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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淺予自述:我和戴愛蓮的一段婚戀(圖)
中國網 | 時間:2006 年2 月16 日 | 文章來源:理想藏書

畫家葉淺予

天上掉下個林妹妹

我懷著淒楚的心情從香港回到武漢時,武漢已在日寇包圍之中。我隨機關撤退到長沙、桂林,隨後又受命再去香港籌辦對外宣傳畫刊《今日中國》。

1940年春季的一天,以宋慶齡為首的保衛中國同盟,特邀一位從英國來港的華僑舞蹈愛戴愛蓮舉辦表演會,希望我在宣傳方面給予支援。

我如約去了。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卻舞技嫺熟。她操一口英語,中國話根本不會説。我這只是中學程度的英語的人如何應付得了?沒辦法,只好通過打手勢、畫圖畫來交流思想。一個星期以後,我和戴愛蓮成了熟朋友。她告訴我,她初到香港時,只能和英語階層交往,我是她所認識的唯一來自抗戰大後方的中國人,她對我有特殊的親切感。

我也告訴她,在她之前,我從未與土生華僑有過交往,更沒有和華僑藝術家接觸過,但我覺得和她很合得來。大約過了半個月光景,我倆之間即由“社會人”的關係昇華到“生物人”的關係,開始談情説愛。

表演會之後,戴愛蓮告訴我,她想去延安,為中國共産黨的革命事業獻身。我説,我為《今日中國》的繼續出版問題,也正要去重慶向政府請示,我倆可以結伴同行,但走之前最好明確我倆之間的關係,先結婚,再上路。愛蓮高興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連連親我,我當然也欣喜若狂。我在地上失去了一個梁白波,卻又從天上掉下來一個戴愛蓮,丟失了的藝術家庭又可以重建,怎不讓人興奮!

這一年,我33歲,愛蓮24歲。

一週後,我和愛蓮踏上了返回祖國大陸的征途。這一路水陸兼程,艱苦備嘗,愛蓮卻覺得十分新鮮有趣。

到了重慶,老朋友們把我倆團團圍住,説要看看葉淺予憑了什麼魅力“騙”來這樣家。愛蓮見他們唧唧喳喳,她一句也聽不懂,就目瞪口呆地問我,朋友們在議論什麼?我實話告訴她,説他們懷疑我是使了騙術把你騙來重慶的。愛蓮急了,忙用英語回答説:“不,不,是我心甘情願嫁給他的,他是個好人!”朋友都哈哈大笑。事後愛蓮悄悄對我説:“在香港時,我只認為你是個有才華的畫家,到了重慶,看見你有那麼多藝術界朋友,才知道原來你是中國有名的畫家,我真高興。”

這期間,周恩來在化龍橋八路軍辦事處接見了我和愛蓮。他非常誠懇地告訴我們大後方更需要我們,希望我們留在重慶工作。我覺得此話有理,便説服愛蓮暫時不去延安,留下來,努力在重慶打開局面。

就在此時,日寇向重慶發動了一週的疲勞大轟炸。

轟炸過後不久,即在抗建禮堂舉行了戴愛蓮舞蹈表演會。重慶人第一次認識了這位把芭蕾舞和現代舞揉合在一起的華裔藝術家。演出後,愛蓮結識了音樂家馬思聰,並把馬所作的小提琴曲《思鄉曲》和《新疆舞曲》編成兩個獨舞節目,在重慶交響樂團的配合下搬上舞臺。

這年秋末我們回到香港,我把這次大後方之行中的所見所聞畫成《重慶行》漫畫80幅,在香港展出。原擬不久再同愛蓮一起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演舞蹈,我開畫展,然後回香港定居。不料這年年尾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進攻香港,我倆被困在九龍山尾村一戶農民家裏,為時將近一月,後來還是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機,化裝混入難民隊伍,才算脫險到了桂林。

在桂林期間,我畫成《逃出香港》23幅,記錄這次被困受難的經歷。愛蓮則拜桂劇名演員小飛燕為師,學得《啞子背瘋》一劇,後來成為她的保留節目。

香港淪陷後,文藝界許多朋友先後集中到桂林。在大家的支援下,愛蓮和廣西藝術館的一位鋼琴家配合,組織了一場音樂舞蹈表演會。我照例在後臺為她管服裝。那時除了我,誰也摸不清愛蓮演哪個節目該穿什麼服裝和用什麼道具;也只有我能適應她換裝時的緊張節奏。一些熟朋友笑話我是戴愛蓮的“跟包”——所謂“跟包”,乃京劇“角兒”的專任管事打雜者是也。可我這個“跟包”,不但在後臺管事打雜,還得為主角做飯,當翻譯,必要時還兼任演出經理和舞臺監督。後來愛蓮主演“邊疆樂舞大會”,我就是節目組織者、海報設計者兼公共關係聯絡者。

1946年我受美國國務院之聘,赴美訪問,愛蓮反過來成了我的“跟包”,為我當翻譯員、對外聯絡員和畫展招待員。當然在她開表演會時,我依然是她的“跟包”,甚至還兼樂隊成員——她演《啞子背瘋》時的鑼鼓點子,就專由我來打鑼控制節奏。一段時間,我還是挺不錯的炊事員。在紐約時,我每星期跑一次唐人街,把一星期的副食品買齊,回來便精心烹調。那時老舍也正在紐約,我們常請了他一道來解饞。

愛蓮出生在南美的特立尼達(當地華人稱“千里達”),15歲隨母親去倫敦學舞,1939年母親去世,次年她就獨自跑到香港,和我結了婚。我們在美國時,她31歲,離家已16年,思家心切,便決定回特立尼達老家去探望父親和二姐,也讓家裏人見見她從祖國帶回來的這個老大不小的女婿。

特立尼達的華僑對我和愛蓮的歸來反應極其熱烈,因為愛蓮是唯一回到祖國的舞蹈藝術家。她還在紐約演出時,特立尼達的報紙對她就已是一片讚揚,如今大家更想親眼一睹風采。愛蓮專從紐約請來一位男演員伴舞,演出了《春遊》和《巴安弦子》,獲得很大成功,我則當然只能躲在後臺管服裝,繼續當“跟包”。

為了顯示戴家女婿不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們把我在紐約展覽過的畫全部帶了來,在愛蓮的表演會前展出。我岳父雖窮,卻還搜索錢櫃,買下了我的一幅畫。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7月舉行了全國首屆文代會,解放區和國統區的兩支文化隊伍勝利會師。我和愛蓮此時已回到北平,愛蓮參加華北大學文工團,當了舞蹈組的領導;我當了美協副主席。1950年文化部又聘請愛蓮當了北京舞蹈學校校長。

這一年秋末,我受命參加民族訪問團去新疆。冬天回到北京,冷不防戴愛蓮忽然向我提出離婚。這真是睛天霹靂,我大吃一驚,問她為什麼,她説她已經愛上別人了。我問那人是誰,她是來我們家住過的一位青年舞蹈家。1951年,我含著眼淚,與她辦了離婚手續。屈指算來,從1940年到1950年,我和愛蓮在一起生活了整整10年。我一直傾心於她對藝術執著的奮鬥和追求,沒想到最後我們卻是這樣分手。

最近翻閱畫篋,發現1944年在重慶北溫泉松林宿舍畫的一幅《松林人物志》,那上面有一對走江湖的夫婦,女的跳舞,男的擊鼓,那就是我和愛蓮的寫照。(葉淺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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