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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兩黨首次黨務交流實錄:共同發表9點共識
中國網 | 時間:2005 年9 月9 日 | 文章來源:南方週末

“文廣局是什麼機構?”

“和貴黨的文宣部職責類似,而我們的組織部則類似于貴黨的組織發展委員會。”

……

9月2日,蘇州市會議中心,國民黨新竹市黨部與中共蘇州市委的黨務交流會,以這樣的常識問答開場。

一場友好而平靜的對話背後,兩岸黨際交流的新篇章得以開啟。國臺辦綜合局一位官員告訴本報記者:“這是兩黨交流史上第一次,也是兩岸關係史上第一次。”

根據胡錦濤總書記和連戰主席會議新聞公報中關於“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臺”的重要共識,自8月23日始,國共兩黨基層交流活動正式啟動,廈門、深圳、青島、蘇州、寧波、福州等6個城市,分別與台中、台南、彰化、新竹、基隆、高雄進行交流。

蘇州是交流活動的第四站,與前三站不同,這次不僅參與人數最多,而且首次公開了黨務交流全過程。

如何選擇團員和城市

國民黨新竹黨部執行長楊元勳是啟動蘇州與新竹兩地交流的全程見證者。

7月下旬,新竹黨部收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公函,交待了兩地交流事宜,但語焉不詳。

到8月7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集首批6座城市的主委和執行長開會,正式就此次基層交流作出明確部署。

國民黨新竹市黨部主委張逸華用驚訝來表達初次受命時的心情,“兩岸交流不是一直由海協會和海基會承擔嗎?”

“因為國民黨黨主席選舉,兩黨高層達成的交流意向被耽誤了一段時間,”張逸華説,“雙方一直希望儘快啟動。”

這次會上,中央黨部明確了6座台灣城市對口交流,其中新竹與蘇州配對。張逸華出生於江蘇泰縣,欣然領命。

最初中央黨部給出的交流團名額為20人,但基層黨員的熱情出乎意料地高,20個名額最後擴大為40人。

“為儘量回避當局的壓力,此次團員的遴選沒有大張旗鼓,而採用個別邀請的方式,內部確認,最後以時間先後為序,先到先得。”執行長楊元勳説。

團員選擇的標準大抵參考兩個方面,一是個人意願,二是其個人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最終成行的團員覆蓋新竹市工業、商業、服務業、黨務等諸多領域。

也有遺憾,原定的農會參團人員最後放棄了,張逸華解釋,“連戰主席訪問大陸後,兩岸農産品交流十分活躍,台灣當局此後對各地農會施加了壓力。”

而隨行的新竹黨部專職黨務人員也只派了張逸華和楊元勳兩人,“目前正是台灣縣市長和議員的輔選階段,人走得太多,黨部就要唱空城計了。”

因為財政經費的壓力,參訪團並未邀請台灣媒體隨行,每日進展由團員擬好新聞稿,再傳回島內。

8月10日,楊元勳先期抵達蘇州,確定了行程規劃、參觀路線,以及會談方向和模式。兩天后,敲定了雙方交流中可能達成的九項共識。

“中央黨部指示,九項共識內容沒問題,但擔心島內當局可能阻撓,因此指示不宜簽署協議或備忘錄,而改用聯合新聞公報的形式。”楊元勳説。

新竹市國民黨籍市長林政因島內政策限制,未能成行,其夫人林曾妙美代其來訪,並捎來一封感謝信。

從初步聯絡到最終成行,新竹和蘇州兩地前後籌備時間不足一個月,可見速度之快,交流心態之急切。

對於交流城市的配對選擇,國臺辦一位領導告訴本報記者,“既非隨意,亦非刻意”,“大多選擇在兩岸交流中富有經驗和擁有較多資源的地區先開展,將來不排除擴大選擇面的可能。”

蘇州與新竹,因為都有一高科技園區,早已在經濟上往來頻繁,目前新竹工業園區百強企業中已近三分之一在蘇州落腳。而寧波和基隆的配對則因為港口城市的相似,以及寧波大學和基隆大學學術交流已久。

此前被有媒體稱,與大陸交流的城市,依照的是國民黨勢力強弱的選擇標準,新竹代表團對此否認。事實上,在第一批的6座城市中,除新竹和台中為國民黨執政外,漳化、台南和高雄,均為民進黨執政。

