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俞平伯先生是在1964年9月。那時，我剛從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工作。在學校時，我已考上了趙景深先生古典戲曲專業的研究生，並參加了由趙景深先生任社長的上海崑曲研習社，向趙先生學習崑曲。記得我當時學會了《長生殿》“小宴”一折中的“粉蝶兒”，以及《玉簪記》中“秋江”一折。本來我應留在母校讀研究生的，可是當宣佈分配名單時，我卻意外地聽到我被分配到文學研究所工作。離滬前，我向恩師趙景深教授辭行。我問老師：“您怎麼不收我這個學生了？”老師慈祥地笑了，說：“不是我不願收你，是因為你有更好的去處。”他說，他招研究生，可是沒有分配權。現在本科的分配方案中有文學研究所，這是全國文學的最高學府，是許多學子夢寐以求的單位。“你讀我的研究生，將來畢業後，也未必能分配到文學研究所。正好你師兄鄧紹基為文學所到復旦來招人，我就把你推薦給他了。”我這
才解開困惑一時的謎團，更為老師對我的一番良苦用心而深深感動。我至今記得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到文學所工作，能得到深造和鍛鍊，比讀我的研究生強。我相信你在學術上定會有所建樹。”
我對老師說，我喜歡崑曲，離開了上海崑曲研習社，我無法學崑曲了。老師說：“文學研究所的俞平伯先生在北京也辦了個崑曲研習社，由俞先生任社長。你到了北京後，可以去找他，加入他那個崑曲研習社。”說著，他寫了兩封介紹信，一封給鄧紹基先生，請他關照我這個師弟，另一封給俞平伯先生，介紹我加入北京崑曲研習社。我接過這兩封介紹信，感到老師慈父般的關愛暖遍了全身。
1964年，正處於“文革”前夕，那時候，極左思潮已如烏雲般翻滾在中國大陸的上空，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張春橋在內部一次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對文藝工作的兩條批示，並說批判封資修是當前思想戰線上的重要任務。和我一起分到文學所的同學勸我別去加入什麼崑曲社了，“也不看看現在是什麼政治形勢！崑曲，那是封建主義的東西！”可是，我太喜歡崑曲了，不顧同學的勸告，還是去拜訪了俞先生。
那時俞平伯先生住在皂君廟一處四合院裏，稱老君堂。那是一個秋日的下午，我推開虛掩的院門，走進院中，只見庭院裏左右兩邊各有一株桃樹和梨樹。正是初秋季節，樹影婆娑，陽光斑駁，回廊杳無人跡，四週靜寂無聲。我還在觀望，一顆黃黃的熟透的梨子“啪”的一聲掉在青色方磚地上。此情此景歷歷如畫，在我的記憶中一直留存至今。
見了俞先生說明來意，並呈上趙先生的介紹信。俞先生摘下深度的近視眼鏡，把介紹信湊到眼前仔細觀看。我端詳著俞先生，只見他個兒不高，瘦瘦的身材，方方的臉龐，頭髮稀疏，幾近禿頂。我心想：這就是被毛主席批判過的大名鼎鼎的俞平伯！
俞先生看過介紹信，向我詢問趙景深先生的近況。最後，他不無惋惜和遺憾地告訴我：北京崑曲研習社解散了！
看來，這也是因當時嚴峻的政治形勢所致。
不到兩年，一場空前的劫難“文化大革命”終於爆發。
儘管俞先生在各種場合一再懇切地表示，心悅誠服地接受毛主席的批判，決心努力改造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但是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代，他豈能倖免于難！他的罪名從“資產階級紅學家”上綱為“反動學術權威”，罪證就是毛澤東批判過的《〈紅樓夢〉研究》。他被揪了出來。
那時，外邊來的紅衛兵常常要到我們學部揪“黑幫”遊街示眾。每逢此時，便是“牛鬼蛇神”們最揪心、最痛苦的時候。古話說：“士可殺而不可辱”，而他們卻必須忍受人格和尊嚴遭到粗暴的侮辱和踐踏。記得有一次紅衛兵押著“牛鬼蛇神”們遊街示眾。“牛鬼蛇神”們被強迫戴上各式各樣的紙帽子。所長何其芳，“保皇派”保的“皇”，戴皇帝的冕旒，平頂冠，挂著流蘇，手拿一面紙旗，上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從英國回來的吳世昌先生，被斥責為“假洋鬼子”，給他戴上博士帽。還有的戴上烏紗帽、員外帽等等。而俞平伯先生，則從“資產階級紅學家”一變而成為“封建餘孽”了，給他戴上傘形清朝官帽，把掃帚抽下幾根插在帽後當翎子。在20世紀60年代中葉，在中國首都北京，在全國的最高學府哲學社會科學部，一群舉世聞名的學界精英，戴著各種稀奇古怪的紙帽子，被一批愚昧無知的狂暴的紅衛兵驅使著當猴耍，這是一場鬧劇，也是一場悲劇。
