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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選:年輕人認準目標就要狂熱追求
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2 月15 日 | 文章來源:中國青年雜誌

王選,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北大方正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技顧問。作為漢字鐳射排版系統的發明者,他推動了中國印刷技術的第二次革命,被稱為“當代畢昇”;作為青年才俊的導師,他愛才護才,有口皆碑。當我問他:作為科技帶頭人,您的人生目標是什麼?他説:狂熱地追求,看準了目標,永不回頭。

能為別人活著,才是有價值的人生

記者:2002年3月,為表彰您榮獲國家最高科技獎,北京大學專門為您召開了科技獎勵大會。會上,您談了您一生中的十個夢想;接下來,又談了您的“好人觀”。正是您的“好人觀”,感染了更多的人。

王選:那一次獲獎,讓我想起我小的時候。那一年,我10歲。一天,老師宣佈要進行一項跟以往不同的評選活動,説要選出一名品德好、大家喜歡的同學,我以壓倒多數的票獲得了這項榮譽。這一榮譽是非正式的,我也從未告訴過父親母親自己獲得了這個獎。50多年後,再回想起來,才意識到這一榮譽對我的一生有多麼重要。經驗告訴我:一個人要想有所成就,他首先要做個好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是絕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根本做不到的。我贊成季羨林先生關於“好人”的標準:考慮別人比考慮自己稍多一點就是好人。不過,我以為,這個標準還可以再降低一點,就是考慮別人與考慮自己一樣多的就是好人。

我常想,一個人,一個好人,他活著,如果能夠為社會的利益而奮鬥,那麼,他的一生才是有趣味的一生。愛因斯坦也曾説過這樣的話:人只有為別人活著,那才是有價值的。我贊同他的話。但凡有成就的人,大多具備這種品質。他們為了社會的利益,為了活得有價值,始終不渝,狂熱地去追求。

記者:從什麼時候起,您開始了這種狂熱的追求?

王選:從從事軟硬體研究,從研製鐳射排版項目起,就開始了這種追求。為了鐳射排版,它的價值、它未來可能産生的影響以及對中國印刷業的這種根本性的革命所帶來的前景,我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今天談起北大方正,人們會説“既有名,又有利”。但,人們不大了解當時是何等的艱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都有一種“逆流而上”的感覺,我幾乎放棄了所有的節假日,身心極為緊張勞累,但也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樂趣。舉個例子,1987年至1992年間,每到一處,我首先要看街上的報紙,看那些用了我們的鐳射排版系統排出的漂亮的版面,這種樂趣是難以形容的。

1990年11月,我獲得陳嘉庚技術科學獎。李遠哲與李瑞環同志一同為我們發獎。我問李遠哲:你有沒有想到能獲得諾貝爾獎?李遠哲説:“從未想到過。”甚至,他的同事跟他母親説他能獲獎,他都覺得那是胡説八道。獲獎那天,他正在作學術報告,他作學術報告的時候,新聞裏播出了他獲獎的消息。作完報告後,人們紛紛上前向他表示祝賀,這時的他還以為是報告作得好的緣故呢。

我想,一個有成就的科學家,他最初的動力,決不是想要拿個什麼獎,或者得到什麼樣的名和利。他們之所以狂熱地去追求,是因為熱愛和一心想對未知領域進行探索的緣故。

記者:對於名和利,您曾經有過這樣一段描述,您説:中國古代有句話,上士忘名,將名利徹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來;下士竊名,自己不行就竊取人家的。您説您做不到上士,因為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決不會為了立名而去竊名。

王選:我想,我現在已經不是一個脫離社會、脫離企業、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了,所以,不可能像錢鐘書那樣淡泊名利。那一年,英國女王來中國訪問,請錢先生出席宴會。錢先生不去。他的理由是“我和她不是一路人”。而我的情況不一樣,我的工作跟一個企業有關,企業裏出了一位院士,獲得了一個最高獎,對企業的誠信來説是有益處的。因此,我做不到像錢鐘書先生那樣忘名的地步。

一個人,應該自信而不自負,執著而不僵化

記者:作為漢字鐳射排版系統的發明者,您推動了中國印刷技術的第二次革命,被稱為”當代畢昇”;十幾年來,您頻頻獲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獎、陳嘉庚技術科學獎、何梁何利科學與技術進步獎、香港蔣氏科技成就獎……在這個科學是第一生産力的時代裏,您成了人們心目中的“知識英雄”。以您的目光,成功的人應該具備什麼樣的素養?

