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遺熱”背後有隱憂

7月1日下午1點18分,隨著第二十八屆世界遺産委員會臨時執行主席的一錘定音,中國第三十項世界遺産由此誕生——位於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

吉林省副省長李錦斌笑容滿面步出會場,遼寧省副省長滕衛平欣喜萬分:“我們要聯合吉林省大力發展世界遺産旅遊經濟。”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鄭孝燮、羅哲文,委員謝凝高、謝辰生,作為參加本次會議的特別觀察員,在一片歡聲笑語中冷靜地指出,“申遺”背後有隱憂。

急於貼現,“申遺”步入歧途

1985年,侯仁之、陽涵熙、羅哲文和鄭孝燮四位專家共同起草申報文本,中國成為世界遺産的締約國。十幾年來,隨著世界遺産品牌的商業價值不斷突現,申遺熱潮席捲全國。

鄭孝燮指出,在形形色色的“申遺”動機中,只有一部分是抱著保護的態度,多數只是看到了申遺成功之後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走上了歧途。

謝辰生説,“歷史文化遺産是國家、民族、人類歷史發展的見證,蘊含著眾多歷史資訊,有極高的認識價值,歷史文化遺産作為一種不可再生的遺産,消失了就是不可彌補的損失,這樣的認識,無疑是正確的。但為了提升地方知名度,有利於招商引資,這樣的申遺動機往往是不可靠的。‘申遺’成功,在客觀上有可能起到帶動經濟的作用,如平遙古城,以前一年收入不過18萬,‘申遺’成功後,每年的門票收入就達500萬。但很多時候‘申遺’並不能帶來立竿見影的效益,需要長時間的累積。急於‘貼現’的地方政府往往看不到這一點,一旦達不到目的,申遺的熱情馬上會從沸點降到冰點。”

開發過度,遺産當作搖錢樹

對世界遺産價值認識的不到位,導致我們今天還沒有對世界遺産的性質做出清晰的界定。北京大學世界遺産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教授説,歷史文化遺産的性質就是保護性的、社會公益性的、傳世性的,從來沒有見到哪個國家將世界遺産的性質界定成旅遊資源。將遺産保護地變成經濟開發區,這必然造成文化遺産的破壞性開發。

“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區世界自然遺産地的旅遊設施氾濫,受到聯合國專家的嚴肅批評,結果為了恢復自然面貌,又要花很大代價去拆除。武當山的遇真宮被一把大火燒了,這些都是世界遺産被過度商業開發的一個縮影。看到泰山上的索道,就像看到親人額頭上被砍掉一塊,非常讓人難受。”

謝辰生説,保護和發展本來沒有矛盾,之所以産生矛盾,就是沒有正確處理保護與利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係,“保護永遠是發展的前提”。

國家文物保護法第25條明確規定,嚴禁將文化遺産作為産業經營,但目前存在大量的經營行為,實際上是一種違法行為。謝辰生認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有法不依、違法不究”。

羅哲文也認為開發與保護本來就不該産生矛盾,“文化遺産本身就是城市的一筆寶貴財富。在保護文化遺産的同時,通過開發旅遊和相關産業,使資源轉化為財富,完全可以達到保護和開發相協調的效果。國外有很多旅遊賓館都建在老宅裏、老街上,我們的四合院也可以做成特色旅館,合理用起來,也就沒人拆了。在平遙古城有大量古宅改成的賓館,比星級酒店還受歡迎。只要圈出保護範圍,定下建築的高度、色彩、形式,開發和保護都按照規則來,這個問題非常容易解決。”

謝辰生痛心地指出,國內的世界遺産保護,除了敦煌做得比較好以外,“其他有相當數量的世界遺産存在著開發過度的問題”。遺産地政府和管理機構把世界遺産當成了“搖錢樹”,不惜以犧牲和破壞世界遺産為代價,換取暫時的經濟繁榮。

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司巡視員、世界遺産處處長郭旃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自己曾經問過埃及文物局官員一個讓他們覺得十分幼稚的問題——為什麼由文物局直接統管本國的世界遺産。對方的解釋是,地方官員不可能有這樣的全局意識,他只可能局限在自己狹小的利益圈子裏,考慮自己的一方子民,這樣做不利於文物保護工作。“埃及文物局竟然擁有佩槍的警察。”郭旃説這在國內是想都不敢想的。

