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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我國養老問題:我們養老的錢在哪
中國網 | 時間:2005 年9 月21 日 | 文章來源:觀察與思考

中國如何面對社會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中國也不例外,建國初期中國迎來了一個生育高峰期,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兒童人口與老年人口的比例達到6:1。然而,再過幾十年,這個比例將會發生驚人的顛倒,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轉型。人口老齡化問題將很快成為中國一個直接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戰。

-觀察記者 傅宏波

社會真的“老”了嗎

根據2000年11月底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8811萬人,佔總人口的6.96%;60歲以上人口達1.3億人,佔總人口的10.2%。如果按照國際通行的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7%,即為老年型人口結構類型的話,那麼早在2000年,我國已開始邁入老年型社會。老齡化已成為21世紀不可逆轉的世界性趨勢,與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65歲以上老年人口為2620萬人相比較,47年中增長了2.36倍,年均遞增2.6%。近十年老齡化速度加快,每年以3%的速度遞增,而且80歲以上高齡人口也以平均年百萬人的速度增長。

據聯合國預測,1990—2020年世界老齡人口平均年增速度為2.5%,同期我國老齡人口的遞增速度為3.3%;世界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95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9.3%,同期我國由6.1%上升至11.5%。中國老齡化進程無論從增長速度和比重都超過了世界老齡化進程。到2020年我國65歲以上老齡人口將達1.67億,約佔世界老齡人口6.98億人的24%,全世界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中國老年人。

另據2002年人口抽樣調查顯示,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為8.2%,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7.0%高1.2個百分點。按地區分,老齡化程度以上海最高達13.4%,進入8%以上的地區是浙江11.2%,北京10.8%、天津10.7%,江蘇9.9%,重慶9.2%,湖北8.8%,湖南、廣西、四川均為8.6%,山東8.5%,安徽8.2%,遼寧8.1%,陜西8.0%,共14個省市總人口達6.9億人,佔全國總人口的54%。西北地區和雲貴藏等17個省區均在8%以下,呈現了經濟發達地區率先跨入了老齡化社會的狀況。

截止2004年底,浙江省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640.83萬人,佔全省總人口的13.96%;成都市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152.7萬人,佔全市總人口的14.6%;上海市早在5年前,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就已經達到了11.46%。

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長達幾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國用了80年,美國用了60年,而我國只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的速度還在加快。

概言之,我國人口老齡化與先期進入人口老年型的國家相比,具有老齡化發展快、老年人口數量大、地區之間不平衡、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等特點。

另外,一個普遍的規律是:發達國家社會進入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5000美元以上,有的甚至達到8000美元,具備一定的經濟實力,有能力解決老齡化帶來的一些社會問題。相比之下,2003年我國人均GDP僅為1000多美元,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很大。我國經濟發展水準尚處於世界中下水準時,老齡化程度卻已進入了發達國家的行列,呈現了“未富先老” 的特徵。

從2020年開始,中國將步入老齡化嚴重階段;2050年,中國將步入超高老齡化國家行列。

老年問題不容忽視

發達國家由於較早進入低生育率階段,兒童人口減少,老年人口所佔比例不斷上升。因此,嚴格來講,老齡化最早是在發達國家先出現的。

我國社會步入老齡化前後不到20年,不可否認,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推動和加速社會老齡化進程的主要原因。同時,由於近20年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疾病控制、衛生條件及生活品質快速提升,那種普遍存在的“少生、少死、高壽”的現象也是重要因素。

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重大社會問題。

首先,勞動年齡人口對老年人的贍養負擔加重。據一項研究測算,2000年我國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只需負擔15.6個老年人,2050年則要負擔48.5個老年人。研究認為,在未來50年中,前20年,我國存在一個低撫養比時期,這期間兒童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已經下降,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比重剛剛上升,總撫養比處在從下降到上升的低谷,呈V字形。

其次,社會保障問題突出。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楊建華説:“農村不像城鎮那樣,老年人享有各種社會保障,原先集體供養老人的制度隨著集體經濟的解體而瓦解,農村養老主要通過家庭贍養自行解決,而農村家庭養老受到他們子女本身經濟實力和是否具有孝心兩個方面的影響,老年人贍養糾紛和因贍養引起的自殺事件時有發生。農村老年人口普遍缺乏養老、醫療、照料服務等基本社會保障,因此出現老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最後看不起病的問題。這在我國中西部貧困地區尤為突出,影響社會的和諧發展和小康社會的建立。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壽命的延長,因疾病、傷殘、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顯著增加,給國家、社會和家庭帶來沉重負擔,因此急需解決好社會保障問題。”

由於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社會保障重在城鎮,城鎮職工社會保障基本框架雖已初步形成,但正經歷著未來人口老齡化的考驗。工業化城鎮化發展,使得大批農村人口轉為城鎮人口。根據建設部對城市住房需求的預測,2020年將新增城市人口2.6億,2050年將再增3.3億。屆時,城鎮化水準將達到70%。在城鎮化進程中,結合小城鎮實際情況和承受能力的養老保險辦法急需研究出臺。

第三,老年人的生活品質問題。身體健康狀況下降是影響老年人生活品質的重要因素之一,與此相關的心理、膳食和社會因素也不容忽視。研究表明,有大約1/3左右的老年人存在失落、孤獨、抑鬱、焦慮等心理問題。城市部分老年人體重超重,農村部分老年人營養不良。忽視個體在體力和智力上的差異,“一刀切”的退休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老年人才的喪失,使老年人過早處於被“養”起來的生活狀態。

“活到老,學到老”,目前我國老年教育和科學發展滯後。拿美國來説,美國從20世紀30年代就開展老年學研究,40年代國際老年學學會成立,老年學很早就引起他們的重視。而我國目前老年學的研究和教育基本上是空白。作為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老年人口大國,我國沒有一所正規的老年病醫療研究機構,人口老齡化需要的護理和照料專業人員嚴重不足。1998年我國醫護人員比為1:1.1,遠低於1952年的1:2.26,也未達到

衛生部規定的1:2,2000年我國護理人員與實際需求相比尚缺336萬。全科/家庭醫生奇缺,康復醫學發展緩慢,衰老機理研究投入嚴重不足。

空巢老人、高齡老人增長較快,老年服務和養老方式面臨挑戰,目前全國約有2340萬65歲以上的空巢老人。據調查顯示,京、滬、津等大城市空巢家庭已達30%以上。全國約有1400多萬老年人要求進入老年福利機構養老,而目前各類福利院的床位只有一百多萬張,遠遠滿足不了老年人的需要。存在養老機構總量滿足不了需要和養老院利用率不高的矛盾。

社會影響不是兒戲

老年問題對經濟的影響尤為突出。

一個國家的國民收入經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後,最終要形成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兩部分。積累基金是擴大再生産的源泉,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積累基金和消費基金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消費基金多,積累基金就少,反之,消費基金少,積累基金就多。積累基金多意味著國家和企業可以拿出更多的錢用於投資和擴大再生産,這對拉動經濟增長是至關重要的。但是,人口老齡化會導致養老經費的不斷增加,從而導致消費基金的增加,相應地就使得積累基金相對減少,這對擴大投資是不利的。加上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使得退休金總額也在不斷地上升,1978年全國離退休人員社會保險福利費用總額為17.3億元,到1997年增加為2068.3億元,19年間增長了119倍。有人預測,到2030年,這一費用將達到73219.5億元,2050年將達到182195.2億元。這個龐大的數字會對國家的財政和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困擾。

另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比重的下降,導致勞動力不足。勞動力是構成生産力的最基本的要素,勞動力數量的多寡及其在總人口中所佔比重的大小,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我國雖然已進入了老年型社會,但勞動力資源卻十分豐富,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不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現象。但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勞動力老化的問題將十分明顯,目前一大批中青年勞動力在若干年後也將步入老年,由於勞動年齡人口老化不利於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從而會對經濟發展産生不利影響。

老年問題對社會穩定也將産生一定的影響。

我國目前實行的是現收現付的養老社會保險體制,養老金是直接從企業收入中支付的,如果企業的退休人員多,企業用於養老的負擔就重,在職人員的收入就可能受影響,這樣,就可能導致在職人員的不滿,從而引發在職和退休的兩代人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而實際上,退休人員所領取的養老金,是他們過去所創造的財富的一種補償。但是,由於在實際操作上表現為直接從在職人員創造的價值中支付,所以容易引起在職人員的誤解。