王選:自信而不自負,執著而不僵化。自信是什麼?是相信自己。回想近30年的艱苦歷程,我們是始終在與困難作鬥爭中發展的,用一句話説就是九死一生。但,方正電腦還是在1995年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建立起了自己先進的管理系統,再經過多年的奮鬥,終於成為了PC廠商的老二。為什麼?因為我們自信。什麼是自負?自負是不顧實際,覺得自己什麼都行。執著是認準目標之後,不懈地去努力,狂熱地去追求,但不能僵化,要不斷地發展以適應新的變化。這又讓我想起1974年國家計委支援的一個項目。該項目中有一位老師是技術負責人,他的決心很大,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説:我做不完,我兒子做,我兒子做不完,我孫子做。我一聽,心想:完了,等您兒子、孫子做出來,早不合世界科技發展的需求了,早過時了,後來這一項目夭折了。所以説,要執著,但不能僵化。

一個成功的人,他還要具有卓爾不群的洞察力和遠見。在科學界,曾有這樣的一個比喻,所謂指兔子的人、打兔子的人、撿兔子的人。指兔子的人就是指明科研方向的人,打兔子的人就是進行科技攻關的人,撿兔子的人就是讓技術在市場上能夠産生效益的人。因此,對於一個科研崗位上的領導者來説,他應該具有這種指兔子和打兔子的能力。

一個成功的人,他更要具備團結人的能力

記者:這些年來,您一直在強調團結合作問題。您曾經説過:中國不缺少有才華的年輕人,但缺少團結合作的精神。您提出疑問:中國人難道只能由外國老闆指揮?中國人難道不能指揮中國人?

王選:這是我十年前提出的問題。現在的情況已經不大一樣了。十年前,美國華人中曾用“下圍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橋牌”形容美國人的風格,用“打麻將”來形容一些中國人的作派。“下圍棋”是從全局出發,為了整體的利益和最終的勝利可以犧牲局部棋子。日本的公司或個人在對外時常常表現出團結一致的勁頭,甚至他們去海外旅遊也要找日本人開的旅館去住,儘管有時更貴、交通更不便。“打橋牌”的風格則是與對方緊密合作,針對另外兩家組成的聯盟,進行激烈競爭。“打麻將”則是孤軍作戰,看住上家,防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讓別人和。這種作派顯然是不好的,尤其是自己出不了成績,也不讓別人出成績,更是嚴重影響發展。

拿電腦軟體設計這個行當來説,絕大多數好的軟體都是集體創作的成果,作出創造性貢獻的最主要的研製者也常常不只是一個,單槍匹馬很難有大作為。近20年來,我接觸過很多年輕人,學術或技術方面才華出眾者並不少見,但全面能力或其他素質方面的一些弱點卻或多或少地限制了他們的發展。戈爾曼等一些著名心理學家指出,有必要重新審視傳統的智商概念,因為決定一個人將來是否能有所成就的諸多因素中,智力充其量只佔20%,而其餘80%的因素中,寬厚、自信、堅毅等作用不可低估。心理學家們把後者稱為“情緒商”。他們舉了一些例子,比如,他們認為:美國貝爾實驗室取得很多舉世矚目的成就的根本原因,不在於該實驗室科學家們的智商高,而是這些一流學者之間的友好、愉快和有效的合作,換句話説,他們的“情緒商”超過常人。我們應該提倡團隊精神,因為,在今天的科技發展中,善於合作的科學家取得大成就的機會更大。

記者:在談到團隊精神時,心理學家榮格列出這樣一個公式:I + We = Fully I,這與您提出的“善於看到他人之長是團隊精神的基礎”有些類似的地方。

王選:是啊。為了解釋這個問題,我給你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我的一位學生。大家公認他能力出眾,幹活麻利而可靠,但“情緒商”差,任性自傲,與合作者常搞不好關係。後來他到了一家公司主持開發軟體,當他發現下級編的程式有錯誤並指出後,下級改正了他指出的錯,卻又故意製造了另一個錯。為什麼?因為他與同事關係不好的緣故。該軟體後來很快就在市場上消失了。

另一個例子是,我的一位大學同班同學,成績一般,智商並不突出,但“情緒商”很好,他大度、坦誠、待人友愛。大一時,我睡在他上鋪,半夜解手兒時我常常迷迷糊糊地踩在他的頭上,他總是一笑了之。在核武器領域,他奮鬥了40餘年,年過花甲之時,當上了工程院院士。

講到團隊精神,我最敬重的一個人是“兩彈元勳”鄧稼先。楊振寧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説:“鄧稼先是一個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談話幾分鐘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實的人。他誠真坦白,從不驕人。他沒有小心眼兒,一生喜歡‘純’字所代表的品格。人們知道他沒有私心,人們絕對相信他。”我和鄧稼先並不認識,但我很佩服他。他的偉大在於:他不僅自己才華橫溢,而且能夠讓手下比他更出眾的人充分施展才華。

為年輕人成為這個時代的“知識英雄”創造條件

記者:1993年,您退出了科研第一線,這一年您56歲。按照通常的觀念,這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為什麼,您卻決定了退出?

