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五大學生"領袖"今何在?

他們在“文革”期間曾叱吒風雲,獨領風騷,是不可一世的學生“領袖”。他們的名字,對於從那個年代走過的人來説,也是耳熟能詳。

當他們為過去的行為付出了慘痛代價後,如今,又身在何處?

亂世狂女聶元梓

聶元梓因為一張大字報,成為“文革”風雲人物。她先是當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繼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見百萬紅衛兵和群眾時,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受到毛主席的接見。聶元梓曾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組長,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候補中央委員。

聶元梓和軍師們策劃搶了三個“頭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聶元梓的授意下,他們寫報告給康生,誣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為叛徒。這些老同志相繼被捕入獄。其中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同志被折磨致死。第二是誣陷朱德委員長。聶元梓召集手下幹將,炮製了《歷史的偽造者、反黨野心家—─再評〈朱德將軍傳〉》等三篇反動文章,刊登在《新北大報》上,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第三是貼出全國第一張公開炮打鄧小平總書記的大字報,誣陷鄧小平同志是“全國第二號最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與其同時,聶還加緊了對鄧小平子女的迫害。鄧樸方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和申辯的權利,開除黨籍,刑訊逼供。鄧樸方採取了當時惟一可行的方式來表示他的憤慨和不平。他從樓上縱身一跳……

1969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不久的聶元梓被發配到江西省鯉魚洲北大分校農場勞動。她往北京寫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聶元梓被隔離審查,限制行動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華印刷廠參加勞動,吃住在廠。1975年轉到北大儀器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鋃鐺入獄。

聶元梓的個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歲時同第一個丈夫離異,主要是迫於政治上的壓力,1966年同第二個丈夫結合,又是淡而無味的婚姻。“文革”時,她違心地領著紅衛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後,丈夫前妻的兒子找到北大來論理,她還躲著不敢見,並暗地裏指使紅衛兵:“他們不是好人,轟出去。”從此,她和第二個丈夫脫離了關係。聶元梓在73歲那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地派女傑譚厚蘭

譚厚蘭曾是北京的大學紅代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委會常委。

大學的造反派曾分為“天派”、“地派”,譚厚蘭與王大賓結成“地派”,插手北京市各高校,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武鬥。

一天,康生把譚厚蘭找去,讓她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譚厚蘭帶領井岡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們共毀壞文物6000余件,燒燬古書2700余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歷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70余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1968年7月28日淩晨,譚厚蘭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嚴厲批評了他們光搞武鬥,不搞鬥、批、改。次日,首都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北師大,譚厚蘭被拋在一邊。1968年10月,她作為大學生,被分配到北京軍區某部農場勞動。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運動開始,譚厚蘭被調回北師大隔離審查,交代問題,從此失去了自由。1975年8月,對她的審查結束,她被安排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這時,她反省自己前幾年的所作所為。在工廠,她不言語,埋頭苦幹,老老實實接受管教。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譚厚蘭。在監獄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發交代,證實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做出了對譚厚蘭免於起訴的決定。1981年,譚厚蘭檢查出患有宮頸癌,被保外就醫。9月,又允許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譚厚蘭靜靜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後路程。這年,她才45歲,沒有結婚。

王大賓幾度風雨

1966年大學畢業前夕,王大賓狂熱地投入到那場席捲全國的“造反運動”中,拉起一支龐大的隊伍,並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組相中,成為當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地派頭目”。

1968年毛主席關於紅衛兵小將要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指示發表後,這位已任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紅衛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核心組副組長、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兼政法組副組長的王大賓,被分配到成都探礦機械廠工作。

1971年,王大賓因“516”問題被押回北京地質學院隔離審查,並被開除了黨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關押在武漢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賓獲釋出獄返回成都。之後,他先在一個街道辦的商店當臨時出納,後來被一軍隊辦的貿易公司聘為副經理。1985年秋,在有關部門的關照下,王大賓又回到了成都探礦機械廠搞釬具,每月工資69元。

1973年,王大賓在受審查期間患了嚴重的胃病。當時他的女朋友聞訊從成都趕到武漢,為他熬藥送飯。他們于同年底結婚。第二年,添了個女兒。1983年,王大賓的前妻調回原籍深圳,王大賓卻因故調不去,雙方協議離婚。1987年夏季,有人給介紹了都江堰市婦幼保健站的醫生劉素芬。初次見面那天,王大賓首先送上一份別致的“禮物”——自己關押受審的材料。劉素芬比王大賓小8歲,是共産黨員。一年後,他們在劉素芬的單位宿舍結婚。

