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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的資訊障礙
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1 月9 日 | 文章來源:第319期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省吉林市的石化公司雙苯廠胺苯車間發生爆炸,成百噸苯流入松花江,導致下游松花江沿岸的大城市哈爾濱、佳木斯,以及松花江注入黑龍江後的沿江俄羅斯大城市哈巴羅夫斯克等面臨嚴重的城市生態危機。

在此次城市生態危機傳播中,居於主導地位的地方政府是權威信源,也是此次危機的直接管理者。

而“內緊外松”是中國幾十年來經常採用的危機傳播策略。當發生重大事件的時候,政府組織內部會緊張地開會、磋商並佈置行動措施,但大眾媒體通常會被要求保持沉默,政府也選擇沉默。使大部分沒有特殊資訊渠道的公眾認為事件沒有發生。這一危機傳播策略曾經被認為在經歷了非典事件後得到了“逐步的修正”,但是,吉林省政府第一階段的危機管理手段,仍然是典型的“內緊外松”傳播策略:在發現污染情況後,“全力防控”,加大豐滿水庫的流量以稀釋污染物,卻不通過媒體向公眾告知污染實情,反而以大量負面新聞正面報道的手法,營造出“有序”、“有效”的虛幻事實。

地方保護主義導致吉林省對鄰省黑龍江將會遭遇的生態危機也採取封閉傳播的策略。吉林省飲用水基本不從松花江取用,而哈爾濱90%的飲用水來自松花江。

地方保護主義不僅影響到政府行為,使吉林政府不願意承擔污染責任,甚至不願意分擔處理污染的責任,並且直接體現在媒體對本地利益以外事件的冷漠和麻木。

世界自然基金會主席克洛德馬丁表達了他的看法:“中央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制定了嚴格的法律,問題是中央政府在迫使地方政府執法時遇到了阻力。”

當黑龍江政府獲知危機資訊後,也以經濟安全為重,截斷資訊流,導致停水前期的瞞報,使哈爾濱市民無法適時了解危機情況。

出現瞞報、謊報的情況,很大程度上考慮的是局部的經濟安全和實際利益,這種考慮的背後實際上是政績意識。這次從瞞報到謊報,出於同樣的考慮,歷史在這裡重演。

地方政府的行為重復了非典前期的傳播套路,百姓對政府的不信任,謠言和社會恐慌隨之而來。透露出省政府領導人的心態:擔心外省和外國的責怪,高於對人民生命安全的考慮,還有一點,即政府對人民處理危機資訊能力的不信任。

這個“善意的謊言”使得中國在國際上給人印象如何呢?法國《費加羅報》的報道中指出:“事件尤其突顯了中國政府缺乏以冷靜和透明的姿態應對重大危機的能力。在哈爾濱,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試圖嚴格監控新聞傳播,另一方面是各網上傳聞﹑手機短信﹑小道消息大行其道。直到地方當局見事態無法掩飾,才通報市民可能發生松花江污染。”法國《世界報》的文章甚至稱這次事件是 “化學切爾諾貝利事件”。這對於中國的國際形象,是一次極大的損害。各地方政府和傳媒,只本位主義地考慮眼前的利害得失,而在世界一體化的新形勢下,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這樣的教訓,實在不該再重復了!

在此次危機傳播中,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俄羅斯方面。擁有150萬人口的哈巴羅夫斯克市和附近區域將成為直接受害者。對於俄羅斯政府來説,及時獲得危機資訊對於提前做好危機應對是至關重要的,但是,環保總局直到24日才通報俄羅斯(哈巴羅夫斯克25日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承認污染到黑龍江,意味著可能承擔鉅額的賠償(據俄羅斯新聞網報道,俄羅斯議會要求中國賠償黑龍江水污染。杜馬(議會)副主席亞歷山大擴薩裏可夫發表聲明説,賠償金額不少於幾百萬美元。“肇事方應該負責消除這場環境污染帶來的一切費用。”),但是早通報可以減少賠償,晚通報會加重賠償,這個道理被掩飾責任的驚慌心態遮蔽了。到無法遮掩之時(10天后)才通報俄方,表現了國家環保局在國家關係層面上與吉林、黑龍江省政府遮掩事實有同樣心態,至少缺乏國際環保責任意識。中國是國際減災協會成員,有及時通報災情給相關國家的義務。

在此次危機事件中,當地傳媒對涉及本地的問題保持沉默,顯然主要不是傳媒不願報道,而是多年來存在的一種潛規則在起作用。現在各地出現了一個專用名詞“控負”,這成為地方宣傳機關的主要職責。一些領導評價本地區本單位宣傳工作好壞的標準之一,便是要將本地區本單位的負面資訊控制為零。

儘管政府和傳媒初期採取的封鎖、歪曲危機資訊的模式在歷次公共危機事件中被反復證明是無效的,甚至是破壞性的,為什麼仍然不斷重演?問題在於長期以來對“政績”的考核標準被扭曲了,使得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危機管理意識,“控負”成為危機傳播中政府的習慣性思維,尤其是危機事件局限于某一地區時,僥倖瞞天過海的心理往往佔據上風。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知情權必然成為犧牲品。

松花江污染事件,涉及社會的整體利益,不僅直接受害的城市市民,而且全國的公眾,甚至國際社會都有權了解情況,如果這樣的知情權成為依形勢需要而定的選擇項,知情權的喪失也就不足為奇了。因此,如何保證政府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來承擔傳播與己不利的資訊,不僅是傳播學的思考,更是社會學、政治學的思考。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這才是公共危機傳播的國際慣例。

是否有利於社會公共利益,應該是大眾媒體取捨資訊的重要尺度。可是在此次危機傳播中,各地方報紙對各自地方政府不希望傳播的資訊則諱莫如深。一些媒體認為,如果個別領導人不負責地撒謊,那麼這是對社會犯下的一個嚴重罪行,因為任何流言都可能會引發一場社會災難。由於沒有向公眾通報實情而導致的恐慌和連鎖反應將極大地損害政府的信譽。拖延並掩蓋真相和疏忽大意,都會導致災難迅速惡化。

無論是地方媒體,還是全國性媒體,如果面對廣大人民面臨的重大生態危機麻木和冷血,面對危機管理者錯誤的決策無動於衷,習慣性地與之達成傳播的默契,完全不履行傳媒的社會公共職能,無疑是媒體的悲哀。

(2005年第6期《新聞界》陳力丹 陳俊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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