老年問題對家庭代際關係也會産生一定的影響。傳統家庭,由於子女多,加之那時候老年人壽命較短,家庭供養老年人的時間相對也較短,子女供養老人的負擔相對來説也比較輕。而現代,特別是推行獨生子女政策以來而導致的“4-2-1”家庭格局的出現,導致一對夫婦要面對供養雙方的父母和撫養一個未成年子女的沉重負擔。這種負擔不僅僅限于經濟上,還包括用於照料和護理老人的時間支出上。照料和護理老人需要時間,而對於勞動人口而言,時間就意味著收入的高低。久而久之,子女對尊老愛老的道德觀念會産生排斥心理,厭棄老人、歧視老人、虐待老人的現象會增多,兩代人之間的矛盾會不斷加劇。而代際矛盾如果解決得不好,就必然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我們該如何面對

改革開放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我國老齡事業有了較快的發展。1994年12月,國家計委、民政部等部門聯合製定了《中國老齡工作七年發展綱要(1994—2000年)》;1999年10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成立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2000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又下發了《關於加強老齡工作的決定》。從新世紀開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老齡工作的決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結合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實際,制定《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十五”計劃綱要(2001-2005年)》,有力地推動了我國老齡事業的發展。老年人的經濟供養與醫療保障得到改善,老年福利、文化、教育、體育事業有了較快發展,老年人合法權益受到重視,敬老、養老、助老的社會氛圍逐步形成,老年人生活品質明顯提高,老齡組織健康發展,各級老齡工作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正在健全和加強。

但是,我國老齡事業總體上仍滯後於人口老齡化的要求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老年設施、産品、服務短缺,老年精神文化生活不夠豐富,侵犯老年人合法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老齡事業發展機制尚待建立和完善。

目前已步入老齡階段的人群,都是在60年代以前參加工作的,他們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設事業中做出了巨大貢獻,為國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財富。但他們長期以來在收入低、勞動報酬沒有全部到位、生活品質差的情況下,過度透支,提早退休。一些效益差、瀕臨破産的企業,不能享受足額的退休金和醫療保障,相當一部分退休人員生活窘迫,農村老人基本不享受社會保障。因此,無論從收入水準、生活品質和健康狀況,一億多老年人的社會生活困難問題必須加以關注,真正落實“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教、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

在城鎮,要加快建立統一、規範、完善的養老保險體系,確保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全面實行基本養老金的社會化發放;依法擴大基本養老保險覆蓋面,鼓勵發展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進一步完善基本養老金的正常調整機制,隨著經濟發展和職工工資水準的提高,合理增加基本養老金,使離退休人員共用經濟和社會發展成果;多渠道籌集社會保障基金,為應對人口老齡化高峰作好準備。

在農村,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土地保障、家庭贍養和社會扶持相結合的農民養老保障體系。農民養老以家庭贍養為主,倡導贍養人之間簽訂“家庭贍養協議”;鼓勵低齡健康老人提高自養能力;對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贍養人和扶養人,或者贍養人和扶養人確無贍養能力或者扶養能力的老人繼續完善以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為內容的“五保”供養制度,逐步提高供養水準;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對老年人的集體福利制度;根據情況逐步建立獨生子女戶和兩女戶的計劃生育養老保障制度;注意探索和解決城鎮化過程中老年人的養老保障問題,按照政府救濟和社會互助相結合的原則,構建多層次、多元化、多項目的貧困老人救助體系,對特殊困難的老人實行臨時性救助。

在醫療保健上,要完善和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按照規定,將符合條件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定點機構,服務項目納入基本醫療保險支付範圍,積極發展多種形式的補充醫療保險,逐步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探索多種形式的農村健康保障辦法;逐步探索和建立城鄉醫療救助制度,改善特困老年人的醫療條件。

充分利用城市現有衛生資源,為老年人提供預防、醫療、護理和康復等多種服務,逐步把老年人的基本健康問題大部分解決在社區;完善縣、鄉、村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改善老年人的醫療衛生條件;在老年人中普及衛生保健知識,增強自我保健能力;為老年人參與體育健身創造條件,為高齡老人和殘疾老人就醫享受優先服務。

國家在充分利用現有設施的基礎上,增加對養老設施建設的投入,通過新建和改、擴建的辦法,辦好示範性的養老設施,同時制定優惠政策,吸引社會力量投資興辦以社區為基礎、不同檔次的養老服務設施,注意以需求為導向發展護理型養老設施。

城市要有老年公寓、社會福利院、老年護理院;街道要有與老年人需求相適應的養老院或托老所,充分利用城市基層醫療機構的現有資源開展養老服務,逐步形成養老設施網路;社區要發展老年照料服務,優化老年人居家養老的社會和社區環境。

鄉(鎮)敬老院要進一步加強設施建設,服務範圍擴大到周邊地區的老年人,逐步滿足各類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同時建立管理人員定期培訓制度,服務人員培訓率達到60-80%,經過考核,持證上崗;重視整合和充分利用現有社區人力資源,大力發展社區志願服務組織,積極鼓勵在校學生以各種形式參加為老服務,形成專、兼職和志願者相結合的為老服務隊伍。

精神文化生活上,充分發揮廣播、電視、報刊等大眾傳播媒體的宣傳教育和引導作用,辦好老年文化專題節目;文學、影視、戲劇界要積極創作老年人喜聞樂見的優秀作品;新聞出版部門要重視辦好老年報刊,出版面向老年人的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大力開展適合老年人特點的社區文體活動,對各類專業性老年群眾文體組織給予支援和引導,有計劃地組織老年文藝匯演、書畫展覽等活動。

建立老年教育網路,開展適合老年人特點的教育活動,幫助老年人增長知識,陶冶情操,倡導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鼓勵老年人繼續參與社會發展,根據社會需要和自願量力的原則,創造條件,積極發揮老年人在兩個文明建設中的作用。在城鎮,要重視老年人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引導老年人從事教育、科研、諮詢以及維護社會治安、社區服務等社會公益活動;在農村,鼓勵健康老人從事種植、養殖和加工業,支援老年人自助互助,充分發揮老年人在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中的作用。

最後,應根據實際情況,抓緊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實施細則以及有關老年人社會福利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地方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加大執法力度,依法處理和打擊侵犯老年人合法權益的不法行為。逐步建立較為完善的老年法律服務、法律援助組織網路,基層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機構要設立老年人合法權益維護崗,社區要設立法律服務網點,保證老年人能夠就地、就近、及時得到有效的法律服務。對無力支付法律服務費用的老年人,按有關規定提供法律援助,給予緩交、減交或免交的優待,幫助老年人學法、懂法、守法,提高法律意識,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加強法律監督。各級老齡工作機構要履行職責,督促和協調各部門依法行政,積極配合和協助司法行政部門,做好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的工作。有關部門要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貫徹執行情況定期進行檢查。

總而言之,面對社會老齡化,國家、政府、社會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養老在中國--與專家共探

-觀察記者 傅宏波

養老是一項戰略任務

徐愛光,浙江省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會常務副會長。

觀察記者:人口老齡化日益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徐愛光: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至今,總人口數雖然得到了控制,但中國人口結構發展呈倒三角態勢。現代社會的中間力量承受著來自社會和家庭的雙重壓力,成家之後的夫婦兩人除了照顧自己的子女外還要共同照顧雙方的父母,這一現狀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國家都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嚴峻挑戰。為此,解決中國老年養老問題,是一項主要而緊迫的戰略任務。

觀察記者:為什麼説是一項戰略任務?

徐愛光:很簡單,國家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了。200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中發[2000]13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老齡工作的決定》指出:老齡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等諸多領域,是關係國計民生和國家長治久安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

老年人對經濟供養、醫療保健、生活照料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長。解決老齡問題,滿足老年人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實現老齡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促進社會公平和穩定,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項重要而緊迫的戰略任務。

觀察記者:您是研究國家人口問題方面的專家,那是否可以簡單談一下我國老齡事業發展的情況。

徐愛光:改革開放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我國老齡事業有了較快發展。老年人的經濟供養與醫療保障得到改善,老年福利、文化、教育、體育事業有了較快發展,老年人合法權益受到重視,敬老、養老、助老的社會氛圍逐步形成,老年人

生活品質明顯提高,老齡組織健康發展,各級老齡工作委員會及其辦事機構正在健全和加強。

但是,我國老齡事業總體上仍滯後於人口老齡化的要求和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老年設施、産品、服務短缺,老年精神文化生活不夠豐富,侵犯老年人合法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老齡事業發展機制尚待建立和完善。近幾年,國家頒布的相關文件、政策很多,但有些政策對一些執政部門來説,可操作性不強,因此産生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是令人非常遺憾的。

觀察記者:我國人口老齡化與先期進入人口老年型的國家相比,具有哪些特點?

徐愛光: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超過總人口的10%,人口年齡結構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今後一段時期內,我國老年人口還將以較快速度增長,到2015年60歲以上人口將超過2億,約佔總人口的14%。具有老齡化發展快、老年人口數量大、地區之間不平衡、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等特點。

觀察記者:針對這些特點,我國老人養老的出路在哪?