執政與改革

此次基層交流最為關注的當是對基層黨務的探索。

兩天的參觀後,9月2日,蘇州市委與國民黨新竹黨部終於坐到了會議桌旁,分六組進行黨際交流,包括黨務、民意代表、投資促進、青年婦女工作、旅遊教育、服務業。

顯然黨務組最受重視,出席人員皆為兩地重要領導,包括蘇州市委副書記、組織部領導、文廣局、人事局局長,國民黨新竹黨部主委、副主委、執行長等。

交流前夜,張逸華主委對本報記者坦言,對於黨務交流,雖然期待,但“心中無譜”。而蘇州市委一位領導亦稱,突擊查看了許多國民黨的資料,以備交流之需。

短短一天時間裏,除去雙方對於各自城市的介紹外,真正交予小組討論的時間並不太多。台灣青年總商會會長宋樹人先生,前次曾隨江丙坤來訪,此次他更渴望了解彼此黨務的運作情況,“高層互訪往往著眼于宏觀,而基層則可更務實地嘗試某些突破。”

“大陸13億人口,中國共産黨幾十年來,何以執政穩固?”這成為諸多團員的關切所在,作為對照,他們對國民黨從執政變為在野,頗有感嘆。

新竹黨部執行長楊元勳認為:“國民黨在台灣執政半個多世紀,承襲了一定的經驗,但付出的代價也不少,包含官商間聯繫及黑金情結。”

楊元勳説,“實際上,在蔣經國先生時代,已經採取了十項革新措施,甚至規定公職人員,婚喪喜宴不得超過十桌,桌桌以梅花餐來響應節約。李登輝上臺後,因是民選,強調民間的關係,但民間的關係與元首走得太近時,難免政商之間的瓜葛糾纏。這種瓜葛浮在臺面上,甚至影響了政局,被視為黑金,背上負面的包袱。”

如何在威權和民意之間找到平衡點,兩者如何演化?張逸華主委相信,“凡努力過的必定會發生影響,凡走過的必定留下痕跡。”

交100塊黨費入黨

“國民黨在台灣是一黨輔政,而共産黨則是一黨領政,兩地都有相互借鑒之處。”張逸華對本報記者表示。

“從權力而言,國民黨是在野黨。就工作幹部的地位和權利而言,國民黨顯然不如共産黨,國民黨是服務性政黨,服務多於領導。”

此行,他絲毫不掩飾對共産黨黨務在組織運作方面的好奇,“共産黨內部的管理,逐級掌控協調,從最上層到末梢的神經都能一以貫之,而國民黨目前在這方面大有距離。”

他認為,國民黨在現有狀況下,如何活絡它的組織、增強協調力需要積極學習。“其實馬英九主席當選後,已經在黨務基層組織管理上嘗試改革,以往在中央黨部召開的中常委會議,今後將在各地黨部輪流召開,正是出於加強對基層的凝聚力考慮。”

張逸華介紹,國民黨原先以基層小組為單位,在野後因財力緊張,再加上希望充分吸引民意,現在改為以投開票所為基層單位設一召集人,在選民中發展黨員,一切以選民意志為方向。

而國民黨的黨務幹部,今後將大量任用義務人員,不領薪水,全憑參政的熱情和理念支撐。“這幾年,國民黨專職黨務幹部已經從3000人壓至1000余人,最終目標是600人。”

席間,張主委指著身邊的台灣青商會會長宋樹人説,“這位雖然是我們直選的副主委,卻不領薪水,不看公文,工作需要時,可居廟堂之高,平時脫下西裝,灑掃庭除,與普通人無異。”

在台灣,加入國民黨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只需一張相片,交100塊黨費,填寫基本資料,一週後就可以拿到黨證,與加入普通的民間社團並無二致。這與共産黨不一樣,共産黨的組織部門嚴謹而富有規劃,加入中國共産黨亦是一件嚴肅而神聖的事情。”張逸華説。

議員的“毛病”

與黨務交流組緊鄰的是民意代表組的交流現場,相對冷清。

蘇州市人大外事民宗僑臺工委主任朱金媛與國民黨中央委員曾仁宗各自介紹了蘇州人民代表大會和新竹議會的運作模式和組織架構。

幾天的參訪後,曾仁宗對蘇州市行政和黨務工作的高效率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説,“台灣的民主社會付出了效率代價,在台灣,僅就騎

摩托車佩帶頭盔立法就立了十幾年,這在大陸來説是不可想像的。”

當與會的蘇州市人大幹部強調,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對於地方“兩院一府”的監督職能時,一側的新竹市議員鄭鈺瑛也抱怨在台灣“議員”的毛病,“在台灣,‘議員’往往考慮到民意選票,有時會出現做了不能説,説了不能做的情況。”

在總結陳辭時,曾仁宗如是歸納自己的體會,“大陸的人民代表大會有著重要的領導地位,而我們台灣的‘議會’,因為建立在選舉的基礎上,往往有生態區分,效率不夠。”