錢沒用在刀刃上

“把岱頂建成熱鬧非凡的天上城市”、“把風景的泰山改造成經濟的泰山”、“把峨眉山打造成中國第一山”,豪言壯語的背後,是一刀刀獻給文化遺産的致命傷。

泰山頂真的變成了一個小城市,武陵源裏也有了商業街,黃山更是成了一個擁有大量賓館、飯店、職工宿舍、索道、水庫等“人居工程”的景區,比較20年前制定的黃山景區總體規劃,旅遊床位和服務人員各增加了70%和400%;高檔賓館的標準間數、總建築面積以及山上水庫庫容更是分別增加了13倍、7倍和100倍……

商業化、城鎮化、人工化讓世界文化遺産妖嬈得像個抹著紅臉蛋的村姑——鄉氣實足,卻無半點本真。難怪外國專家考察的時候會情不自禁地説,中國為什麼有那麼多廁所建設專家(愛給景觀套上件漂亮的白瓷磚衣服)?

謝辰生説,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龍門石刻。花很多錢修建人造龍宮,成了當地的政績工程。要申報了,人家考察團一看,非拆不可。一建一拆,耗資上億。“舍得花錢造假古董,不捨得花錢保護真文物”。

山東省曾在齊長城的基礎上修建了一道新的長城,則被謝辰生斥為“造了假古董,毀了真文物”,“我們下去調查,居然沒有人敢説,根本不肯領我們去看新修的長城,還是當地老百姓悄悄告訴我們的。這種情況在全國還不止一處。”這位被稱為中國文物保護“最大的保守派”的老人,一直在為文物保護奔走呼號。水洗“三孔”的文物毀壞事件就是由他“捅”出來的。如今,他又盯上了山東的“人造長城”。

超載開發、錯位開發;重申報、輕保護……四位專家説,“申遺熱”背後暴露出來的還是人的問題。

據稱,中國五大石窟之一的大足石刻博物館屬大足縣管理,100多個管理人員中僅有11名專業人員,1名副研究員。而世界遺産的管理者中相當一部分是就地、非專業地任命,甚至是由旅遊部門或企業或私人等代為行使管理權。

謝辰生深惡痛絕地説,陜西省首開改變秦始皇陵文物保護單位管理體制,交由旅遊企業經營的先河,流毒全國。這種遺産的高品位與遺産管理者的低素質之間的鮮明反差,深深影響了世界遺産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

遺産保護管理經費嚴重不足的現狀一度讓人以為問題出在了資金上。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謝凝高説,“現在景區的門票收入很高,動輒上千萬上億,用這些錢來保護文物綽綽有餘。關鍵是大家都把世界遺産當‘唐僧肉’,誰都想要分一口。”

謝辰生説得更直白,“我一直認為文物保護不是資金問題,主要是觀念問題。現在有很多人是有錢的,北京恢復永定門用了18個億,説沒錢是假的,錢沒用到刀刃上是真的。”

鋻於目前國內世界遺産管理條塊分割、很難統一的現狀,謝凝高多次呼籲由國家把世界遺産集中管起來,成立國家遺産局,總管各種世界遺産。

“世界上很多國家遺産保護基本上是政府主導。這種管理體制職能集中,責任明確。同時,能夠有效避免來自地方和其他方面不利於遺産保護的干擾因素。”

專家的想法有些一廂情願。郭旃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在國內建立一個統一的機構來管理世界遺産還很困難,基本上不太現實。最為可行的辦法是建立專家諮詢委員會,申報項目經過專家審核,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郭旃還透露,國家正在準備出臺一部關於世界遺産保護的法律,謝凝高一直呼籲的“保護性法規應該在開發性法規之前制定”總算快有結果了。而謝辰生則意味深長地説,越是市場經濟,越要加強管理,我們要警惕“偽市場經濟的陷阱”。

年近90高齡的鄭孝燮一言以蔽之,“光有有識之士還不行,還得有有識之官。”(陳 冰)

新民週刊2004年07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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