徐愛光:這也正是我在考慮的問題,為此我要大聲疾呼,在繼續發展現有的居家養老、社區養老和政府福利養老機構模式的前提下,必須大力推進老年福利事業社會化、産業化和法制化進程。在堅持政府主導,加大對老年福利事業投入的同時,充分運用市場機制,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廣泛參與。計劃、財政、工商、稅務、物價、國土、建設和民政等部門要制定優惠扶持政策,鼓勵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私營企業和國內外人士投資老齡事業,發展老年産業,滿足不斷增長的老年群體設施、産品與服務的需求,形成一個“立體式”的養老模式。

政府創辦的老年福利事業也要引入市場機制,並積極探索公辦民營等委託運作形式。同時,要改革內部管理體制,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品質。要對社會辦的老年福利事業進行必要的調控、規範、指導和監督,逐步形成政府引導和宏觀管理、社會仲介組織經辦運作、福利機構自主經營的管理體制。

探索一種新的養老模式

王大慶,浙江銀發實業發展中心董事長。

觀察記者:我國黨和政府早就意識到人口老齡化所造成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要求老年服務業要走社會化、産業化道路,鼓勵和引導社會各方面力量積極參與。您認為國家之所以會有這樣一個要求,其背景是什麼?

王大慶: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這幾年,老年人口急劇增加。加上目前我國養老模式相對滯後,中國千百年來傳統的居家養老模式和養老院(主要是供養無法定贍養人、無經濟收入、無勞動能力的“三無”老人)養老模式,已嚴重制約著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阻礙著現代化進程。

觀察記者:不可否認,傳統養老模式在一段時期內發揮了它特有的功能,但隨著我國老齡社會的來臨,它的相對滯後性表現在哪?

王大慶:養老院模式雖然解決了老年人集中居住、統一管理的社會化服務問題,但由於發展初期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三無”老人“老有所養”問題,所以無論是建築本身,還是管理模式都缺乏家庭生活氛圍,更談不上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質。

另外,傳統的居家養老,除不便受到社會服務外,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矛盾:首先,年輕人有財力而無精力照顧家中的老人,這不是個別現象;其次,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年輕人的新思想、新觀念與老年人傳統的行為方式形成很大反差,居家養老模式影響家庭和睦。

觀察記者:面對目前相對滯後的養老模式,我們該怎麼辦?

王大慶:老年人的特徵具有三個屬性,即自然生理屬性、社會心理屬性、生活文化屬性。中國老人特有的文化生活理念決定了這一群體養老必須既要滿足居家養老的生活氛圍,又要能夠享受到機構養老的社會化服務。這就促使我們去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新路子—老年居住社區。這種養老模式代表了中國今後養老模式的發展方向。

觀察記者:這種新養老模式與傳統養老模式相比,有什麼新的特點?

王大慶:這種新養老模式概括來講,既有家庭的氛圍又有完善的社會化服務。養老設施必須具備生活氛圍,即生活社區,能與社會保持廣泛的聯繫,老人還能參與各種社會活動,是“放養”而非單一養老設施的“圈養”。

此外,居所是“家”而非“院”,多數老人需要擁有産權,既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所,又能守望傳承子孫。在人們觀念中“家”是有生活目標的,而“院”則意味著消極等死,感覺是不一樣的。在這個“大家庭”裏,不同健康狀況的老人根據不同老人的不同發展階段,享受針對性的服務,這才是中國老人未來的一種理想的養老方式,也符合我國社會化養老的發展方向。

從物質上和精神上關注老人

楊建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

觀察記者: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新舊體制交替。社會養老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不斷發展,那麼社會養老會很快取代家庭養老嗎?

楊建華:應該説並駕齊驅吧。目前,在我國市場經濟的波動性以及新體制的不穩定性前提下,在今後很長一段時期,家庭養老將繼續發揮作用,因為經濟上贍養、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籍是養老的三個基本方面。但問題是在獨身子女政策的前提下,今後,他們作為社會的支柱力量,面對家庭和事業的雙重負擔,很難抽出時間來專門照料父母,因此出現了時下有的老人在物質上得到了滿足,但精神上普遍感到空虛。

觀察記者:現在很多人還是認為讓老人吃好、穿好就算盡孝了。

楊建華:從總體看,尊老、敬老、養老仍然是我國大多數年青一代具有的傳統美德。然而,在一些人的思想中對養老存在種種誤區,例如,就像你剛才所説的,只滿足使父母食飽衣暖,不了解他們的其他需要;有的認為老人退休後無事幹,理所當然應該做家務,導致老人負擔過重;有的認為父母有了退休金、存款後,子女便沒有贍養義務了;有的厚葬薄養,孝死不孝活等等,種種現象都存在。有一次,我去紹興楊汛橋鎮調研,結果令我很吃驚。楊汛橋鎮經濟非常發達,按理説老人應該可以住得好點,但事實是很多老人住在破矮狹窄的舊房子裏。問他們的子女,子女説老人新房住不慣,喜歡住舊房子。這在當地很普遍,人們已經見怪不怪了。這個現象我認為是不正常的,這其實牽涉到一個如何面對敬老的問題,而且這也不符合我們社會所倡導的主旋律。

觀察記者:老人精神上如果感到空虛,會帶來什麼後果?

楊建華:精神空虛就會引發很多心理問題。媒體上經常有老人離家出走或自殺等方面的報道,如果不是精神上感到寂寞他們是不會這麼做的。2004年的一個統計數據顯示,在浙江省關於贍養的案件中,有25%的案件是老人要求子女得到精神上的慰籍,這説明瞭我們雖然在物質上滿足了他們,但對老人精神上的關注還不夠。

觀察記者:那您覺得作為子女,在贍養老人方面怎樣可以做的更好。

楊建華:我覺得首先要有孝心。行孝是一種充滿愛心的行為,尊重、關心父母,在有條件的情況下,盡可能滿足父母的物質和精神的需要。説話和藹,非原則的事情多謙讓,批評和建議要委婉、耐心。

其次要盡力而為。盡孝要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既滿足老人的需要,也不耽誤工作。

當然還要有精神慰籍。物質生活有了保障之後,父母們最期盼和最渴求的是子女的精神慰籍。作兒女的能夠經常問候,日常生活伸一把手,生病時多探視,有暇時和他們嘮叨嘮叨,他們就心滿意足了。獨居老人更希望子女能夠常回家看看。讓老人精神愉快、健康長壽,比給他們貴重的金銀首飾都實在。老人問題解決得好壞得益的是三代人,家庭和和睦睦,社會也穩定了,這也是建設 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養老的錢在哪?

-觀察記者 袁華明

當我們老了之後,用什麼來為自己養老?我們養老的錢又在哪?觀察記者帶著這些問題採訪了有關部門,也走訪了城市社區和基層農村,發現問題還有不少:對於城市來説,

仍有不少人退休金不夠用;對於農村來説,很多地方仍然以傳統養老方式為主,老人晚景不甚樂觀。

退休金是最主要的經濟來源

“我們老兩口退休以後,主要還是靠退休金過日子,兒女家裏條件也一般,都是工薪階層,過年過節的時候常常會給我們些錢。平時我們也從來不問他們要錢,想想他們也辛苦,就不給他們增加負擔了。”家住杭州和睦社區的趙大媽這樣對觀察記者説。對於大多數城鎮老人而言,退休金是他們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在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下,城鎮老人基本上都辦理了

養老保險,實現了從家庭養老到社會養老的轉變。

養老保險是國家為化解公民老年風險而提供定期收入的社會保障制度。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已有50年曆史。前30年是“低工資、高就業、高補貼、高福利”的國家包企業、企業包職工的統包政策;改革開放以後的15年間,國有企業逐步走向獨立,企業保險因之轉向社會統籌;1995年,中央決定將個人賬戶制度引入中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單一的社會統籌制度轉向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製度,基金管理方式也由現收現付制轉向部分積累制。

有關專家認為,從發展趨勢看,退休金收入將越來越少,社會保障的原則是保障基本生活,因此以後退休金佔原工資的比例不大可能很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曾表示:“從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趨勢來看,今後政府只能提供較低標準的養老金。這和原來的退休金制度有很大的區別。傳統計劃體制下工資標準較低,但退休金的水準較高,相當於退休前工資的80%左右。現在收入水準普遍提高了,但並不都體現在‘工資’上。養老保障交費目前是按照工資單上前三項的20%收取,將來養老金髮放時也只能以這前三項為標準。收入水準超過工資水準更多的職工,養老金的替代率(養老金相當於在職收入的比率)還要更低。因此,要想退休後保持原來的生活水準,就需要靠補充養老保障(個人賬戶交費結存)以及商業保險和個人儲蓄。”根據國家有關規定,基本養老保險水準的量化標準,養老金的替代率大約在60%。這也就意味著從當前89%的替代率要下降到60%,國家將只為退休人員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如今,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已經改變。家庭的供養資源正在減少,供養力下降,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但很多的中青年人都沒有考慮到養老問題,有些人盲目樂觀,認為到老年還早著呢;還有些人把希望寄託在國家身上,認為上了社會保險就萬事無憂了。有專家指出,養老的責任正逐漸從家庭向社會轉移,家庭養老終將讓位於社會養老。今後一個較長的時期,中國將處在一個家庭養老與社會養老並存的局面。

