和如此多的耕牛，在大災之年恐怕難為事實，但是移民們憑著鄭芝龍貸給的部分農具、種子，辛勤勞作，收穫增加，“秋成所獲，倍于中土”，“衣食之餘，納租鄭氏”。鄭芝龍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組織移民前往台灣的人士。在此次移民影響下，在閩粵沿海地區移民台灣成為日後主要社會活動之一，農村中的許多青壯年把此當作出外奮鬥的機會。
荷蘭強佔台灣時期，殖民當局把兩岸之間的貿易作為掠奪財富的基本手段，兩岸經濟活動發展很快。鄭成功收復台灣後，台灣的閩粵移民迅速增加。移民來源主要有“軍事移民”和“民間移民”兩大部分。軍事移民是有組織進行，民間移民是因為鄭氏政權入臺後台灣進入全面開發時期，一方面需要勞動力，另一方面是移民到臺後謀生空間較大。
鄭成功在驅逐荷蘭侵略者的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開始部署軍事屯墾，把軍隊派駐一些未開發地區。在鄭成功兵發台灣的3萬軍隊中約有1萬左右的女眷和非戰鬥隨員，她們中的不少人到達台灣後則開始進行生產。在收復台灣後，鄭成功開始推廣封建土地所有制，廢除了荷蘭殖民時代的“王田”制度。同時發佈墾田條例，實施“寓兵以農”的屯田政策，“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負耒以耕”，鄭軍官兵分赴廣大未開發地區，加快了台灣的開發過程。此外，鄭軍俘獲的數千清軍官兵也被發配台灣屯墾。總之，鄭家軍有相當一部分官兵最後留在台灣定居，他們是第一次有組織的向台灣移民。
在今天台灣一些地方，還能看到軍事移民的痕跡。在台灣彰化縣秀水鄉，有一地名叫“陜西村”。村名的由來就是因為鄭成功的軍事移民。在鄭成功軍隊裏有一名叫馬信的將領，他帶著一些陜西籍的官兵，來到此處屯墾，世代在這裡繁衍。為了表達對故鄉的思念，所以稱為“陜西村”。如果沒有鄭成功收復台灣一事，恐怕這些北方人很難成為台灣的居民。
鄭家控制台灣時期，是民間移民的高峰期。鄭氏集團與清朝政府對立後，為阻止鄭軍從大陸獲取給養和兵員，清朝政府自1661年起實施比明朝初年更嚴厲的“遷界政策”，東南沿海尤其是閩粵沿海30里範圍內的民眾全部內遷，多少民眾被迫流離失所，家破人亡。鄭成功利用此機，在東南沿海廣招不肯遷界和內遷後逃回的民眾赴臺。這批移民數量難以考證，但為數不少，查繼佐在《東山國語·台灣後語》一書中說：“閩浙居民附舟師來歸，煙火相接”。以後移民也是“有禁無阻”，原因很簡單，鄭氏政權是出於與朝廷對抗的目的，通過移民增加兵員和通過開發更多的土地增加財政收入；民間則是經濟利益所驅動，希望通過移居台灣能擺脫生活無著的困境。
因為移民數量的大幅增加，在鄭氏集團治臺期間，當地的漢族人口迅速增加至12萬人。閩粵移民的到來，加快了台灣的開發。在鄭氏政權時期，從嘉義的北港溪到高屏溪之間的平原地帶得到開發，在南部的恒春和北部的淡水河、中部的大甲溪附近已有移民點。移民高峰期，當然也成為開發台灣的高峰期。
鄭氏集團回歸清朝後，迎來了移民赴臺的又一高潮。1683年10月3日（康熙22年8月13日）康熙皇帝派遣水師提督施瑯通過“以戰逼和方式”統一台灣後，次年清朝取消“海禁”，台灣地方官員一方面因為島內還有許多地方沒有開發，需要到大陸招募民眾；另一方面閩粵地區因為人口增加和土地集中更加嚴重，許多民眾只有通過海上貿易和出洋謀職謀生。因此，出現了“流民歸者如市”，“內地入籍者眾”赴臺移民潮。但是，這一波移民潮不久因為清政府再次實施“海禁政策”所終止，因為移民台灣為非法，所以移民成為地下、小規模的行動。