王選:1993年2月,我離開了真正設計工作的第一線,到今年已經整整十年了。雖然離開了第一線,但卻一直沒有脫離科研工作。讓我作出這種選擇的是1993年春節裏發生的一件事情。那年春節,像往年的春節一樣,我在家裏閉門搞設計。兩個星期後設計完成。恰巧我的學生劉志紅過完春節回來。他看了以後對我説:“王老師,您設計的這些都沒有用,IBM的PC機總線上有一條線,您可以檢測這個信號。”學生的一句話,意味著我兩個星期的研究成果成了笨拙設計。他的提醒,還讓我想起兩年前的另一件事兒,也是劉志紅。1991年初,方正91設計即將上市,我忽然發現自己設計的晶片在處理圖形時有漏洞。一時又想不出解決辦法,便把這一問題告訴了RIP組的三個年輕人。當時並沒有指望他們能想出對策,因為他們都沒有參加這一晶片的設計工作。不料幾天后,劉志紅想出了一個妙招,回避了這一失誤。

這兩件事促使我認真地反省自己。拿我自己來説,我的兩次創造高峰是1964年從事軟硬體研究(那一年我27歲)和1975年研製鐳射排版項目(那一年我38歲),那時的我是無名小卒。在工作中我常常會受到一些表面上比我更“權威”,但實際上對技術細節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擾。而我自己,這些年,也似乎成了電腦某個領域裏的所謂“權威”。但我心裏清楚:我看的技術資料和文獻已不如年輕人多、第一線的實踐也不如年輕人豐富了。在電腦這種新興學科領域,如果不掌握或不熟悉重要的技術細節是容易犯“瞎指揮”錯誤的。我的創造高峰已過。我應該做我現在能夠做的事,幫助那些有才華、有潛力、尚未成名的“小人物”,他們需要我的支援。

記者:談到有才華的人。您的秘書叢中笑女士在我一進門的時候就對我説:可以和王選老師談談關於年輕人、關於人才方面的事兒,他一定會很高興,因為那些都是他的“寶貝”。那麼,就請您談談這些“寶貝”吧。

王選:(笑)方正每招一屆員工,我就讓人事部門整理一本花名冊,一有空,我就到這些員工所在的部門去和他們聊天,了解他們的興趣愛好和特長,不久我就能一一説出他們的名字。我有一個筆電,是專門用來記錄與員工們的談話的,那確實是我的一件“寶貝”。

我可以跟你説説我們方正的年輕人。一個是現在已是博士生導師的湯幟。那一天,他是陪著同學到我家來諮詢考研,我卻錄取了他。湯幟的數學成績很好,程式設計得過獎。在做我的碩士研究生期間,我發現他特別著迷于技術,一個問題想不出來,會一想再想,直至找到答案;他的程式設計也很少出錯。現在,由他做技術主導、由周勁負責市場開發的eBook ,再加上在技術上也是尖子的技術開發主管張力,這個項目現在做得很好。電腦軟體這個行業與其他行業不同,技術第一線的人太苦太累,而湯幟一幹就是16年。這樣的人才,我們應該為他們創造更好的條件。

記者:人才有了,為他們創造條件,留住他們,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展現自己,就是擺在方正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了。

王選:是啊。有些單位曾經想挖我們的人才,給的薪水也比方正的高,但,他們沒有走。他們覺得在方正這樣的一個團隊裏能更好地發揮自己。

記者:靠什麼,方正有了這樣的吸引力?

王選:為他們創造平等、和諧、有利於他們發展的好環境。李遠哲曾經説過一句話,他説他在美國體會最深的就是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換句話説,學生可以反對老師。錢學森的導師是國際著名的學術權威,有一次,錢學森跟他爭得面紅耳赤,導師非常生氣,但稍後想想錢學森是對的,第二天便爬上三樓給錢學森賠禮。在方正,我們提倡這種平等,這是一個和諧環境不可缺少的氛圍。

至於當代的年輕人才,他們有個共同特點:對於生活待遇有一定要求,但達到一定的程度後,對金錢又不是無止境追求,即所謂“金錢不是萬能的”。但過低的收入,沒有安身的住房,也很難讓年輕人去“獻身”,因此,“沒有金錢又是萬萬不能的”。我們要為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依靠知識和創新成為百萬富翁,成為這個時代的“知識英雄”。 (高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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