除了退休金之外,也有一些剛剛退休的老人也會搞點小規模的經營,甚至還會發揮餘熱繼續工作。也有一些老人的子女比較孝順而且經濟條件也不錯,他們通常也會給老人不少錢。

農村老人生活依然艱辛

然而對於農村的老人來説,情況可能就不那麼樂觀了。觀察記者來到杭州郊區一些農村採訪時,發現大多數農民並沒有參加任何保險。

一位姓裘的農民告訴觀察記者:“幾年前曾搞過一個合作醫療,但後來卻不了了之。”觀察記者隨後向當地有關部門了解後才知道,所謂的“合作醫療”即是當地曾試行過以合作互助方式的醫療保險,而且這種保險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農民日後年老體衰多病時而設置的,但是僅僅推行了幾個月就不了了之,而農民們則紛紛要求退還已經繳納的保險金。這位裘姓農民還告訴記者:“農民老了最怕得病,兒女再不孝順,總還不至於讓老人餓死,但一旦生病就很難説了。”沒有養老保險,沒有醫療保險的農村老人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從養老方式來看我國農村居民的養老方式一直是以家庭供養為主,養老資金的主要來源一個是子女供養,依靠子女撫養的老年人大約有60%,另一個是土地收入;而在城市中,依靠子女經濟支援的老年人只佔30%以上。這种家庭養老方式一直持續至今,並仍是現今農村養老的主導方式。從收入和農村和城市居民的參加養老保險的情況看,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養老保險水準相差是巨大的。

專家呼籲儘快建立起完善的農村養老體系, 而目前對農村的養老保險存在很多問題,比如管理失去控制、脫離實際。我國現行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一個嚴重弊端是管理體制混亂,部門分工不明確,缺乏統一的設計和協調。勞動部門、民政部門、人事部門及商業保險公司分別管理不同勞動者群體的養老保險業務。不僅如此相同的項目也分成多個部門管理,造成多頭分散管理,互相爭執扯皮,機構重疊,業務交叉。這種現象已經在農民的心目中形成了一定的陰影,影響了廣大農民廣泛參與養老保險的積極性,也增大了該項工作的成本,降低了其效率的正常發揮。同時,養老保險的實際模式脫離農村的實際情況。目前的情況是,農村的養老保險金雖然規定由國家、鄉鎮企業和個人共同籌集,但是主要還是農民自身繳納的多,而且現在的農村養老保險的運作方式還是和商業保險很相似的,這就有一個問題,在比較落後的農村,商業保險由於環境、制度等原因是不能發揮其功能的,所以在農村養老保險的實際模式還是現實的一個盲區。

讓底層民眾對未來充滿希望

城鎮人員靠退休金養老,農村人員靠家庭養老,問題是如果是失業人員或者生活無著落人員又該怎麼辦呢?當我們自己沒有一分錢的經濟來源時又該如何養老呢?

如何建立一個全覆蓋、高保障度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對於社會主義而言中國特色是市場社會主義,對於市場經濟而言中國特色是社會市場經濟,而社會市場經濟就是以全覆蓋、高保障度的社會保障為前提的市場經濟。只有實現了全覆蓋、高保障度的社會保障體系,才能把我國的市場經濟定性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我們把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稱為社會市場經濟。

面對失業、生活無著落的社會底層人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部長丁寧寧認為,政府可做的是將失業保險與社會救助並軌,建立以政府稅收為基礎的、覆蓋城鄉絕大多數居民的社會救助制度。在加強城鄉疾病防疫體系建設的基礎上,建立以政府財政為依託的城鄉公共衛生服務及醫療救助體系。在政府承擔已退休人員社會保障責任的基礎上,降低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率,把覆蓋面擴大到城市所有的工薪收入者。政府出臺稅務優惠措施,鼓勵工薪收入者參與補充養老保險計劃,可以把過去試點中的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轉為補充養老保險賬戶。

養老問題也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問題,同任何社會問題一樣,其複雜性在於:任何一個突發事件,都有可能把潛在的社會矛盾引發出來,威脅整個社會的安定。各級政府固然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危機處理機制,但更重要的是加強調查研究,及早發現問題,防患于未然。所謂建立危機處理機制,並不是要重新設立一個什麼應急事件委員會之類的政府臨時機構,而是要明確突發事件情況下,各個政府機構之間的分工、責任和工作程式,以減少突發事件帶來的損失和對經濟、社會生活的負面影響。二戰以後,西方國家之所以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危機,是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的確立增加了每一個公民的歸屬感。在恢復社會信用和增加公民歸屬感問題上,老年人要比年輕一代有更大的影響力。因此,決不能為了減輕現政府的財政負擔,而拒絕兌現以前政府的社會保障承諾。否則就會付出政府信譽降低的代價。近年來各地區拖欠退休幹部、職工醫療費的問題,已經引發了職工對醫療保障體制改革的不滿,降低了民眾對各級政府的信任。今後不管社會保障制度如何改革,都應當保證已退休人員原來享有的待遇水準不降低。這是老百姓對新制度建立信心的基礎。

但是政府的錢哪來,僅現行的養老保障就已經存在很大的資金漏洞,一些地方出現了收支不平衡的情況,個人賬戶實現積累並與社會統籌基金分開管理之後,統籌基金在未來25年間將出現收不抵支的情況,年均717億元,總缺口1.8萬億。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增值是“錢從哪來”的更深層問題,是否入市是投資組合中最令人關注的環節。

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夠的財政收入成為非常關鍵的一個因素。杭州濱江區副區長方騰高介紹説,濱江區的農民已經實現了農村新型醫療保險全覆蓋,農村養老保險全覆蓋,加上完善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已經建立起全面保障體系。而據觀察記者了解,這個常住人口只有12萬的新城區去年財政收入為高達28億。

同時,由於各地區經濟發展水準不同,各級政府的財力也不同,社會保障基金採取個人工資扣一塊、企業交一塊、財政拿一塊的籌集方法,這勢必形成勞動力市場的地區分割局面。這種局面已經限制了勞動力的區際流通,對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極為不利。因此,從長遠來看,包括養老在內的社會保障需要有全國一盤棋的總體思路。有專家建議通過社會保障稅並形成中央財政,再通過轉移財政支付,撥給各級社會保障部門,並由其根據預算按需分配給社會保障對象,通過社會保障讓底層民眾對未來充滿信心,也使社會更加和諧。

我們選擇什麼養老模式

-觀察記者 傅宏波

幾種養老機構模式

近幾年,國家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鼓勵民營資本參與興辦養老機構,推進養老服務産業化方面,進行了大膽探索,創造了多種養老機構經營模式:

國家或集體興辦。溫州的紅景天養老院是由街道開辦的,主管部門採取了産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方式,公開招聘經營管理人員。招投標結束,雙方簽訂合同,中標方在滿足五保、特困老人入住(政府給予補貼)的前提下,招收社會老人入住,享受國家非營利性機構所有優惠政策。期間,經營者以租金形式分期向主管部門上交部分經營利潤。

集資興辦。溫州永嘉的康樂山莊是在集體的土地上集資興建的老年人社區。溫州紅楓山莊由私營業主出面策劃,政府劃撥土地。私營業主投入少量資金,辦妥手續,然後按照每平方米1700—2200元不等收取老人的資金建房。現在的紅楓山莊經營者已經變更了營業登記手續(由民政部門登記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改為工商部門登記為企業)。兩者都享受國家非營利機構所有優惠政策。

政府與非營利機構聯辦。寧波的頤樂園是由政府劃撥土地100多畝,並出面協調市財政、市慈善總會、大紅鷹集團共同出資1.3億元興建的。出資方共同組建管理公司,在工商局登記,享受國際非營利機構所有優惠政策待遇,入住老人80%為離休老幹部。

民間資本興辦。台州崇德山莊由台州九州藥業集團出資興建,政府劃撥用地274畝。規劃有高檔老年人住宅、功能完備的老年人社區,現企業已完成拆遷賠償、土地平整、工程設計等前期工作,共投入近5000萬元,預計建設總投資約3—4億元。