閩粵等地民眾移居台灣主要是為了謀生，受家鄉生存危機和利益驅動不會停止移臺行動，所以說“海禁”是禁不住的。1790到1885年間，清政府同意移民可以坐“官渡”來臺，之後解除對移民的限制。清代出現的赴臺移民潮，持續時間較長，移民數量很大，具體不好統計，但是從台灣人口的增長可以看出這一點。在鄭氏集團統治時期，台灣外省人已經增至約12萬人，加上總數約10萬人的原住民，台灣人口已達20余萬人；到乾隆28年（1763年），台灣人口已達到66萬餘人，40餘年間增加46萬人；到乾隆47年（1782年），台灣人口為91萬人，20年間增加了25萬人；到嘉慶16年（1811年），台灣人口為190萬人，30年間增加了近100萬人。光緒年間，台灣人口已增至300余萬。台灣人口之所以高速增長，台灣開發的擴大和經濟的發展是其原因外，閩粵移民是增長的主要因素，形成了大陸移民遠多於本地居民的特點。
閩粵移民的成分、閩粵移民遠多於本地居民的特點早為人們所關注。清代《小琉球漫志》也說：“臺地居民，泉、漳二郡十有六、七，東粵嘉、潮二郡十有二、三，興化、汀州二郡十不滿一，他郡無有。”日據時代《安平縣雜記》也是這樣說：“隸漳、泉者十分之七、八，是曰閩籍；隸嘉應、潮州籍者十分之二，是曰粵籍；其餘隸福建各府及外省籍者，百分中僅一分焉。”上述台灣居民的成分，基本保持到現在。
從台灣地名中可以看到很多閩粵移民的情況。在台灣的地名中，有一些與其他地方所不同的地方。經常有以“股”為地名，如“五股”、“七股”，這是清代移民在開墾處女地時，由墾戶聯合起來向官府申請，共同出資，招丁墾荒，開墾完成定居後，即以“股”為名。
在台灣地名中，也有一些以“分、份”為地名。這是因為合股開墾後，墾戶以股份再分土地，並且以墾首分得的份數為地名，如“五分埔、頭份、九份、十分寮”等。
在台灣地名中，還有以“結”為地名的，這在宜蘭一帶較為常見。“結”是移民的組織單位，他們到臺後，集居地則以多少結為名，如“雙結村、四結村、十六結”等。
在台灣地名中，有一些還以“圍”為地名的。這是因為移民進入東海岸北部的蘭陽平原時，擔心山中的高山族攻擊，用土築成圍墻，稱為“圍”並以此作為地名。如“頭圍”，即今天的頭城；後來又建了“二圍、三圍、四圍”等，“五圍”即今天的宜蘭市。
在台灣地名中，竟然有不少是以閩粵沿海地區的縣名、府名甚至村莊的名稱命名的，如“同安、南安、德化、南靖、永定、海豐、梅州、田心、大溪”等，這顯然是移民們對自己的家鄉懷念的結果。
這些台灣特有的、與眾不同的地名稱呼，反映了移民們當時的生活、生產特點，反映了閩粵移民奮鬥經歷，反映了移民社會形成的過程。
在當時極為落後的經濟、交通條件下，再加上政治黑暗、官匪勾結，五分天災五分人禍，使得移民渡海創業充滿艱難，告別親人、籌措路資是一關，上路偷渡、聯絡蛇頭是一關，風浪侵襲、蛇頭敲詐是一關，上岸尋點、開荒創業又一關。過了一關又一關，謀生不易，成功更難。
海上複雜多變的氣候是移民渡海的難關，但是更難過的是“人”關。長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本來充滿惡劣氣候威脅、危險的渡海航行，又加上政治的限制，渡海還得躲避官方的查禁。因此，在移民過程中，出現了“客頭”這個詞。客頭，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蛇頭”，他們成為移民渡海的途徑和最大的威脅。
有過政治業績的康熙，在對臺問題上也取得過統一台灣的成就，但是在晚期卻開始推行“海禁政策”。1718年（康熙57年），清朝再次作出“禁止私渡台灣”的規定，其中只是三次同意放寬在臺民眾攜眷赴臺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閩粵移民赴臺只能靠私渡進行。
因為私渡者眾多，包攬私渡和以此贏利已經成為某些人的職業。私渡者只要交納一定的費用後，則可由“客頭”負責偷運去臺。私渡地點大都是在廈門附近的曾厝安、白石頭、大擔、南山邊、鎮海、歧尾等小港。在偷運途中，因為與“客頭”、船主等爭吵或所交款項不足，私渡者則會被推下水淹死，這稱為“灌水”；隨便找個小島，騙私渡者上岸自生自滅，叫“放生”；在離岸較遠的地方，逼私渡者在泥沙中掙扎，叫“種芋”；坐視私渡者被海浪卷走叫“飼魚”。渡海移民之苦可以想像。
