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文化中國”之形色
朱學勤

這種文章對作者來説,首先是個諷刺。作者不反對文化研究,卻從來反對“文化熱”,反對“文化決定論”,尤其反對以文化解釋中國、以文化強盛中國所謂“文化中國説”,可稱“三反分子”。不幸為情面裹挾,每到年底就被拉到這種版面來“交卷”,而且恰好評論的就是這個“文化中國”!聊以自嘲同時又能破題的説法,大概是這樣:編輯居心不良,看中“三反”立場,認為由這樣的人來評論文化,既懲罰了他本人,也敗敗“文化中國”之“虛火”,一箭雙雕,惡作劇也。

這樣一來,我這裡涉及的“文化”,就不是某些文人包羅萬象的“深刻原因”了,恰是需要其他原因來解釋的次生現象,而且雜亂無章。雖如此,也得依官方管理“文化”分四個大“口”的習慣,“科、教、文、衛”——還有一個“體”,一口一口地理出順序。最後這個“體”,因篇幅不夠,只剩下三言兩語打發,何足道哉?

一、“格致翰林”如此,“人文翰林”如彼

科學界第一新聞,應該是中國科協主席、中國科學院前院長周光召,在上海一次會議上建議,改革現行的院士制度。其他院士也紛紛對院士制度發難,批判現行制度倣行官本位,腐敗叢生,水準下降,由此發生“院士制存廢”爭議。爭議言猶在耳,出乎眾人意料,人民日報12月23日報道:中國社科院將産生首批學部委員,社會科學也將設“院士”,今後每兩年增選一次!

院士制來自歐洲法國。中國第一位駐外大使郭嵩燾,于光緒四年(1879年)6月在巴黎會見法國科學院院長斐索等人,無以名之,遂在日記中稱“格致翰林”,這就是“格致翰林”的由來。可見這一稱呼,是按照科舉制“套級”套過來的,一開始就散發著中國特有的官本位氣息。

1946年中央研究院商議組成人員名銜,曾有“會員”、“院員”、“學侶”、“院侶”、“院士”多種選項。查竺可楨日記,當時有歷史學家傅斯年提議,中國文化傳統中,以“士”為雅為尊,不妨稱“院士”,眾人欣然接受。至此,這一外來學銜多少洗褪一點“官本位”遺傳。

1981年5月中國科學院召開第四次學部大會,議決學部委員制向蘇聯科學院院士制取齊。胡喬木擔憂此舉強化學部委員制而擱置“院士”制,遂于5月19日給中科院領導方毅、李昌寫信:“希望學部會議千萬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院士制度是世界通行幾百年的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用學部委員代替。兩者性質很不相同。如科學院否決了,社會科學院即不便單獨推行,這實是國家一級的問題,務懇考慮。”這是要在“格致翰林”之旁,倣行“人文翰林”的由來。發信次年,胡喬木當選政治局委員,隔一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擬行院士制。1993年10月,國務院正式行文,在全國建立院士制度。從上述人民日報報道可見,胡喬木當年為社科、人文界預留“人文翰林”的想法,事隔14年,今日終於實現。

這14年是科學界“院士制”從無到有的14年,也是從有口皆碑到眾人詬病的14年。科學界相比社科人文界,歷來風氣較好,遴選標準也相對客觀,即使避免不了行政權力干涉,但也有限。即使如此,院士制到了第12年即迅速敗壞,敗壞到了連院士自己都無法忍受的地步,好端端的“院士”,成了“怨士”!在此情況下,將院士制匆匆推及社科人文界,後者遴選標準遊移不定,學科配置又散佈于行政權力附近,一旦開選,將會出現多少“可驚可異之怪現狀”?社科、人文是“五路大軍”:高校、黨校、軍校、社科院、政府研究部門,泥沙俱下,雞犬之聲相聞,不可謂不壯觀。

我這裡且不説那些亦官亦文的“雙肩挑”者,只説這個“雞”。“雞”者,“矮腳雞”也,緣自善良人士曰:“此舉將推動中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大發展,結束後者低人一等的矮腳雞狀態”。誠然,“矮腳雞”們在研究能力與人格尊嚴上並不低人一等,個別接近自然科學特徵的學科,並不是不能趕上國際同行。但就整體言,“矮腳雞”之所以“矮”,是遠遠落後於國際同行。現在當然好,既有“格致翰林”又有“人文翰林”,“文化中國”,品種齊全,猗歟盛哉!是更深刻地戕害“中國文化”,還是“推動中國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大發展”?不消再等“12年”,自會大白于天下。