幾種模式各有韆鞦

浙江省老齡委辦公室副主任錢小平給記者分析了這幾種養老模式的利弊。

第一種模式代表著國辦養老機構改革的方向,是盤活存量資産,有效利用現有養老資源,提高資金效能的有效模式。

第二、三種模式不僅不宜推廣,而且應該嚴格限制或者禁止,理由是:

首先,國有土地資源的流失。溫州一些老年人沒有經過任何土地部門審批並辦理嚴格的用地手續,就自己組織起來,在集體的土地上集資蓋房,嚴格意義上講是土地使用的違法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對土地的使用有嚴格的規定。

其次,導致不當受益。康樂山莊、紅楓山莊集資蓋房,由於沒有計入土地成本,所造房屋與房地産開發房屋存在相當可觀的差價,這部分差價構成了不當受益。例如,一位老人幾年前出資5.6萬元買了一套80多平方米住房的使用權,現轉手出讓賣到20多萬元,自己僅需向山莊管理機構上繳2800元的管理費即可。

第三,社會再分配不公。這些山莊集資建房,參與的老人不是也不可能是最需要關注的貧困老人,其中大多數是離退休幹部、教師或者收入較高並有一定積蓄的老人,而真正貧困需要照顧的老人卻無力集資蓋房,無法享受此等優惠。寧波頤樂園入住的老人80%以上是離休幹部,有位離休的局級幹部,夫婦二人住的套房每月僅需2000元,還不到他離休金的一半,享受超值服務。他家裏原有的住房可租可售,兩頭獲利。社會福利屬於社會再分配的範疇,其出發點是扶危濟困,幫助需要幫助的人群。而入住這類高檔福利機構的人,原本已經享受了應得的福利,再以較小的代價獲得超值的服務,實際上是社會福利享受對象的錯位,違背了社會福利的本意,造成了事實上的再分配不公。

第四,隱含著不安定因素。溫州出臺以在工商登記和在民政登記為標準區分營利養老企業或非營利養老機構的文件以後,由政府劃撥土地集資蓋房的紅楓山莊老闆立即提出改“民非”登記為工商企業登記,這樣就需要補交土地出讓金,該老闆表示這筆出讓金肯定會轉嫁到入住者頭上,無形中把政府推到了入住老人的對立面,政府處境尷尬。

第五,存在國際化養老誤區。有的養老機構為了增加收入,提出吸收港、澳、臺甚至外國老年人來入住。如果該機構是按完全成本計價的方式接納入住,則無可厚非;但如果是按照目前通行的不計地價和造價,僅以運營成本計價的方式接納入住,就值得商榷。因為這意味著港、澳、臺或外國老年人將以相對於其原住地極其低廉的養老成本,來享受我們的超值服務,從而佔用我國靠國民稅收建立起來的、極其稀少的社會福利資源。此外,也意味著我國在用自己的社會福利資源替港、澳、臺地區或外國政府承擔向老年人提供社會福利的義務。

第四種養老模式應該大力提倡和推廣,因為它是真正的民間資本投入,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既彌補了政府投入的不足,又為社會老人提供了養老服務,滿足了日益增長的老年人的需求,同時也為社會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完全符合我國政府大力發展的社會服務業的指導思想。但也恰恰是這種模式遭遇到了政策“瓶頸”:即只有登記為民辦非企業單位才能享受國家的優惠政策,可是登記為“民非”又給這些單位帶來很多麻煩和困難。例如台州崇德山莊,由於台州市發文將該山莊定性為“民辦非營利福利事業單位”,土地不能抵押貸款,將來土地上的建築物也不能抵押貸款,且不能出售

房屋産權,致使九州藥業集團資金運作困難,投入資金不能收回,投資商如今是進退維谷,騎虎難下。

社會養老 大勢所趨

一方面,龐大的老年群體在入住養老機構和日常生活照料、精神慰籍、心理調適、康復護理、臨終關懷、緊急救助等方面的服務需求呈增長態勢;另一方面,養老服務市場産生了多樣化的細分要求,在當前人口老齡化新形勢下,與日益增長的社會養老服務需求亦不相適應,矛盾日漸突出。例如服務設施短缺、服務主體過於單一、服務供給嚴重不足、服務品質相對較低等。

因此,必須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業。

現行的養老服務政策及相關的優惠扶持政策過於強調服務活動的福利性、公益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民間投資的資本屬性,也否定了社會養老服務業活動的産業屬性,致使民間資本投資養老服務業熱情受阻,而已進入這一領域的民辦養老服務單位也大多舉步維艱。因而,儘管政府每年投入鉅額建設資金和運行補助,但養老服務覆蓋面和受益面都不大,遠遠不能滿足老年群體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

拿浙江省來説,民營經濟是它的優勢和活力所在。當前,社會正處於加快建設小康社會、建設和諧社會的歷史新階段,吸引和扶持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業,既可以拓寬養老服務業資金投入渠道,減輕公共財政負擔,增加養老服務業有效供給,提高養老服務業的社會化、專業化水準;又可以拉動內需,提供大量就業機會;同時還有利於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現代服務業的發展,為民營經濟開闢新的發展空間。

國家應放寬市場準入,實行公平待遇。對民營養老服務企業與國辦、集體辦養老機構的收費性養老服務項目一視同仁,公平待遇。簡化企業註冊登記和投資核準,改革收費核準制度,國辦養老機構逐步退出經營性服務領域,為營造平等競爭的養老服務市場環境,發揮國家福利資源使用的最優化效應,國辦養老機構在堅持福利性、救助性服務宗旨的前提下,進一步明確定位。

加大對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業的政策扶持。建立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養老服務業的專項發展資金,研究優惠供地辦法,實行稅收政策優惠,加大信貸支援力度,規範國家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收費行為等等。以此來充分調動民間資本投資經營養老服務業的積極性,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社會養老服務需求,促進我國養老服務業的快速協調發展。

社會老齡化,世界各國的難題

-王 歡

隨著全球老齡人口的“爆炸式”增長,經聯合國調查預計,到2050年,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總數將近20億,佔總人口21%,並將超過14歲以下兒童人口的總數。百歲老人將從2002年的約21萬增長到320萬。到2050年,非洲老齡人口將從4200萬攀升到2.05億;亞洲從3.38億增加到12.27億;歐洲從1.48億增加到2.21億;美洲從9600萬增加到3億。人口老齡化已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早已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日本,有法律保護的養老

隨著人口高齡化進程的加快,日本政府制訂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並不斷進行修改和補充,以期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根據國際標準,日本從1996年起就已經進入了老齡社會。

日本政府早在50年代末便開始通過立法來解決養老問題。1959年,日本頒布《國民年金法》,採取國家、行業、個人共同分擔的辦法,強制20歲到60歲的日本人都參加國民年金體系。1963年,日本政府推出了倡導保障老年人整體生活利益的《老人福利法》,推行社會化養老。1982年又出臺了全面推廣老人保健設施的《老人保健法》,使日本老人福利政策的重心開始轉移到居家養老、看護的方向。比如,政府出資培訓了10萬名家庭護理員,負責看護老人,處理家務;普及托老所,提供短期入住、看護、治療;開發了一批低價位的“三代同堂”式住宅;倡導全民保健等。正是這三項法律方才支撐起日本的老年人福利保障體系。

隨著人口的持續老齡化,日本社會對養老金、社會養老、雇傭、醫療、照料、教育、居住環境等問題非常關注,作為老齡化社會對策的綜合性法律,1995年制定了《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根據《高齡社會對策大綱》採取各項對策。

為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準,日本建立了養老金保險制度。它由國民年金、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等組成。國民年金是日本養老金制度的基礎,20歲以上60歲以下、在日本擁有居住權的所有居民都必須加入。個體經營者、無業人員等每月需交付1.33萬日元,企業職工和公務員則分別加入包含國民年金在內的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繳納金額為收入的17.5%,由職工和僱主各負擔一半。這種“全民皆年金”的強制性保險措施,使所有連續25年以上參加保險的日本人,都能在65歲後領取養老年金,使基本的生活水準得到保障。

隨著老齡人口的增加,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越來越多。為解決這一問題,日本政府從2000年4月開始實行“看護保險制度”。它規定,市町村及特別區、都道府縣和醫療保險機構等為保險人,40歲以上的人為被保險人,被保險人為了今後得到看護服務,也要繳納一定的保險費。需要看護時,可提出申請,經看護認定審查會確認後,即可享受看護保險制度所提供的不同等級的看護服務。被保險人只需承擔看護保險費用的10%,其餘部分由看護保險負擔。