數百年來，因為航海技術和工具不發達，移民渡海充滿危險，現在既是私渡，既要受蛇頭的欺詐，又要躲避官家查緝、偷渡船隻經常冒險出海，更增加了移民的艱辛，甚至斷送了性命。因此，當時有人唱道：“勸君切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悲歌一曲，唱出多少移民者的心酸。
移民到台灣後，也不是坦途在前。在以往移民中，有一類人被稱為“羅漢腳”。說的是移民們基本為男性，隻身來到台灣，不少人無法與當地平埔族女子通婚，創業無成，淪為遊民甚至乞丐，生前舉目無親，流離失所；死後無人照料，遺骨路旁。移民們和高山族稱他們為“羅漢腳”。舊時流傳于移民中的詩說：
灌木蔽人視，夢草窅人行。
木杪惡蛾虺，草根穴狸鼪。
毒蟲同寢處，瘴泉供飪烹。
病者十四五，聒者呻呤聲。
海東野牛未馴習，三人驅之兩人牽。
扯斷韁繩牽不直，僨轅破犁跳如織。
使我一鋤翻一土，一尺兩尺已乏力。
那知草根數尺深，揮鋤終日不得息。
除草一年草不荒，教牛一年牛不狂。
今年成田明年種，明年自不費官糧。
如今官糧不充腹，嚴令刻期食新谷。
新谷何曾種一莖，餓死海東無人哭。
從兩首詩中可以看出，移民到臺後的場景，前一首說的瘴癘毒蛇猛獸橫行，後者說的是墾荒之難。兩難之下，多少移民夢斷異鄉。
移民的艱辛還可從其他方面得到印證。在台灣的寺廟中，有一類稱為“有應公廟”。閩粵移民且不說移民路上辛酸淚，到台灣後並不是人人成功。他們主要是墾荒，生產、生活條件非常惡劣，沒有家，沒有親人，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以毒蛇猛獸、瘟疫、颱風、洪水搏鬥。其次，因為生存和保衛勞動成果的需要，閩南人和客家人，閩南人中的漳州籍和泉州籍，移民和不理解移民所為的高山族之間，還經常發生械鬥，帶來了許多不必要的犧牲。此外，移民們的勞動成果還受到統治階層和移民首領的剝奪。因此失敗者俯拾皆是，成功者也是曆盡苦難，台灣的開發浸透了他們的血和淚。移民們對自己的遭遇非常清楚，也對不幸者異常同情。他們把“羅漢腳”的遺骨收殮，立廟祭祀，稱他們為“有應公”，這就是台灣村落旁、田園邊、墓地內經常出現“有應公廟”的由來。在移民中流行“少年若無一次憨，路邊哪有‘有應公’”的說法，說的是青壯年移民、流浪來臺、以致客死他鄉的悲慘情景。
在移民社會中，當然也存在著特殊的社會關係。在移民社會中，最初大都是以血緣、宗族為紐帶，組織移民赴臺和集中進行墾荒，以便於生存、墾荒和打開局面。隨著移民活動的增加，血緣、宗族關係已經不能適應，他們通過同鄉的關係結伴來臺，然後又通過同鄉的介紹和指引，大批移民來臺到同一地區共同開墾。定居後為了擴大經營範圍和保衛生產成果，他們又需要聯合和組織起來。因此，很快由祖籍地緣關係替代了血緣關係。這種移民社會所特有的祖籍地緣關係，成為台灣族群矛盾的由來，一直在社會演變過程中發生作用，或多或少地影響著政局的演變。
台灣的發展與移民有著密切的關係。台灣的開發是因為移民的到來，移民的增加加快了開發的速度和程度。清代時期，在台灣建立完整的統治機構，開始有組織的安排移民墾荒拓土，因此台灣西海岸平原和丘陵地區、東部海岸北端平原地區已經全部開發，並且開發的觸角已經伸向五大山脈內部和東海岸地區。因此，可以說台灣的發展史，本身就是兩岸人民共同生存、共同創造、共同奮鬥的歷史；無論是台灣同胞，還是閩粵移民，都是中國人。是中國人建設了大陸，是中國人建設了台灣。
台灣的發展史可以證明，跨過海峽赴台灣的大陸開拓者“帶去先進的生產方式，由南到北，由西到東，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大大加速了台灣整體開發的進程。這一史實說明，台灣和中國其他省區一樣，同為中國各族人民所開拓所定居”，“台灣的開拓發展史，凝聚了包括當地少數民族在內的中國人民的血汗和智慧”。（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這一結論符合台灣的歷史，這一結論代表了千千萬萬為台灣的開發作出過貢獻的勞動者的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