二、賀衛方罷招,陳丹青請辭,張副部長一怒震天下

2005年度教育新聞,以此三則較為搶眼,前兩則經紙媒報道,引發網路熱議,後一則先見之網路,後引至報端,輿論一面倒。

賀、陳二氏招針對的是公共課考試以及保薦直升制,直指高教領域兩個核心制度環節,前者助長僵化,誤人子弟;後者助長腐化,害人子弟。清華領導較為乖巧,以沉默應對。北大法學院負責人出來回應,卻是個“淡化”,暗示罷招之舉,是因為賀氏本人學科點“冷門”,招不到研究生所致。

該負責人本身是2004年“甘朱事件”當事者,當初自我辯護曾抬出制度原因,贏得很多人包括作者同情。不料今天指責他人,卻化為個人因素,放過制度原因。這就是“文化中國”特色之一:每當有制度問題出現,要麼是向上走,上升為形而上泛論,將問題“文化”化;要麼是向下走,下墜為形而下個人影射,將問題“庸俗”化。最難堅持的是貼著問題討論,緊盯著制度本身。賀、陳二氏白生氣一場,後來是不了了之,果然再無下文。雖如此,此事也有積極意義。高教大躍進,普降甘霖,降下暴風驟雨般科研經費,先是人搶錢,後是錢搶人,很多人擔心知識分子開始第二次握手,握的是金錢之手;在此形勢下,居然冒出個罷招者賀衛方、辭職者陳丹青,雖是個別人,卻讓人看到了希望:金錢雖普降,淹死很多人,不是所有人。

退休前,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5次發怒,勇氣來自“反正我也要退了”。2005年6月2日,張保慶答網友問,説教育部歷來堅決反對教育産業化。這是他發飆前奏。

8月29日的新聞通氣會上,張保慶放出從政生涯最後也是最猛烈的一炮,他點名斥責天津、海南等八省政府不落實助學貸款,引起了公眾巨大反響。這可能是1949年以來“條”上的部級幹部第一次公開怒斥“塊”上的省級衙門,不僅可為研究教育史的朋友錄為珍貴史料,也可為研究中國改革的政治學朋友注意。

此後,張副部長意猶未盡,又即興點評中國教育的亂收費問題:“我調查的結果是,中小學亂收費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亂收費。不是學校在亂收費,都是地方政府逼著學校亂收費。而高校亂收費主要責任在高校本身,是高校的領導在變相亂收費。”

9月7日下午,他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就“國家助學貸款實施情況及有關政策解讀”與網友線上交流。張副部長披露:“這項政策是1999年開始試點,2000年開始展開,到現在接近6年了。六年來,國家助學貸款速度是慢的,六年來,我們總共累計貸出了123億,有154萬大學生受益。去年新機制政策調整之後,儘管我不滿意,但是應該説到去年國家助學貸款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因為去年8月到現在,一年多一點,應該説貸出了52億元,有15萬元大學生受益。去年一年貸出了52億元,過去多年累計下來是123億元。”這個“123億元”,很好記,對比中國一年公車消費總額“3000億元”,則更好記。臨行,他以具體數例駁斥阻滯“助學貸款”的藉口“大學生還償貸款誠信不夠”,並對自己管轄下的高校開炮:“高校不承擔助學貸款風險是行為不端!”2005年9月秋季開學,他的退休時間到了。現在,中國的許多貧困學生依然在為上大學發愁:“張爺爺退了,我們怎麼辦?”

教育成為中國的“國難”,已經説了多年,再説下去,當成“國哀”,説者自會覺得無趣。我這裡只能就助學貸款專項問題,補充一個“陳爺爺”的故事。

作者在國外訪問時,專業之外好讀閒書,忽一日捧讀陳立夫回憶錄,眼前一亮。陳立夫説他為官一生,最為得意的“創新”就是這個“助學貸款”:抗戰後期,他曾經擔任過一屆教育部長,當時,在四川後方讀書的大學生多半交不起學費,嗷嗷待哺。他心生一計,以助學貸款的名義從重慶政府“騙”出一筆專款,資助這些窮學生完成學業,明知道這批貸款很多年後收不回,卻有意為之。部長考慮是,這批專款肯定會有更大的報償,其中一定會飛出一兩個金鳳凰。果然,50年代後期,接受這批貸款的大學生中出現了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楊振寧……

這個“陳爺爺故事”,我曾在今年早些時候反駁楊振寧説中國現在的大學教育很成功,在文章中引用過,希望他不要忘記當年是怎樣讀出大學的。某報全文照登,惟獨刪去了這個“故事”。今再次引用,希望《冰點》編輯不再刪略,也算我為張副部長送行?