針對日本社會的高齡化現象,日本政府還通過修改雇傭保險法推動高齡雇傭。修改案加強了對大量雇傭高齡者的企業進行獎勵的制度,增設了“高齡者繼續就業補助制度”,對工資低於60歲退休時工資的高齡受雇者給予一定的補助。另外,日本政府還採取鼓勵延長企業職工退休年齡等措施,引導老年人由“老有所養”轉變為“老有所為”。

美國,在保險方面下功夫

隨著戰後“嬰兒潮”時代出生的人即將步入老年,美國的養老問題也日益突出。為此,美國政府和有關方面以不斷完善社會保險體系來應對這一問題。

社會保險是美國社會安全網中最重要的一環。每個人參加工作後,公司和僱員都必須按照有關法律同時交納一定比例的社會保險稅。到65歲退休時即可從中受益,提前退休扣減適當比例的收益。比如説某人今年45歲,年收入4萬美元。如果2019年62歲提前退休,每月可領取987美元。按法定年齡退休後到66歲時每月可領取近1400美元,隨著年齡增長收入也相應增加。有了社會保險的收入,老人可以自己在家安度晚年,也可以進養老院頤養天年。

當然,對於老年人來説,最重要是社會保險中的醫療照顧計劃。醫療照顧計劃是美國政府專門針對老年人和殘疾人于20世紀60年代初期設立的計劃,政府用社會保險稅收為該計劃注入資金。計劃分為A和B兩個種類,區別為全部免費和需適當交費,分別享受不同範圍的醫療照顧服務。參加社會保險計劃的老人均可享受這兩種服務。這樣,在社會保險網的保護下,老年人的養老、治病和送終問題就基本上得到了解決。

巴西,重視老年人的生活保障

巴西保障老年人權益一直受到巴西政府和社會的重視。各級政府制訂了一系列法律和行動計劃。巴西憲法規定,“家庭、社會和國家有義務贍養老年人,保障他們參與社會,捍衛他們的尊嚴和福祉,保證他們的生活權利”。1994年和1996年,巴西先後以法律形式頒布了《國家老年人政策》及其實施細則,對政府和公共部門應為老年人提供的服務和老年人應該享有的權利作出了規定。

在醫療保障方面,公立醫院普遍按法律規定設立了老年專科。除了看病優先和享有公民普遍的免費醫療福利外,老年人還享有免費注射流行病疫苗和康復治療的優惠。例如自1997年以來,政府一直為60歲以上的老人免費注射流感疫苗。

巴西所有老年人都有權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根據1993年12月通過的法律,70歲以上的老人如果能證明自己無收入,並且也得不到子女的贍養,或人均家庭收入不足國家規定最低工資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到國家社會保險局申請領取一份最低工資,孤寡老人可以住進公立的養老院。1998年1月,巴西政府又將享受這種社會救濟的年齡從70歲降低到67歲。而所有年滿65歲的老人,在繳納個人所得稅時免稅額比一般納稅人多1倍多。此外,地方政府也有各自針對老年人的稅收優惠。例如,首都巴西利亞政府規定,65歲以上老人在衛星城自有的房屋可以免交120平米的房地産稅等。

為了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法律規定政府應為老年人提供法律諮詢,各級法院優先審理65歲以上老人提出的訴訟。每個公民都有義務投訴任何忽視和損害老年人權益的現象。各級政府成立負責協調、監督和評估國家老年人政策實施情況的老年人委員會,支援教育部門建立老年大學,併為老年人提供適當的工作機會。

俄羅斯,進行養老制度改革

目前,俄羅斯正在全國實行養老制度改革,從以前的養老社會統籌,過渡到社會統籌和養老保險相結合。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善退休人員待遇,調動企業和職工參與養老的積極性。估計全部改革將於2016年完成。

之前,俄羅斯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主要來自企業繳費。實行改革後,俄羅斯退休人員的養老金將由基本養老金、養老保險金和養老儲蓄金三部分組成。基本養老金由企業和國家承擔,企業每月將職工工資總額的14%上繳國家財政,國家用這筆錢和部分財政撥款來發放退休人員的基本養老金。基本養老金數額很低,僅能維持最低生活,但會隨著物價上漲而調整。此外,企業每月還需上繳職工工資的12%,作為職工的養老保險。養老保險金存入每位職工在國家養老基金設立的個人帳戶。職工退休後,每月領取的養老金,是個人帳戶上的總額除以領取養老金的總月數。目前俄政府暫時規定退休職工領取養老保險金的年限為14年。

改革後,單位和個人繳納的養老儲蓄,都將進入職工在國家養老基金的個人帳戶。為使儲蓄升值,國家養老基金可以根據個人委託,與投資機構簽定合同,由它們將養老儲蓄用來投資,但只有國家授權機構才可參與投資。目前,俄政府還沒就如何投資、以及是否讓私營公司參與做出決定。據説為保障退休人員的利益,避免投資風險,俄政府將設立專門的委員會,對投資機構的經營進行監督和評估。

瑞典,讓老人能安度晚年

由於長壽和生育率低,瑞典早已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超過65歲退休年齡的老人佔到全國人口的17%,其中80歲以上的老人佔5%。

瑞典早在上世紀50年代便建立起了社會養老制度。瑞典議會1956年通過的社會福利法明文規定,子女和親屬不再負有贍養和照料老人的義務。經過近半個世紀的努力,瑞典的養老制度已變得更加完善。

政府通過發放基本養老金為養老提供經濟保障。瑞典的養老金由國家統一發放,所有定居瑞典的人,年滿65歲後都可根據居住年限領取數額不等的基本養老金。只領取基本養老金的人由於還享受其他形式的社會補貼,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保證。工作過的人退休後還可根據其工齡領取到一筆附加養老金,兩筆基金差不多相當於退休前工資的70%,維持生活綽綽有餘。還有住房補貼,對像是所有低收入退休者,以避免這部分人退休後住房品質下降。這也保證了所有退休老人都能擁有住房。

另外,還有提供的醫療保障,使人們在退休後仍能像以前一樣享受近乎免費的醫療服務。此外,老人們還可享受三種特別醫療保健服務:一是請醫生、護士到家看病;二是長期住院治療,各醫院都為老人設有相當數量的專用病床,保證他們能得到及時治療;三是療養院。加上市級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種社會服務保障,可以滿足任何老人任何需求。

民營養老機構何以舉步維艱

-觀察記者 袁華明

隨著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社會力量興辦養老機構本應可以對現在已經不堪重負的老齡問題有所緩解,但是到目前為止民營養老機構處境艱難,一些民營養老機構甚至已經夭折。民營養老機構何以舉步維艱,又應當以什麼樣的政策來扶持民營養老機構?

99老人樂園的困境

見到王雪飛時,她正在和工作人員商量工作。據工作人員説,王雪飛很少呆在自己的辦公室,大部分時間不是和工作人員商量工作就是到各個房間去巡查。

曾經做過服裝生意的王雪飛非常敬業,但如今這個敬業的女人卻遇到了最大的困境。1999年,奉化私營業主王雪飛夫婦斥資1400萬元在當地開辦了浙江省內規模最大的民營養老院,但由於對市場把握不準和得不到政府有關部門的扶持,出現了鉅額虧損。僅2003年年初至今,養老院就已虧損200萬元。

對王雪飛夫婦來説,試水養老事業緣于偶然。王雪飛早年因和丈夫一起辦企業,無法照顧長期患病的母親,當她將母親送入奉化一家養老院後,母親在那裏生活得非常開心,這激起了王雪飛辦養老院的念頭。1999年秋,王雪飛自籌資金20萬元,在奉化舒家村辦起了養老院,取名“99老人樂園”。

“99老人樂園”經營狀況一度非常不錯。不到一年,舒家村的這個院落就住滿了60多位老人,老人樂園也産生了利潤。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展望前景一片樂觀的王雪飛作出了擴大投資、建造寧波乃至浙江省最大規模民營敬老院的大膽決定。令她意想不到的是,正是這個決定,讓她陷入了現在的困境。2003年初,王雪飛在丈夫的支援下,毅然變賣廠房和家産,將“99老人樂園”喬遷新居,給老人們營造了一個溫馨的家園。社會老人按不同的護理程度,收費標準分550元、630元、780元三檔;“五保”老人每人每月收500元,還給60元零花錢。一些家境貧困的老人,只要出具居委會或村裏的證明,王雪飛只收伙食費,床位費、護理費一律免收。“攤子一下子鋪得太大了。”現在想來,王雪飛也覺得當初的投資實在有點過於盲目,“和別的行業不一樣。由於敬老院是微利行業,投資回報週期長,很多企業和個人不願意投資就是這個原因。而我恰恰投資進去了。”憑著多年的商戰經驗,王雪飛也曾做好了前期虧損一點的心理準備。她的設想是,把老人樂園的房産作抵押向銀行貸款,所以她連丈夫經商的那一筆流動資金都沒有預留。沒想到,銀行的答覆是:作為非贏利性社會福利機構,樂園的房産既不能作抵押,也不能貸款。這一下子讓王雪飛陷入了深深的苦惱。