王大賓後來曾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釬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還兼任中國鋼協釬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他的公司生産的拳頭産品已出口香港、東南亞和澳大利亞。

天派“領袖”韓愛晶

“文革”開始後,韓愛晶在去國防科委“請願”靜坐的28個晝夜中,空前活躍而堅定,一躍成為名噪一時的北航“紅旗”戰鬥隊的“總勤務員”(即總司令的代名詞)。

“大鬧、大名、大權”是“造反當官”的三部曲。韓愛晶審時度勢,把矛頭直接對準了劉少奇同志。1967年7月26日,他與北京建工學院“新八一”聯合成立了“揪劉火線總指揮部”,以召開批判會和逼劉交出第二份認罪書為名,調集了幾十個單位數千名群眾圍堵中南海各門。幸虧周總理採取了強制措施,才平息了這場軒然大波。

韓愛晶為了擴大影響,先後派出數百人,以“調查組”、“聯絡站”等名義,在全國35處插手當地運動。他還成立了專門對付部隊的“全國動態組”。1967年4月,北航“紅旗”赴武漢調查組、蒐集整理上百頁的黑材料交給當時“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為王力一夥誣陷武漢軍區,製造震動全國的特大冤案提供了炮彈。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間教室裏,韓愛晶寫了自己歷史上最骯髒的一筆。這個小型“審鬥會”審鬥的是功勳卓著的老帥彭德懷。當時彭總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線副總指揮。韓愛晶非法強行揪回彭老總,聲稱“審鬥會”要“刺刀見紅”。會前,北京衛戍區的同志奉命向韓愛晶宣佈了周總理“不準打、不準搞噴氣式、不準掛牌子、不準遊鬥、不準開萬人以上鬥爭大會”的五項指示,韓愛晶卻聲稱“周總理的指示已經過時”,帶頭對彭老總逼供和毆打。他們逼迫彭老總在他們寫著“反對毛主席”罪名的紙條上簽字並寫“認罪書”,剛直不阿的彭總據理駁斥、拒絕簽字。韓愛晶惱羞成怒,先後7次將彭總打倒在地。使彭總前額被打破,左右兩側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內傷。一個星期後,北航又召開了數萬人的“批斗大會”,不顧彭總的嚴重傷病,會上對彭總搞“噴氣式”,會後又掛牌遊鬥,並再次毒打彭總,連陪鬥的張聞天同志頭部也被打成血腫。

在林彪、江青一夥的授意下,韓愛晶率人誣陷和企圖打倒徐向前,綁架、迫害了張平化、葉飛、徐海東等人……,同時,他們在北航院內設立了名為“隔離室”的監獄18處,先後立案審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關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機關正式逮捕了韓愛晶。1983年6月,依法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力3年。

造反“司令”蒯大富

1968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華提出要趕走工作組。結果,清華大學在工作組領導下進行了多次反蒯鬥爭,蒯大富被開除團籍。7月18日,形勢急轉,毛澤東指示:“不要工作組,要革命師生自己來搞。”康生指示從清華大學接來蒯大富參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的“文革積極分子”大會。很快,蒯大富成為清華井岡山的頭目,人稱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組織井岡山兵團幹了一件轟動全國的事——“智擒王光美”。他們詐稱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在路上被汽車壓斷了腿,需要截肢,把劉少奇和王光美騙到醫院,然後將王光美綁架到清華大學。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華大學召開了批鬥王光美的大會,彭真等人也被押來陪鬥。從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領導下,清華大學武鬥一直沒有停息,這就是著名的“清華百日大武鬥”。武鬥中死傷多人。

7月27日,工宣隊進入清華,宣傳制止武鬥。蒯大富決定以武力抵抗,不讓工人進校。造反派手持長矛、槍支、手榴彈,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隊襲擊,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傷。毛澤東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見五大學生“領袖”,點了蒯大富的名。會後,五大學生“領袖”回到學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寧夏青銅峽鋁廠當了一名電解工。

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點清查對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華受審。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總廠東風化工廠勞動。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釋放,回到青銅峽鋁廠。1992年,他和妻子來到了山東省蓬萊市司家莊振興實業總公司。蒯大富被任命為總公司總工程師。

《解放日報》   200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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