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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正義的政治哲學 張偉  
 

□張偉

分配正義要求社會收入分配形式能夠符合正義原則,對其進行討論建立在兩個假設之上:其一,正義原則是可以被人類認知的,並且社會分配形式可以被正義原則支配,從而根據正義原則重塑社會是有意義的;其二,存在一種力量(權力)源泉,它能夠根據正義原則來重塑社會的收入分配形式,而這一源泉通常指具有強制性的社會制度。社會制度包含相應的政治結構和經濟社會安排,通過它來分配民眾的基本權利義務,決定社會利益的劃分方式。因此,分配正義可以看作“社會分配製度正義”的簡略提法。

在當代西方,關於分配正義的政治哲學爭論主要在羅爾斯與諾齊克之間展開。羅爾斯強調人們的先天性差別,國家需要一定的政策干預,通過補償社會弱者來體現社會正義,要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擴張並超越政府“守夜人”的職能,無疑為社會民主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但恰恰在羅爾斯對於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做出最大貢獻的地方,諾齊克看出了其理論的危險性:羅爾斯設計的分配正義需要冒險做大國家。諾齊克強調通過正當持有而獲得的個人權利優先於國家權力,認為天賦上的不平等並不需要通過政策強制來補償,“國家不得使用其具強制力的機構來迫使一些公民幫助另一些公民;亦不得以同樣方式禁止人們追求自身的利益或自我保護”,否則國家的功能就不正當。

然而,相對於兩位思想者圍繞一些問題的爭執,他們具有更為深厚的共同理論淵源,這也是他們之所以能夠進行論辯的思想平臺。就像兩條枝繁葉茂、各自伸展的枝杈,都是發自同樣的樹榦,根植于同樣的土壤。如果僅僅孤立地把兩條樹枝拿出來進行評析,而忽略了兩條樹枝之幹、之土壤,難免把握不住各自的理論內涵。

比如,無論羅爾斯的適度國家,還是諾齊克的最弱國家,都強調國家的權責範圍具有社會契約性質,它們都來自於公民們的授予或認可,行使公共權力、承擔公共義務都是對公民負責。而且,這種權力和責任之間是對等的,國家的權力越大,其承擔的責任也就越大;相反,國家的權力越小,其承擔的責任也就越小。否則,缺乏公民授權的國家權責很容易失去控制,淩駕於公眾意願之上。在現實中,國家權利與責任不對等主要表現為權力大於責任,國家掌握了過多的社會資源分配權力,同時不願承擔與之相稱的公共服務、救助貧弱等社會義務。 “過剩”的公共資源只能導致公共部門的自利趨向,成為眾多社會不公正與社會衝突的根源。

又如,羅爾斯堅持自由優先,兼顧平等,在過程公正的基礎上限制社會分配差別;諾齊克強調自由即公正,過程公正即結果公正,限制結果不平等是毫無意義的;可以看出,個人自由權利與過程公正是羅爾斯與諾齊克的共同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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