本來,王雪飛心中有個宏偉的計劃:如果一期投資順利,她還將繼續融資3000萬元,將“99”建成浙江省規模最大、檔次最高的綜合性老人樂園,能接納1200個老人入住。可是目前,已經被她心愛的這份事業“困住”的王雪飛,看來只能將這個宏偉藍圖暫時束之高閣了。擺在面前的種種困難,使得曾經躊躇滿志的王雪飛騎虎難下、進退兩難。據了解,如果她把老人樂園關閉,樂園的房産光是租金一年就有100萬元收入。“那樣做,這些老人們怎麼辦?”王雪飛説。

近日,園長王雪飛表示,養老院出現嚴重虧損,難以為繼,她已萌生退意。王雪飛説,當初她和丈夫任定基變賣在奉化開辦的企業以及多處房産,在奉化城區河頭路北端建起了佔地15畝的“99老人樂園”,是懷著雄心壯志的,她非常熱愛這份“銀發事業”,但目前的窘境只能讓她與這份事業黯然作別。

民資介入養老進退兩難

王雪飛夫婦當初顯然有些盲目樂觀了。養老院擴建之後,虧損接踵而至。王雪飛分析了失敗的原因:一是樂園的房産既不能作抵押,也不能貸款。而當初依靠朋友們擔保向信用社貸得的500萬元錢,利息高,單是這筆利息一年就要付出幾十萬元。二是樂園建造時沒有對市場進行科學的分析,加上投資過大,入住率低下,養老院的日子靠那批老人、殘疾人、特困戶和“五保”老人每月150元至650元的入住費來支撐,入不敷出。三是養老院這種福利事業屬於微利行業,投資大而回報週期長,再加上民營資本無法得到政策的扶持傾斜,盲目進入註定會遭遇“嗆水”。

其實,早在1996年,溫州活躍的民間資本就開始進入養老體系,使溫州成為全國最早出現“社會福利社會化”模式的地區。1999年,“溫州模式”由民政部向全國推廣,各省都開始了福利事業的社會化運作。整個浙江,民辦養老設施佔了60%以上,這一比例遙遙領先於國內其他省份。在民營養老院的發展方面,浙江走得最早,民營涉足養老院,不僅為老年人提供了一個安逸的養老環境,也分擔了政府的難處。來自北京、上海的統計數據顯示,北京的民營養老院佔全市養老機構總數的19%,收養老人數佔全市收養老人總數的25%;上海民營養老院也已佔全市養老機構總數的26%。

養老産業被公認為是一個朝陽産業,市場潛力巨大。以溫州為例,現在溫州60歲以上的老年人約84.2萬,佔全市總人口的11.32%,而溫州在外經商的已達200多萬人,城市“空巢家庭”日益增多。所以,越來越多的市民無暇照顧老人,並願意把自家的老人送到比較好的養老院接受更好的照顧。而目前浙江省的民營養老機構大部分都在溫州,溫州民營養老院數量現居全國各大城市之首。至2004年底,浙江省老年人口數已達640.83萬人,有上百萬老人需要入住養老機構,但公辦養老院“人多床少”,似乎給民辦養老機構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然而在這塊看似豐厚的“蛋糕”面前,浙江民辦養老機構卻步入“辦一家、虧一家”的尷尬處境,大部分民辦養老機構投資者進退兩難。

民營養老機構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間

誰不關心養老問題呢?一項調查顯示,目前老百姓對養老保障關注的程度達到76%。那麼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光靠政府辦養老機構,是非常困難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資金的嚴重短缺。一個設施合格的養老院,按照不同的規模,投資從幾十萬元到幾千萬元不等,光靠政府投入,根本無法實現,怎麼辦?就要鼓勵民營養老院的發展。

不少市民認為,既然民營企業在幫助政府解決養老問題,政府也應該給民營養老院提供政策支援,尤其是在民營養老院佔據著較大比例的情況下,扶持民營養老院的發展,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保持社會穩定、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可喜的是,2004年全國老齡辦領導專程到浙江省的溫州、台州、寧波、杭州等地調研,不久將會有具體政策出臺。今後,民營養老機構在融資服務、財稅支援、土地使用、醫保定點等方面,將享受與公立養老機構同等待遇。在目前民辦養老機構“辦一家、虧一家”的艱難處境下,希望扶持民營養老院發展的具體政策,能來得快一些,並希望地方政府也能積極行動,扶持民營養老機構的發展。

那麼,是否有必要給予民辦機構和政府性機構平等待遇,出臺對民辦養老機構的融資、稅收等諸多方面的優惠政策?專家謹慎地認為,對此還只停留在專家探討階段,具體如何引導“社會福利社會化”,需要從中央到地方達成共識。

事實上,國家對福利事業社會化的態度是明確的,而且在2000年國務院辦公廳就出臺了第19號文件,文件中明確規定,對社會福利機構的用電按當地最優惠價格收取,用水按居民生活用水價格收費;對社會福利機構使用電話等電信業務要給予優惠和優先照顧。但有關部門在具體執行中出現認識上的差異和工作中的互相推諉,導致有些措施不到位。仍以奉化“99老人樂園”為例,據王雪飛回憶,在開辦初期電力部門對“99老人樂園”電費的收取是按工業用電的標準,為此她多次跑去電力部門,要求按居民用電價格來收費。在無果的情況下,王雪飛找到了民政局的領導,在民政局領導出示了國務院辦公廳[2000]19號文件、把“對社會福利機構的用電按當地最優惠價格收費”這一規定劃出來給電力部門看,對方才同意按民用電的標準收費。當地政府對民營養老事業不夠重視、支援力度不夠。王雪飛舉了個很實在的例子,就拿養老院前面這條路來説,從2003年入住養老院到現在,都兩年多了,路還是原來的石子路,而且除養老院前面這200米左右,前後都是水泥路,政府這樣做事能讓人沒有想法嗎?而且從來沒有哪個部門關心過,過問過?更要命的是這條路所在的奉化市何頭村還要每年向王雪飛收取幾萬元的“使用費”。

杭州市民政局副局長劉南認為,從目前來看民營養老機構主要存在三大瓶頸:一是政策瓶頸,將養老機構定性為公益事業,投資了不能分紅、不能追求回報,硬是讓民營企業家當“活雷鋒”,違背誰投資誰受益的投入産生基本經濟規律;二是不平等競爭,公辦養老機構由國家劃撥土地、人員進入事業編制,並給予財政補助,而民營養老機構則沒有這些待遇,成本非常高,導致競爭條件先天不平等;三是在各項優惠措施上仍不能保證到位,水、電、煤氣、有線電視等沒有相應的優惠措施,也導致民營養老機構日常性成本上升。因此,劉南建議改革現行體制,效倣《民辦教育促進法》中社會力量辦學的投資收益模式,至少要讓民營企業家的投資能保本;同時改善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並加大扶持力度,出臺具體、明確、細化、可操作的優惠措施。

“丁克”老人, 你們快樂嗎?

同樣是二人世界的簡單生活,年輕人的“丁克”,自主獨立而新鮮前衛;老年人的“丁克”,順乎自然而日漸普遍。“丁克”(DINK),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的縮寫,即雙收入無子女的含義。以這一時髦概念來重新詮釋老年人的“空巢”現象,或許能使我們有另一種理解和感受。

-觀察記者 孫艷蘭

“丁克” ,是一種生活方式,它代表了輕鬆、自由、叛逆、膽識、勇氣……總之,那是一種前衛的家庭形式。選擇“丁克”,即選擇了一種更為自主的生活方式。

然而,現如今,越來越多的老年人笑言自己似乎也成了“丁克”:他們中有的是身邊無子女,又無他人照料;有的是生活和住房條件改善了而喜歡獨居;有的是子女外出工作或學習甚至出國定居了。因此,他們和子女在一起生活和交流的時間是少之又少或是幾乎沒有。

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這種類“丁克”現象,正變得日漸普遍和尋常。

孤獨的“丁克”老人

“高樓時代”的人際關係,已遠不如“弄堂日子”那樣親熱和睦。這自然有水泥墻厚重、門窗密封性能好的原因,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中更有人們自設的心理“防盜門”的“功勞”。

在如此的居住環境下,孤獨的“丁克”老人,便更覺得生活的空巢感無處不在,這種空巢感裏包含了思念、自憐和無助等複雜的憂愁情愫。

大年三十,住在杭州下城區60歲的鄭之成夫婦,在豐盛的年夜飯桌上擺了三副碗筷,這個習慣是從三年前獨生女兒到美國後開始的。接到女兒的越洋電話,兩位老人落淚了,思女之情更顯濃重。