三、儒學乎,儒教乎?

我曾將2004年稱之為“文化保守主義年”,不幸一語成讖,“儒學”某一支今年開出“天價”,要把“儒學”發展為“儒教”,再將儒教發展為“國教”。相關事件大致有:

——先一年,有王蒙等在人民大會堂發表《甲申文化宣言》,內容平淡無奇,只是地點選得好,引人側視;

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國學院院長紀寶成因使用“脊續”一詞,引發該詞是否錯別字爭論;有儒生突破孔夫子“人不知,己不慍”,以後用現代術語夾古漢語開罵批評者:“情商智商低下”,“已經患了精神上的失憶症(薛涌)或‘分裂症’(袁偉時)。前者惟西洋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為一黃皮膚白內心的‘香蕉人’;後者不知所言,卻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為一無種無姓無國家無民族的‘太空人’。薛、袁二氏,沒心沒腦,誤國誤民,乃國之大姦,國人鳴鼓而攻之,斯其可也!”

大儒鄭家棟因多次帶婦女出境,涉嫌偷渡,有司羈押。案發後又起爭論,有認為鄭案乃個人觸犯刑法,此事與儒學無關;有認為儒學並不是與倫理行為無涉的其他學科,恰好是倫理學,鄭案對儒學倫理信譽大不利,猶如教會、教士之醜聞;

祭孔越演越烈,山東地方政府出面,施施然有古服、古禮;各地起而仿傚,祭舜、祭堯、祭炎帝,隨祭者眾,頗有人氣;

商界成立“中國國學俱樂部”,北大開辦““乾元國學教室”,俗稱老闆班,年收費2.4萬元。有好事者曰:儒學坐上“商務艙”;

國情專家康曉光發文,認民主、自由、憲政皆西來污染,當務之急不是民主與法治,也不是政體改革,而是尋得聖賢,倣行“仁政”;

緊鑼密鼓處,終於有大儒破壁而出,倡言新稅種:全國收儒學遺産稅,輔以強力措施種種,立儒學為“儒教”,立“儒教”為“國教”!至此,有“教義”、“教班”、“教學點”,還有“案例教學”,新“教主”也呼之欲出,“國教”近在眼前矣!

——以上“乙酉國學紀盛”,挂一漏萬,僅供一哂?

當然不能以偏概全,儒學中人並非都這樣。“學”不分東西,“儒”不分大小,但學無害。此外,對“五四”以來知識界纏繞文化爭論,將制度問題改換為文化問題,屢興大“熱”,大“熱”不止,頗感不耐,即使為胡適之發起,在下亦嘖有煩言。昔有荊軻刺孔子,今有孔子刺荊軻,假荊軻,偽孔子也,俱為平面往復,當可一視同“仁”。如有秦王立其側,可作第三者笑,這一笑,卻是真實的。我的態度是:“儒學”可敬的,“儒教”可憂的,倘有“國教”者,不管是誰的,都要反對的!

文化貴在民間,民間會堂多矣,不必居高而臨下;如有意識形態真空,肉食者自會謀之;倘要憂天下,可行“素食主義”,不沾葷與腥,方為庶人敬。今若身居“國會山”,旁依眾大款,起孔孟于九泉,能不涕零乎?

國教者,禍國之教也。放棄國教,或能長治久安,倣行國教,必起無數爭亂。英國革命起因之一,即為雙方爭國教,爭出個內戰連連,血流飄杵。革命結束,立刻製定《寬容法》,禁止議會立法令臣民信仰統一。1787年美國費城憲法,是與1791年第一修正案“捆綁式公投”:國會無權立法干預公民信仰自由。自此,英國有400年太平,美國有200年平靜。揆諸中土,也是如此:四海定於一“統”日,正是孔孟蒙難時。諸公身經“文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乃儒學箴言,斷不敢遺忘乎?

但凡文化遺産,有“傳”亦有“統”。有“傳”者無“統”,有“統”者無“傳”,重“傳”者不重“統”,重“統”者不重“傳”,“傳”乎?“統”乎?傳“統”乎?能不慎乎?