在短暫的交流後,蘇州市人大建議,在黨對黨的互訪機制外,能否在地方人代會和新竹議會這樣的民意機構之間增加交流,以期建立一個平臺和機制,確定互訪的制度。

朱金媛處長説,蘇州市人大已擬好邀請信,邀請新竹市議長訪問。

但與會的新竹市議員紛紛建議由張逸華主委代為轉交邀請信,鄭鈺瑛説,“由主委轉交,可促使國民黨籍議員一致協助推動,因為議員派系間往往有矛盾,由議員個人提交,則有可能事倍功半。”

政黨如何選幹部

幾日的訪問中,張逸華連稱,蘇州地方幹部的青年化和學養出乎他意料,“這兩天看到的幹部,發現他們能充分汲取西方的管理理念,貫徹執行相關的發展計劃。”

在交流會上,他又再次以自己所見激賞蘇州地方官員的能力與才幹。

張逸華甚至提及近幾年蘇州主政官員屢獲升遷的“蘇州現象”,稱讚“名副其實”。

蘇州幹部的青年化給大多數團員留下很深的印象,並充滿羨慕之情,國民黨中央委員曾仁宗先生説,“在大陸,這麼年輕就可以主政一方,實現抱負,在台灣國民黨很難。”

“國民黨現在還沒有完備的人才退出機制,青年人難以嶄露頭角。”宋樹人在主持台灣青商會期間,有過多次與大陸青年幹部的接觸,感觸尤深。

“如此多的青年幹部如何選拔,又如何監督管理”成為國民黨團員在交流會上最為關注的話題。蘇州市委組織部與會領導稱這是“黨管人才”戰略。

他介紹,“以蘇州來説,14個市委常委領導政府和各級部門,通常市長中一定有兩個是常委人選,以體現黨的領導和意志。人才的選拔,往往經組織部考察推薦,報市委常委會討論,再向人大推薦使用。”

言畢,國民黨參訪團團員,不少發出恍然大悟般的驚嘆聲,一些參訪團團員對中國共産黨幹部可直接進入行政部門展開了討論。

團員吳章曾參選新竹市長被勸退,他説,“在台灣的地方選舉,因為選票決定民主選舉的最終結果,所以對選票最重視,這可以充分表達民意,但也會帶來一個可能的問題——往往不是選擇最優秀的人才,而是選擇最適任的人才。”

宋樹人會後告訴本報記者,國民黨變為在野黨後,對於青年幹部的培養,已經轉為培養種子精英,以點帶面,而不再像執政時那樣全面培養。

他對蘇州幹部對自己轄區的熟悉表示欽佩,“在國民黨,主委輪替頻繁但往往側重人情與民意,而忽視地方的全面情況”。

張逸華接著又問,“大陸幾千萬黨員,逐級管理,如此有序,實在不簡單。但自古官員,難免攀親附貴,黨內如何監督協調裙帶關係,避免排隊站隊的現象?”

蘇州市委副書記杜國玲介紹了中國共産黨的紀檢部門,“這就好比香港的廉政公署,監控官員的經濟問題和吏治腐敗。”

大陸擇機回訪

匆匆一個多小時的交流完畢,兩地交流團共同發表了9點共識,包括建立兩地黨對黨交流機制等。

曾為新竹市市長候選人的吳章先生,在交流完畢後抱怨時間太短,他在會上最後一個發言,因時間緣故才講個開頭便戛然而止。

對此,執行長楊元勳顯得釋然,“此行重點在於建立黨對黨基層交流的平臺,而非實質性的協議交流。”

而宋樹人會長事後對本報記者評價:“兩地環境不一樣,政黨的地位也不一樣,學習交流固然重要,但許多措施不宜照搬。”

國臺辦一位領導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闡述了基層交流三個方面的意義:一是在兩黨高層已有接觸的前提下,將黨際交流推向基層;其次是以黨務搭橋,帶動兩岸民間經貿、文化等交流;第三是借基層交流以期增進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量變達到質變。

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所長殷存毅分析,兩黨交流有更長遠的考慮,自去年台灣“大選”以爭議告終後,民進黨和臺聯黨等島內泛綠陣營一直期待國民黨繼續分化,但國共兩黨今年4月份互動交流,為國民黨及泛藍內部黨心凝聚提供了重要力量。

而對於台灣方面提出的回訪,國臺辦還未見具體安排,國臺辦的官員告訴本報記者,“從兩岸法律上看,黨派作為民間團體,可以實行互訪,但大陸回訪能否成行,還得看台灣當局的態度,希望不要人為設置障礙。”(本報記者 朱紅軍 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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