遊街完了，接著示眾。紅衛兵小將挨個審問“牛鬼蛇神”。輪到俞平伯先生，紅衛兵厲聲喝問：“叫什麼名字？”
俞平伯有點結巴：“叫，叫俞平伯。”
“寫過什麼毒草？”
“我，我寫過《〈紅樓夢〉研究》。”
因為結巴，“研究”兩字，小將們沒聽清。
“啊！原來《紅樓夢》就是你寫的！”冤有頭，債有主，小將們總算找到罪魁禍首了。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紅樓夢》不是我寫的！”俞老先生更結巴了。
“剛才還說是你寫的，轉眼就不認賬，真不是玩意兒！”小將們套用了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臺詞，還往俞老頭上掄了一巴掌。
我看著這一切，真替他揪心。但令我欽佩的是，俞老先生以鎮定的態度對待這一切，或者說，以遊戲人生的態度來接受這一切。紅衛兵把他當猴耍，然而他何嘗不是在觀看紅衛兵的表演呢？
在“文革”中，紅衛兵破四舊，把原有的街道、衚同名稱都改成諸如“東方紅街”、“反修衚同”等“革命性”的名稱。而不識時勢的俞先生卻針鋒相對地寫了一本考證北京街道衚同的書。此事被紅衛兵知道後，其後果可想而知，俞先生又被狠狠地批鬥。紅衛兵小將們說，我們破四舊，你倒在復四舊，可見你復辟之心不死！
面對橫逆施暴，俞先生面無懼色，總是那麼鎮定平靜。他身體瘦弱，卻似乎能經得起最大的風暴。在那深度近視眼鏡的背後，他的眼睛只有睿智和坦蕩，沒有絲毫的乞憐和獻媚。俞先生在“牛棚”（指關“牛鬼蛇神”的地方）時寫了不少詩，其中有兩句最為大家傳誦：“三椅拼睡南窗下，黃棉襖子暖烘烘。”“黃棉襖子”指的是太陽光。這兩句詩活畫出俞先生自得其樂、其樂融融的曠達心情。我從俞先生身上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傳統的人文精神。
下幹校後，有關俞先生的趣聞很多，比如他愛吃蝦，一次去趕集，問賣蝦人：“這蝦怎麼賣？”賣蝦人告訴他一毛五一斤。俞先生不懂行情，還以為是一毛五一對，就買了十對，卻付了十斤的錢。賣蝦人樂壞了，此事也就不脛而走，流傳開來。後來老鄉們漸漸知道，俞先生是毛主席點名批判的大知識分子，出於好奇，於是不斷有人去他住的房子前面探頭探腦，想看看毛主席批判的人是什麼樣子。為了減少打攪，俞先生買了好多黍桿，用繩子在房子周圍築成籬笆。不料第二天一早，籬笆消失了，地上卻渣滓狼藉。原來俞先生買的是甜黍桿。又有一次，幹校因老鄉經常偷糞，派俞先生去看守廁所。俞老先生端了只凳子，坐在廁所對面的墻腳下，一邊曬著太陽，一邊遠遠地看著。眼見老鄉們在他眼皮底下公然進廁所，一擔擔地往外挑糞，而他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做沒有看見。他也只能如此。他，一個瘦小老頭，面對幾個身強力壯的青年農民，他又能怎樣？真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說不清。再說，這地方土地貧瘠，老鄉生活也實在太困難。我想俞先生之所以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必是對老鄉動了惻隱之心了。
後來，幹校從息縣遷到明港軍營，不搞生產，只搞運動。那時候，會前會後要唱革命樣板戲，這教唱樣板戲的任務就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時，八個樣板戲的主要唱段，我差不多都能唱。我能教唱老生、老旦、青衣、花臉的唱段。想當年，我向俞先生學唱崑曲，沒學成；想不到在明港軍營中，俞先生坐在人群裏向我學唱樣板戲。看到擅長唱崑曲的俞老先生如此認真地、有板有眼地學唱革命樣板戲，我覺得這真是富有戲劇性的一幕！
回到北京後，我和俞先生見面的機會就少多了。他搬到南沙溝後，我只拜訪過他兩三次。有一次，我向他求墨寶，他慨然應允，揮毫寫下一律，字體是清秀的行書。詩如下：
故人邀我作東遊，
喜得年時及早秋。
三面鬱蔥環碧海，
一山高下盡紅樓。
沙溫浪軟飄情侶，
燭暗弦低含舞儔。
此夕憑虛君不見，
萬千燈火佔齊州。
昔壬申年遊青島雜詩之一，丙辰初冬仍錄以應士傑同志屬正 俞平伯
《中華讀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