四、高耀潔與批判知識分子“入世”

漢語的麻煩就在主謂不清。這個小標題後半截很容易被釋讀為“批判”那些贊成“入世”的知識分子;恰相反,是“批判型”知識分子也在鬧“入世”,由此與衛生界德高望重的退休老人——中國抗艾第一人高耀潔教授,鬧出一段彆扭。本年度衛生新聞很多,坊間有説:“食物基本有毒,醫生基本無用”。550萬元的天價醫療費也開出了。但有“文化含量”者,筆者孤陋寡聞,只找到這麼一件,或可細説。

事發于高耀潔發表聲明,已獲“全球婦女爭評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卻又拒絕提名。傳媒報道甚多,海外媒體如香港及加拿大也有反映。但站在客觀、中性立場上全面報道還是見之於《望東方週刊》(11月10日),現據此摘要如下:

緣起:發起方“聯會”,總部設瑞士。該“聯會”主旨是要為“諾貝爾和平獎評審會”上報三位提名人。香港嶺南大學劉健芝為“聯會”中國及蒙古地區統籌人。韓少功等知名作家均應邀擔任評委,《讀書》雜誌10月份做了一個專題。8月2日,高耀潔收到劉健芝等來信,祝賀她入選“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通知她12月份在昆明召開一次108位獲提名婦女的交流會,因經費不足,詢問她是否有能力並樂意贊助一些經濟緊張的婦女出席會議。

“一項評選活動為什麼要向被提名者要錢?”高耀潔立起疑竇。自投身抗艾以來,老人始終為兩個方面困擾:地方官府打壓,民間騙子包圍。遂寫信給“聯會”大陸地區聯絡人韓曉寧,一開始還是“婉拒”:以身體不好為由申請退出。韓曉寧回復説,名單已經上報瑞士“聯會”,不可退。見“退出權”被剝奪,老人不得不將此事公諸於網路,爭議遂起。

疑點:韓曉寧的單位身份涉嫌造假;被提名者真實身份也受質疑;參與評選工作的“志願者”成為“入選者”;列名評委者並未參加評選,只是在寄來的名單上畫圈;最後是經費花銷可疑,卻不向質詢者公佈賬目,等等。

批評:媒體曝光後,《東方早報》發表王曉漁署名評論,指出這一活動是由南北兩家批判型知識分子雜誌做輿論推動,這就是“批判知識分子”這一稱呼之由來:

2004年第4期《天涯》雜誌刊登了“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專題”,2005年10月號《讀書》雜誌不僅推出劉健芝、戴錦華、陳順馨的三篇文章,“編輯手記”還對此做出高度評價:當爭評活動將千千萬萬普通女性的故事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們不是看到了這個世界裏的真正的和平力量嗎?這的確是“尋常中閃耀的和平的希望”——也是我們這個世界裏惟一真實的希望!惟一、真實、希望,這三個詞語把“爭評活動”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仿佛其他知識分子的工作都是“無用功”,只有他(她)們的這個活動才有價值。

《天涯》前社長韓少功、《讀書》主編汪暉均為大陸地區的“舉薦與顧問委員會”成員(AdvisoryCommitteeForRecommendations)。獲得提名的名單,還包括前《讀書》總編輯董秀玉。或許會有人認為,董秀玉獲得提名,《讀書》雜誌應該回避,不再介入這項活動。我對此不願深究,所謂“舉賢不避親”,一向是中國的傳統美德。

僅此可能還構不成“鬧劇”一説。讓人不解的是,王安憶女士早在7月份便在報紙上明確否認獲得提名的消息,稱沒有接到任何相關的通知。10月10日,在新語絲網站,也刊出高耀潔教授再次聲明退出所謂“全球千名婦女爭評諾貝爾和平獎”活動的錄音整理稿,稱這種活動基本是“一場騙局或鬧劇”。更為匪夷所思的是,該活動的大陸地區聯絡人居然告訴高耀潔名單已經向全球公佈,提名無法退出。時至今日,在該活動的主頁(www.1000peacewomen.org)上,王安憶和高耀潔的名字也赫然在目。

即使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有權拒絕領獎。但是,一個由批判知識分子負責組織的活動,居然無視被提名者的意願,強行“綁架”她們參與這個活動,不知道《讀書》編輯在什麼意義上認為這是“以介入的方式、以自身的政治去推動對於什麼是和平的全新的理解”。

回應:針對上述程式性質疑,《讀書》主編汪暉發表《現實的幻想與幻想的現實》一文:

你到底要什麼?什麼才是你的“現實”?從文章的邏輯來看,他能夠回答的大概除了最為現實的“秩序”,就是維護這個“秩序”的“程式”!

