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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沙塵暴我們還該做什麼
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3 月12 日 | 文章來源:新京報

最近,我國北方發生入春以來第一次大範圍的沙塵天氣過程,北京也連續幾天受到影響,直到昨天下了一場小雪,才終於為北京“洗塵”。

當人們咒罵沙塵暴時,筆者憂慮:一場大範圍的沙塵,又損失了幾十萬噸的寶貴“國土”,長此下去,植物在哪紮根?關於沙塵源,“進口”的多還是“國産”的多,學者們已爭論多年。但無論怎麼爭論,最近30多年來我國西部生態脆弱地區的生態退化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國家首要的任務是採取正確的措施護土,恢復草原和荒漠地區生機。

投資近600億元的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以及實施了近30年的“三北防護林”工程,是否已對阻礙沙塵暴起到作用?針對沙塵暴,我們又該怎樣作為?

首先是草和林的關係。在乾旱、半乾旱的荒漠地區、草原地區以及四大沙地上,生態學意義上的植被類型按照覆蓋度和生物量來劃分,最多的是草,其次是灌木,最後才是林。錫林郭勒草原上林的覆蓋率只有0.87%,這是自然界鐵的規律。目前的做法是草出了問題,拿林來治。試圖在草原和荒漠上種出森林,這就與生態治理的目標背道而馳。事實上,用草捂蓋沙塵暴比用樹木阻擋沙塵暴的效果要好得多,並且草不需要種,保護就行。草比林的密度大,一可捂土,二可蓄水和雪。如果現在草原上有草,草上有雪覆蓋,地是濕的,沙塵暴從何而來?

林就不具備這一基本功能。

其次是“點”上治理還是“面”上治理的關係。現行的做法是,生態治理多放在了容易驗收的點上,這些點多靠近公路。花了大量的錢,效果是不錯的。然而,對貢獻沙塵物質更多、離公路最遠、破壞更嚴重的地區,卻無人問津。

筆者曾問某旗林業局長,為什麼不在偏遠的、被嚴重破壞的地區飛播造林呢?他的回答很乾脆:“在那裏治好了給誰看?”所以,如果你夏天驅車去草原或荒漠地區,看到恢復很好的草原,種植非常成功的灌木叢,千萬別高興得太早。因為“點”上治理的面積佔遠不到10%,而“面”上破壞的面積高達90%.這就是每年要面對沙塵暴的根本原因。

第三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國際上,乾旱、半乾旱區的人口適宜密度是1-2人/平方公里,我門超過了10人/平方公里。增加的人口原來是“逐水草而居”的,有很強的流動性,能夠給草原“休養生息”的機會。而今天他們定居下來了,對自然的壓力明顯增大,生態破壞就難以避免了。必須通過正確的措施,引導分散的人口集中到小城鎮上來,前提是國家用於生態治理的費用,大部分轉移到用於人的安置上。

第四是生態治理與生態扶貧的關係。沙塵暴是牲口“啃”出來的,是農牧民“種”(開荒)來的,是人為“治”(沒有長林的樹坑變成風蝕坑)出來的。目前,生態治理的做法,與當地百姓的生存發展是分離的。筆者算過賬,將“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和“三北防護林”兩項相加,投入到每畝土地上的費用是326元。這樣,在內蒙古南部項目區的牧民,每戶僅從國家“造林”項目中,當年收益就達48.9萬元。哪怕這些錢的十分之一給牧民,讓他們放下馬鞭子,拿起鐵鍬去栽柳,他們可以保證家裏的地基本不起沙塵暴,還致了富,因為每戶牧民辛苦一年的收入不足1萬元。在內蒙古某旗,我們為牧民成功恢復了4萬畝的沙地草地,卻面臨著交不起每年不足1萬元看護費的尷尬局面。

第五是東部和西部的關係。我國畜牧的潛力在山東、河南、河北這樣的農業大省,而不在內蒙古、新疆、西藏這樣生態脆弱的地區,他們的初級生産力限制了畜牧業的發展。西部不能定位在畜牧業基地上,而應當是生態屏障。

或問,我們能否告別沙塵暴?答曰,上述五大關係不理順,前途未卜。當然,也可能很快,這就是輕的土壤物質都吹光了,重的物質吹不動了,草原變戈壁,戈壁更荒涼,北京就沒有沙塵暴了。但是,彼時的北京會是什麼樣子?(作者蔣高明:中國科學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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