“現在女兒已經懷孕6個月了,他們小夫妻身邊沒有長輩照顧,自己又沒有經驗。女兒有時人不舒服會打電話回來,我們老倆口心裏那個急啊,但是卻一點勁也使不上。”鄭老伯與記者聊起他那遠隔重洋的寶貝女兒,立時流露出無比的思念與焦慮。

放心不下的老倆口,最近終於下了決心,由鄭老伯辦簽證去美國照顧女兒。於是,他們去領事館辦申請、體檢,來回好幾趟,忙乎了好一陣子。可當準備工作做得差不多的時候,鄭老伯卻又開始擔心獨自留在家中的老伴,怕她生活孤單沒人照顧。為了照看女兒,卻又要無奈地“破裂”了自己的家,老倆口心裏的酸澀與無奈,旁人或許很難體會。

情形各有不同的老年“丁克”生活,的確很容易使人産生強烈的孤獨感。細細推究,其實原因有很多。

有的是對離退休後的生活變化不適應,不知該做些什麼、怎麼與社會交往;有的是對子女情感依賴性強,兒女不在身邊時容易産生強烈的心理失落感,涌起孤苦伶仃、自悲、自憐等消極情感;有的是心境抑鬱,行為退縮,缺乏獨立自主、振奮精神、重新設計晚年美好生活的信心和勇氣。

即將“舍”下老伴,遠赴美國的鄭老伯,應該屬於第二種情況。當然,也有不少老人因為離退休後在家,生活空虛乏味,精神沒有寄託,性格就變得孤僻而抑鬱。他們中許多人深居簡出,很少與社會交往。

由於觀念問題與文化差異,國內的“丁克”老人,越是性格內向,就越是不願意住到敬老院或老年公寓。他們覺得那兒是沒親人照顧的老人才去的地方,會被整個社會所孤立;或者擔心那些外表光鮮的老年公寓收費高或住在那裏並不一定就會開心。

重重的顧慮,使得一些過於渴望親情與關愛的“丁克”老人至今仍未找到自己所適合的生活方式。

快活的“丁克”老人

應該説,加入“丁克”族的老年人也不都是孤獨與寂寥的,也有不少老人正在享受這種悠閒自在的“丁克”生活,或主動與子女分開居住,或去敬老院、老年公寓和更多的老年人一起生活。

“今天我們來學做一道小吃—面線糊。別看它簡單,做起來你們可別‘眼高手低’……”記者循聲望去,見到許多老人圍坐在社區活動室裏。他們告訴記者,這是李開玲在開“烹調班”。李大姐曾在杭州某旅行社從事烹調工作,做各種各樣的小吃是她的拿手好戲,同時她又是一名特級面點師。

去年退休後,李大姐嫌在家呆著悶,而且已經跟剛剛結婚的兒子分開住了,她就找到自己所在的社區居委會,毛遂自薦想教社區裏的居民們做面點食品和本地小吃。

至今,她已經向來聽課的老人們教授了花色小饅頭、芝麻油蔥餅、韭菜盒等各種花樣的食品。李大姐的廚藝班越辦越精彩,老人們在這邊學有所獲之後就時不時往家裏“引進”各種風味小吃,李大姐自己也覺得頗有“成就感”。

隨著生活和居住條件的改善,有許多老年人已經有條件住在自己的房子裏,而往往這些老年人不少也是有一定獨自性的。他們覺得子女雖然不能日日陪伴,但自己卻也能自在地過日子,不用每日費心照料孩子的生活起居。

於是,這類“丁克”老人為了充實自己的生活,常常會找些自己擅長或愛好的事情來做,也樂於和那些志同道合的老年人一起消磨時間。

歲月的滄桑,生命的起伏,使他們經歷了太多的時代變遷。如今,沐浴在夕陽余暉中的他們,仍用聰明才智裝點和充實自己的銀發人生。雖然在退休之後,他們的生活角色變了,生活內容變了,但之所以仍孜孜不倦地學習、交流,也是在體驗著平凡是福、開心是福的人生哲學。

近幾年,老年公寓這個新鮮事物正逐漸走近我們的生活,雖然一個新事物從出現到被人們接受總會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其中會有起伏、會有爭議,但對於一种老年優質生活形式的探索,它也越來越受到老年“丁克”族們的關注。

而且,也有一些適合此種養老方式的老年人在老年公寓裏感受到了晚年生活的快樂,這成為了“丁克”老人們擺脫孤獨的又一種新選擇。

在某老年公寓已住了一段時間的張爺爺對記者説,他住進老年公寓後,認識了幾個談得來的老人,寂寞感大大減少,不僅不用買菜做飯,且文化活動豐富多彩,生活有規律,心情比較舒暢,原先不大上門的子女也反倒跑得勤了。

推究其中的原因似乎是:由於張爺爺手中有了賣房子的十萬八萬的錢,子女們帶著隔輩兒來時,老人往往出手大方,幾代人都高興;以前老人有一套房子,子女們往往互相猜忌,以至誰都不願意贍養,賣了房子倒沒了這個心病,反而意識到自己當兒女的責任。

解讀老年“丁克”現象

從某種程度上講,年輕人選擇“丁克”生活的自主性要大於老年人,他們自身的獨特觀念使得自己在一段時間或一生都樂於接受這種生活方式,而老年人則由於社會老齡化發展,從而被動地或逐漸接受這種類“丁克”的生活方式。

隨著第一代獨生子女的成家立業,2+4的家庭模式已經逐漸清晰地出現在人們眼前,成倍的 “空巢”老人迅速涌現。在社會和政府的關注與努力離人們的期望還有一定距離時,一些社會學家及媒體已經投入了相對更多的熱情和關切。

對於“空巢”而居的老人,整個社會需要更多地加以關注,但應該以客觀的態度來關注。因此,我們似乎該先有個全面的了解和調查,從而才能得到全面而正確的認識。

通過在採訪中接觸到的一些老年人,記者親身感受到那些不和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丁克”族們,他們的生活狀態其實是多種類型的,有孤獨憂鬱的,也有樂觀開朗的,並不是人們固有印象中的或者是一些報道中的片面觀念。

“老年人因為獨居生活而産生一些孤獨感是很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是不是所有與子女分開居住的老年人都過得孤寂痛苦,我覺得是不能一概而論的。”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的王小章教授認為,對於老齡化社會的分析應建立在客觀認識之上。

對於所有老人而言,子女及其他親人的關心是他們最渴望得到的,當單獨生活的枯燥和單調週而复始時,老人的內心都會自然地感到孤獨。面對這種孤獨,有些老人處理不好,就容易産生各種各樣的心理問題,而有的老人處理得當,就能在充實的生活中使之淡化。

王小章教授和記者舉例説,比如有些老人本身生活就比較獨立,喜歡有自己的生活空間,他們主動提出和子女分開住,這樣的生活方式有時還能化解兩代人之間人際關係的摩擦。

所以,在現在社會與人們觀念日益開放的趨勢下,“丁克”老人們有的會為“空巢”而感傷,有的卻是樂於過得自在而獨立。關心他們也就需要有不同的方式,有的希望其子女多給予親情的慰藉,有的則是希望社會給予他們在晚年更多實現自身價值及充實精神與心靈的機會與環境。

因此,片面地宣揚和渲染老年人的生活困擾,其實並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同時也會在無形中給予老年人不良的心理暗示而使其更感孤獨。以平和的態度和平等的姿態走近他們,進而了解他們的所想、所需,之後才能更恰如其分地付出我們的關愛之情與關愛之舉。

步入老年,到底該如何養老?傳統的觀念是在自己家中由兒女照顧安享晚年,敬老院的集體居住形式亦早已有之,政府方面正在以提供社區服務的方式推進居家養老,房産商們也在嘗試老年公寓的新思路。或許不久的以後,還會有新的形式出現。

然而,“丁克”老人畢竟也是獨立的個體,他們有自己的想法和喜好,有人適合如此養老,而有人適合那般養老。各種方式無所謂好壞,其實都應順應各人自己的選擇。所以我們也不必特意倡導老年人去選擇哪種形式,而過於介懷哪種形式的不夠完善。只要是老人自己樂意的生活方式,就是好的養老之道,那樣,他們自然會感到身心愉悅。

説到此,我們或許已有一些新的感悟,關心老人並不需要那些流於表面的、過於美好而熱情的辭藻,我們首先應該做的,是真正地去了解他們的內心和情感,知道他們所需,從而給予他們所需,或者加以適當的引導。

這一切,或許可以從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開始:“丁克”老人,你們快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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