這樣的指控本不值得回應,但這個爭評活動的意義卻值得澄清。在我看來,這個活動的真正意義從一開始就不是“得獎”,而是呈現與這個秩序及其程式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故事;這些文章從一開始就不是要表彰什麼偉大人物,而是為了讓那些一心要維護這些創造偉大人物的秩序的人不舒服;這個事件從一開始就不是要去維護這個現實及其秩序,而是要讓這個最為現實的秩序及其程式暴露出它的虛幻性。

然而,在圍繞這個活動的爭論之中,惟獨聽不到的是對諾貝爾和平獎及其結果的討論和質疑。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巴拉迪和國際原子能機構,我們沒有聽到這些論者的評論,大約很安心。在那一期的編輯手記中,我説過我從根本上懷疑這個獎的意義———這並不是對所有候選人的懷疑,而是對和平獎所代表的‘和平’概念的懷疑(以下是對巴拉迪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獲獎的質疑,因篇幅較長,此處從略)。

在對什麼是“現實”、什麼是“幻想”的理解上,我和那些指控“批判的知識分子”為“超級幻想”的人的確站在兩個世界裏。這次評獎活動及其引發的爭議正好構成了一個事件:如果這個事件能夠讓那些長久以來被壓抑的人、聲音、故事在這個片刻展現出來,我們就能夠看到那些擾嚷之聲所要維護的秩序是多麼的不真實——那不是肥沃的泥土,而是長不出和平之樹的灰塵。

尾聲:汪文發表後,有讀者繼續質疑,並聯想到2001年“長江讀書獎”幾乎是同樣的人發生同樣的程式性問題,“歷史何其相似”?也有兩邊勸和,但也指出汪文不該回避程式問題,轉移視線。“長久以來被壓抑的人”高耀潔女士,頑強發出她的“聲音”:

我只希望組織者能夠正面地、直接地對下列疑問做出回應:一、公佈活動期間所有收支賬目,如果屬於公益活動,這是活動的義務之一;二、公佈投票過程,究竟哪些評委參與了投票,哪些以書面形式提交,哪些根本沒有參與;三、公佈評選過程中兩名因被多次提名而退出評委成為入選者的姓名。

我希望汪暉、劉健芝等人不要再高談該活動的偉大意義,因為對此我並無異議。但是,假借公益活動的崇高名義,卻幹著追名逐利的勾當,這樣的例子現在又何止一二?

此後靜場,高耀潔教授再也沒有得到回音,12月原定在昆明舉行的會議大概已經開過。上述“灰塵”説,大概是“塵埃落定”了。

“中國文化”本來是左傾政治的受害者,由此才有文化保守主義的回歸,並出現“文化中國”説以圖矯正,只可惜以“偏”糾“偏”,還是一個“偏”。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左傾歷程中,大多數時候是西方的老師誤導中國的學生,但也不是沒有出現過幾篇“枳”勝於“橘”的傑作。上述汪暉一文,當屬傑作之一,可令西祖瞠目于後。高耀潔質疑的那些程式性疑點,汪暉並不是責任人,很可能事先並不知曉。儘管高調評價説得過早,後來發現並不是“惟一”、“真實”的“希望”,也不是沒有改錯的餘地。如要繼續保持原身段,可以有一個自我批評;倘若改行低姿態,保持沉默也可以。錯就錯在舊錯之上,再置以一個新錯:強詞奪理,以“偉大意義”轉移人們對“程式疑點”的視線。幸虧高耀潔不是“人文翰林”,邏輯訓練還沒有忘,故不糾纏“偉大意義”。

左傾思維的通病,是將“意圖倫理”置於“責任倫理”之上,以“偉大意義”辯護“程式可疑”,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就是這樣犯下的。

五、其他

2005年度文化事件還很多,舉不勝舉。剩下不多的篇幅裏,只能以一句話評論,匆匆帶過。這裡必須聲明,有些一句話評論是我説的,有些不是我説的:

巴金逝世:朝野同悲,一方看重的是善良,一方看重的是軟弱。

李敖從台灣來大陸演講:以鬥士始,以丑角終。

超女獲獎:十指打敗了三指,一指打敗了十指。(“十指”、“三指”、“一指”,分別指按鍵盤、握筆以及手機發短信)

崔永元的憂鬱症:是央視病,不是小崔病。

南方報業集團聲明辟謠:本公司無新聞。

中國電影百年慶典(1905~2005):電影越來越多,觀眾越來越少。

全運會醜聞過多,可多説一句:

1,“一個月前我就知道了這枚金牌不是我的了!”(藝術體操比賽,中國頭號女選手鐘玲在個人全能比賽中僅獲銅牌,憤而宣佈退役)

2,“各位觀眾,江蘇隊獲得了最後的勝利,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感謝裁判!”(全運會壘球比賽,現場解説員因欣喜過度,脫口而出,中華體育史上最為黑色的“脫口秀”即此誕生)

《中國青年報》2006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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